封德平

〔摘要〕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服务于产业升级的需要，必须定位好自己在国际大博弈集团中的位置，特别是要认清自己目前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第三梯队的现实，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尤其不能出现战略误判，直接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的崛起需要学会在国际大集团博弈中腾挪躲闪，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始终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这样国内的政治改革等举措才能较顺利推进。目前，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机遇期，中国政治改革的总目标应该是建构起符合于中国崛起需要的、人民大众的、规范运作的、效率和公正兼顾的政治体制和机制。

〔关键词〕国际大集团；博弈；中国崛起；政治改革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6-0096-06

探讨政治改革通常会涉及到政治改革的对象、目标、主体和具体方略等问题。那中国的政治改革对象和目标是什么，如何改才容易成功？要回答清楚这种问题，首先就需要弄清楚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并且需要弄清楚主要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我国政治改革目标的实现这类问题。中国的政治改革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服务于中国崛起的需要，即是服务于民富国强的需要，也即实现“中国梦”的需要，至少在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深刻牵动着世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故不但需要妥当处理内在问题，而且也需要有一个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其中大国竞争的有利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如果是在战略空间的被挤压状态来讲中国的崛起就很艰难，这就是本文从国际大集团博弈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原因。

一、中国崛起成功的内外条件与政治改革目标和对象的确定

对大国兴衰原因的探讨形成了多种观点，主要有“地理决定说”“生产效率说”“文化说”“政策说”和“制度说”等。应当看到如果不考虑外部干扰因素，单纯从国内的发展角度来看，一个大国崛起的影响因素也是多样的，上述地理、生产效率、文化、政策和制度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的深度和方式具有差异而已。但我们也当看到这些要素中，核心应是生产效率问题，只有生产效率提高了，一个大国的经济才能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迅速提升，军事实力才能快速增强，进而促进社会日益繁荣稳定，而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科技文化、政策和制度等都只能算是一个大国经济日益强大的重要影响条件，都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来推动国家的崛起。这是单纯从一个国家内部因素来看可以得到的结论，但若将外部因素引入，结论就可能发生变化。

此时，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通常不但会面临其他竞争性大国，甚至是顶级强国的竞争压力，同时其他中小国家的向背关系也会影响到该国的崛起。于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就会多一些崛起路径的选项，既可以考虑主要通过自身发奋图强而崛起，也可以考虑通过对外战争进行掠夺、征服而崛起。当然，反过来该国也就会面临着被其他国家成功压制而失败的可能。总体而言，有和平崛起、战争崛起和二者交互作用而崛起这样三种方式。和平崛起主要是通过自身内在的良性成长、日益壮大而崛起，此种现象通常是在较特殊的条件下出现，比如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败国却在一个冷战环境下和平崛起了；战争崛起则主要是通过战争掠夺、征服而崛起，历史上的马其顿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等都是这种形态；而和平与战争二者交互作用的崛起算是一种历史的常态，比如英国的崛起就既有自身通过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的一面，也有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对外战争而扩张、征服的一面。

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只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就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环境，而在此环境之下，中国需要能够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在经济迅速增长增强的过程之中，能够不断改革健全制度，才能够最终实现崛起。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但并不代表崛起成功，主要在于目前还不能算是经济、科技强国，中国的大量产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很容易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替代，只有到中国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成为了世界制造强国才能代表崛起成功。①从当下来看，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最终崛起的关键环节，其他一切经济、政治、科技、文教、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活动都应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来做，服务于产业升级，才能有效迅速推动中国的成功崛起。当然，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之中，需要兼顾其他如民族、民生等问题，只是此处强调中国崛起成功的着力点是产业升级，其他问题不能够成为影响产业升级的巨大阻碍。

