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中国合伙人》是关于三个有志青年艰苦创业并且取得成功的故事，同时它也是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民族寓言，其将立足点放在了“崛起”的过程中，并标新立异了新的象征符号——“新梦想”公司。从个人到企业，从民族到国家，影片深刻地进行了“旧我”的剥离，并将“小我”与“大我”的成长紧密衔接在一起。在叙事策略上则采用构建“他者”的方式完成国家主流意识与大众记忆间的接轨，确证了“中国崛起”的合法性、正当性。

[关键词]中国崛起；民族寓言；跨文化交流

在“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议题和内地政府的自我意识的当下，大多数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最快速并且准确地找到承载“崛起”的主体，同时利用表征系统与象喻手法来完整再现一段“中国崛起”的故事。而电影《中国合伙人》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一、中国好故事

由130个以上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受自身地域和历史的影响在文学方面也表现出了自己独有的特质，例如其文本的特殊性和寓言性。如果将这些文本全部理解成民族寓言则显得过于武断，不过，以当代社会环境为背景来解读此类文本，又会发现这种观点的确存在一定的可信度。

聚焦于中国的发展，电影《中国合伙人》讲述的是三个有志青年艰苦创业并且取得成功的故事。其创建英语培训机构的过程也伴随着中国近30年的崛起史。自中国正式加入WTO，改革开发的步伐越走越远，致使市场经济出现了新的格局，一时间自主创业、下海经商、出国留学和企业融资上市等成为社会的主潮流。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不断涌入，使这一代青年开始对地球的另外一个空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甚至是膜拜。加之中国当时固化的体制让许多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生活在极度压抑的氛围当中，他们渴望重新找到心灵的归属地。而《中国合伙人》则是将中国与西方、情感与事业、现在与过去杂糅在一起，借助普遍性的故事情节展现出更具寓言意义的一面。这种多维度的整合再配以丰富的蕴含与观众的自我经验达到了心灵上的共鸣，进而收获了无数喝彩声。

《中国合伙人》虽然详细描述了一个新时期的英语培训机构从创建到成功上市的过程，但其并非在为“新东方”做广告。所以，陈可辛导演一直强调这部电影不是为宣传“哪个机构”而创作的，而是在陈述存在于人们回忆中的中国崛起的30年史。但不得不说，该电影是以“新东方”这一家喻户晓的例子为包装，打造了“中国崛起”这一伟大的壮举和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以上观点从电影的名字中便可一目了然，为什么不是“合伙人”而是“中国合伙人”呢？可想而知，其中想要强调的必然是“中国”二字。在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例如马云、徐小平、柳传志、王石等。而且，在影片中的“新梦想”身上仿佛能够看到“中国梦”的影子，这是我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美好规划，更是中国人奋勇向前的目标。

二、寻找新的“主体”符号

相对于具有时间限制的电影而言，凸显“国家”这一主题的同时还要深化其内涵，其实是颇具难度的，所以只能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安置这一宏大的主体。进而寻找符合影片需求的“符号”又成为一个新的难题。换言之，国内不乏成功的大型企业，但其并不都具备展现中国崛起的社会表征意义。“新梦想”虽然只是一个规模一般的民营企业，不过它身上具有足够全面的“元素”。

起源于草根，“新梦想”是一家典型的民营英语教育机构，所以其身上毫无官方色彩，自然也无霸道和垄断的弊端。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会受到当时国内体制的压迫，只能通过自身的勤劳来打破起步阶段的穷迫处境。完全依靠自身实力，“新梦想”可谓是根正苗红，即便自身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仍然敢于挑战市场体制的惰性，这种“不畏强权”的精神自然能够博得观众的好感。另外，影片还巧妙地借用了“青春电影”的一些特征，将学生拉入了消费者的大军中。“新梦想”在探索中艰难前进，首先摆脱了家族化企业的束缚，以市场为主导方向，坚持股份制，并适时进行国外上市扩大融资渠道，以上种种表现正是新兴生产力所需要的元素，也是体制改革中所展现出来的正当性和优越性。而创建“新梦想”的三个管理者均属于自主创业，绝无官本位的人身依附性，合作的模式更加公平。他们做人率性，为了自己的梦想起早贪黑，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不忘恪尽职守，无限放大自己的潜能，做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在合作的道路上三个人也存在冲突与分歧，不过这些都能通过坚实的友谊和有效的沟通来完结，最终依然携手前行。因此，“新梦想”必然是象征符号的不二选择，它既代表了新生产力，又构建出了新兴生产关系，俨然是一个“造梦厂”。