既然如此，中国政治改革目标和对象的明确就是当下中国政治改革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判断中国政治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问题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核心是合理地分配权力并限制权力，避免滥用权力，通常简称“民主政治”，具体又有增强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②等不同主张。西方的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或称之为党争民主、选举式民主，产生的代表都只能代表某一利益集团，而西方的这种选举民主真正有利的对象是资本集团。在实现“人民主权”向“选举式民主”的话语转换过程之中，熊彼特和萨托利等人起了巨大作用，但这种转化遮蔽了民主的本义。〔1〕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在民主的本义上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而不能停留在选举式民主这样的程序性民主层面；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服从于中国崛起的需要，需要从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角度来制度设计。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建构起一个既有活力又相对廉洁、规范的政治运作体制和机制，在效率和公正之间达到一定的平衡，进而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各集团相对和谐又奋发有为格局的形成。站在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政治改革的问题，对于进一步明确政治改革的目标和对象较有帮助。

整体来看，中国的整个社会力量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执政党的组织力量，二是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力量，三是资本的经济力量，四是社会舆论的监督力量。〔2〕此四类力量分别主要代表了执政党、国家机关、资本集团和社会大众四种社会团体，他们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可能有一致的层面，也会有不一致的层面。前两者本身就在政治体制之内，政策决议是由他们所出，属于优势集团；而资本集团在我国日益强大，其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自然也是日益深刻，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大资本集团仍属于相对优势集团；而社会普通大众虽人数众多，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空间都相对有限，对政治决策的影响自然相对有限，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之下自发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共识。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下，才可能成功，这就需要上述四大团体的利益相对均衡。优势集团利益是会有保证的，所以政治改革就需要集中关注社会普通大众基本利益的保障，关注民生，关注其利益诉求的有效表达渠道并能够给予正面积极的反馈，所以政府主导下的民生工程、民众的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就需要得到有效重视。在此基础之上才是政治力量内部自身体制机制的改革问题，主要是需要建立起良性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反馈调适等机制，保证自身权力运作规范有序、富有效率。此时原有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各种监察制度等民主方式就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民主集中制也需要得到良性的贯彻落实。在此过程之中，辅之以良性的用人制度、升迁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若能如上，自然能内外和谐、运作有序、富有效率，政治改革才算是成功的。

可见，中国政治改革的总目标应该是建构起符合于中国崛起需要的、人民大众的、规范运作的、效率和公正兼顾的政治体制和机制。具体而言，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主要应该有：一是监督和规范政治权力运作，避免权力滥用；二是保证权力的高效运作，避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三是完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民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协商民主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四是健全实现普通大众基本利益的保障机制和政治参与机制，促使普通大众生活有保障、诉求有管道有回应；五是建立起良性的公务员录用、升迁和福利待遇制度，使其有奔头、有想头；六是建立起具有战略眼光、善于倾听、能广纳善言的各层决策机制。凡是有碍于这些目标实现的都应是政治改革的对象。

二、 国际大集团博弈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的影响

明确了政治改革的目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能够顺利推进，这种阻碍因素内外皆有。内在的阻碍主要来源于原有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外在的阻碍主要是来自于有巨大竞争关系的以大国、强国为代表的国际大集团，以及与中国有较大利益冲突关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集团。而国际大集团更为根本，因为只有大国、强国才容易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压制中国，也只有大国、强国才更有动力去想方设法阻碍中国的崛起，这是维护、增长其既有国际地位和利益使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来看，由于世界的资源有限、市场有限，因此某一大国的崛起就必然挤压其他大国的空间，这里边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除非世界处于大幅度增量发展的进程，但目前不明显），这就使得大国强国之间具有巨大的竞争关系。故其他大国、强国一定会利用机会，甚至创造机会来阻碍中国的崛起。不同的外部环境状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会具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作用，比如如果外部的阻碍力量太大、太多，那中国要安心发展、推进政治改革就将非常困难，甚至失败。故冯维江等人说，“大国崛起失败或突然崩溃，即是资源错配的后果”，并认为“由于大国博弈性和竞争性的存在以及内部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许多误判实际上是战略性误导的结果”。〔3〕所以接下来本文重点分析一下中国所面对的大国博弈关系以及可能会出现的巨大变化，并分析由此带来的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的影响。

目前，世界大的博弈主体如果从国家和国家联盟层面划分主要有美国、欧盟、中国、俄国和日本，另英国脱欧后也是一极。这相当于是以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基础，加上日本和德国，同时在德国、法国基础上拓展出了欧盟。〔4〕从经济体量上来看，美国第一（2015年GDP为17.95万亿美元），欧盟第二（2015年GDP为16.22万亿美元，其中德国3.36万亿，英国2.85万亿，法国2.42万亿），中国第三（2015年GDP为10.98万亿美元），日本第四（2015年GDP为4.12万亿美元），英国第五（2015年GDP为2.85万亿美元），俄罗斯第六（2015年GDP为1.32万亿美元）。①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经济体的第三位，若以国家为核算单位来看，已经居于第二位，这对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而言，危机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有“重返亚太”的战略举措，目的之一就是平衡中国的力量，使中国不能发展得太快。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中国不能通过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措施以有效配置资源，进而顺利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那中国可能面临的内外忧患将是巨大的，崛起有可能失败。

但中国所处的国际大博弈环境是否就真的很不利呢？仔细清理，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其实是机遇大于挑战，其中的关键在于上述大博弈主体并不会联合起来共同打压中国。原因有四：第一，中国是一个核大国，任何一个大国对中国的压制行动都是有底线的，只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与中国博弈，最多利用周边中小国家对中国进行军事骚扰，但不会直接出手，大家都深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大国间即使是局部常规战争，都容易直接削弱两国的实力。第二，上述各大国、强国之间也有着深浅不一的矛盾，具有相互牵制的关系，且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之下，部分大国之间还具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大家很清楚此道理，使得美国之外的其它大国很难都愿意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第三，美国处于霸主地位，必然会全力维护这一地位，其中维护其霸主地位的关键就是使其它一些大国、强国相互牵制、相对平衡，避免某一势力过于强大。第四，目前对美国霸主地位威胁最大的不是中国，而是欧盟，这使得美国必须接受、容纳中国崛起的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推一把。

具体从产业结构来看，美国处于顶层，第二层是欧盟、日本和英国，第三层才是中国，最后是俄罗斯。中国要成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最直接的产业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和德、法为主导的欧盟；英国已经退出欧盟，且英国不是以制造业为主导，与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关系不是那么激烈；美国处于产业链的最高端，但存在制造业的空心化，所以在制造业方面与中国的竞争也不会那么激烈，而互补性更强一些。②所以，从中国崛起的关键，即产业转型升级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直接冲击到的将是日本和以德、法为主导的欧盟，再进一步才会是美国。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中国的崛起符合美国全球大国再平衡的战略方向，故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历史机遇期。但此阶段不能排除德、法、日、英等国利用各种手段，鼓吹中美对抗，将中国推到中美直接对抗的前台，以获取渔翁之利，对此种格局，中国必需有清醒的认识，方能有效应对。

另外，也应看到扣除中国因自身经济增长带来的内部自身消费增量，对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冲击也是相对温和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并非一蹴而就，也非完全是在现有蛋糕的基础上挤压发达国家，即使有所挤压但也并不可能让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一落千丈，沦为发展中国家。〔5〕中国渐进式的温和的产业升级过程，对世界大国格局的影响会是相对较缓和的，不会迅速改写世界格局，这反过来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赢取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较好的契机。

当然，这样一个国际大集团博弈关系只是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发展自己的国际大环境和机遇，但并不代表中国就一定能够把握好这种历史机遇。历史机遇的把握需要有对这种大国博弈关系的深刻洞察，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去运筹帷幄，还需要自身内部经得起其它国际大博弈集团的渗透、腐蚀和威胁利诱。这些都需要中国通过各种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活力、治国理政和拒腐防变的能力，避免自己发生战略性误判，方能有效应对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和较量关系。

三、中国政治改革路径的现实选择

任何改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内外时局的大变化都会深刻地影响该国的改革进程及路向。前面所述中国政治改革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其进退徐急皆需视现实情况而定，任何一个政治改革方案都只能是某种国内外条件下综合考虑的结果，然而国内外格局并非一成不变，故也就不应该只有一个完全确定不移的方案，特别是在国内外格局有巨大的变动时，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和路径就应当相应变动。

在大国博弈的进程中，中国政治改革的国际国内环境大概有如下几种：一是出现针对中国的大国操控的局部的地区冲突、代理人战争等烈度较大的军事对抗，比如中日、中越、中菲、中缅、台海等都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军事冲突；二是中国国内出现了较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三是针对中国或包含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出现较大规模的新冷战；四是在一超多强、多极化的大国博弈中，出现了美欧、美俄的较大对抗；五是大国博弈相对温和，没有出现严重影响中国产业升级、政治改革的内外事件。总体而言，在现代大国博弈中，大国间直接的军事对抗不太可能出现，但代理人战争下的局部冲突或挑动国内分裂势力不断制造恐怖事件等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在多极化、全球化的今天，全局性的新冷战出现的几率也相对较小，但局部的关系冷淡则较容易出现；现在的大国博弈也容易出现利用经济等手段，促发某国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使该国陷入内部动荡。

在内外的军事冲突、社会动荡等情况下，国内的政治改革将很难实质推进，即使可以，也将是尽量在集中力量，打击敌对势力，以稳定政权、巩固政权的方向，前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将很难作为改革的重点。所以，中国产业升级进程中的政治改革必须是在外部环境相对和平（即使有较大的军事冲突，也不能直接牵涉中国），国内经济、社会有矛盾但又相对安定的环境下才能予以有效推进。而中国政治改革有利条件的持续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合力的结果，这种条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要原有政治改革环境条件出现较大的变化，原有的政治改革进程就可能被中断，或发生改革方向和路径的相应变化。只能说，中国之崛起必须以产业升级的成功为条件，而中国政治改革也就必须沿着以破除阻碍中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去做，只是这种能够顺利推进改革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并不会一直都很好、很成熟，故必须抓好改革的战略关键期。目前中国能够做的就是稳定条件，用好条件，抓住机遇，攻城拔寨，在切实推进政治改革的进程中顺利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路径，就相对容易清楚。因为在政治改革目标已经明确的状况下，政治改革更多的将转化为“术”的层面。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子下面，任何一个国内的博弈群体都不可能公然挑战、阻碍政治改革的推进，这样有利于改革的政策才容易不断被推出，并不断被贯彻。十八大以来，中国正是在不断唱响“中国梦”，不断实施“打虎拍蝇”“搬石头”的过程中，将政治改革予以推进的。目前来看，中国提出的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是民生，稳定的是民心，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问题；中国提出的创新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抓住的是中国崛起的核心，是高层次的政治问题；中国不断推进的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强调的是各集团利益的平衡、诉求的协调，目的是共同、平衡发展；而“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强调的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权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目的是规则社会的建立，同时压缩滥用权力的机会和空间，诸如此类。另外，目前我国的政治改革强调顶层设计，走的是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道路，完全符合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需要一定的中央集权的要求。此类改革推进路径都有利于中国政治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就此而论，当下中国政治改革的推进方向是契合中国崛起的需要的，是正确的。但我们也需要有跳出改革看改革的意识，随时观察原有政治改革条件的变化，不断因应这种变化，才能使中国政治改革始终能够保持主动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服务于产业升级的需要，必须定位好自己在国际大博弈集团中的位置，特别是要认清自己目前还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第三梯队的现实，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尤其不能出现战略误判，直接去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中国的崛起需要学会在国际大集团博弈中腾挪躲闪，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始终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这样国内的政治改革等举措才能较顺利推进。时不我待，深刻理解并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迎难而上，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的过程中，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中，切实推进中国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一定能够真正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推力。

〔参考文献〕

〔1〕杨光斌.让民主归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3-14.

〔2〕寒竹.三十年，没有“政改”怎会有经济奇迹〔J〕.社会观察，2010（10）.

〔3〕冯维江、张斌、沈仲凯.大国崛起失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1）.

〔4〕〔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5〕贾保华、郑建成、王卓.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与日本德国的经济比较〔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