细细回味该影片，其中充斥着很多西方版的文化特质，例如三个人创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自我价值，在没有任何后台和官方势力的支持下靠自己的实力与同行业展开公平竞争，他们独立、率真、讲究平等，具备所有现代性的要素，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希望。“新梦想”不仅是民众意识形态的一种觉醒，更是跨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

三、剥离“旧我”

有了“参照物”的对比，才更能体现事物存在的意义。自我意识也如此，只有存在摒弃它的一方，才能彰显出它。换言之，只有“自我”与“他者”产生了矛盾和冲突，才可以确认“自我”的位置，“他者”是构建主体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能够展现“中国崛起”的必然是立体的，涉及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自我”在压制了“他者”之后而得到空间上的确立；“旧我”在蜕变之后便得到了“新我”。

创业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难度系数就显得更大。所以，影片的前半段着重描写的是“新梦想”如何打破旧体制的压迫，最终在求得生存的道路上破茧而出。其中处处充斥着对旧社会与经济体制的不满和批判，这些与观众记忆中的过往有相当高的契合度，为电影和人们的内心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但事分两面，如此直接的表现对官方意识的反驳也容易遭到对方的反感。因此，影片的后半段便进行了反转，强调“新梦想”的成功不仅仅依靠自己的努力，更离不开中国体制的改革与进步。进而延伸出了电影的主题：中国成长与“新梦想”是同步的，都不再受旧传统的束缚，慢慢地实现了质的蜕变。

影片在结尾之处巧妙地将万通、联想、新浪、老干妈、搜狐和新东方等中国近30年内迅速崛起的企业纳入与“新梦想”同等的范畴之内，成为中国新生力量的代表。由此不难看出，个人、企业的成长与中国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三者之间有着高度统一的特性。电影中所展现出来的“新梦想”的成功崛起和蜕变，也正是中国的成长和壮大。另外，影片对“旧我”的摒弃和对“新我”的肯定即为“中国”的自我剥离。有了过去中国体制为参考，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体制才更正当并且合法。

作为一种传播面比较广泛的媒体，电影不仅要符合艺术文化自身的特征，更应考虑其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合伙人》在对旧体制批判时就选择了先扬后抑的手法，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宣泄了一些反体制的情绪，又在主流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迎合了观众的心理诉求，所以才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收益。

四、建构“他者”

上文已经提及，电影中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西方经济元素，因此，电影在对中国“旧我”进行剥离的同时还适时地加入了一个“他者”，即美国，以此来帮助影片进一步构建出这个聚焦于中国崛起的民间故事。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崇尚自由、平等、独立和人性等，所以在中国旧体制下痛苦挣扎的以王阳、苏梅和成冬青为代表的青年便对其产生了极强的崇拜感。但当他们真的到了美国后，却没有收获所谓的幸福，而是过上了最卑微的洗盘、养小白鼠的生活，成东青还失去了自己的爱情，眼看苏梅另嫁他人。

“美国梦”是美国为世界创造的一个精神神话，令很多人费尽心机地去向往和追求。但是，也只有经历过之后，才能明白对“美国”的期许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当梦醒了，孟晓骏才痛下决心重新回到自己的祖国，与另外两位好友一起踏上创业的道路，“新梦想”便由此而来。孟晓骏是一个非常有思想，并且十分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他曾经坚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为对美国的“至上主义”抱有绝对的憧憬，所以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反体制意识。不过在经历过美国的屈辱生活之后，便开始了从思想到行为上的觉醒。所以，他在改革“新梦想”的时候表现得略显激进，其中不免对美国民族主义的复仇，而另一方面，从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也能体现出其对“中国”集体主义的皈依，让自己的“中国味”更加浓郁。美国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他者”。影片首先描述了生活在美国最底层的华裔们的艰辛奋斗历程，然后再凸显“新梦想”的创立过程，将简单的权利纷争升级为两个不同国度间文化的冲突和经济体制的矛盾。电影所讲述的是个人的创业经历，却染指了民间企业的发展历程，从而影射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令“中国梦”站稳脚跟，使“中国”更具合法性和正当性。

“中国梦”取代“美国梦”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被“民族主义”收编，“个人主义”臣服于“集体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缓解或者转嫁中国的压力，其只能验证“自我”存在的意义。在《中国合伙人》中出现的盗版事件令“新梦想”公司一度陷入法律纠纷当中，但三个人并未将其视为一件简单的经济诉讼案，他们慷慨陈词为的是中国的努力与进步，争取的是泪水与汗水换来的认可。

不过，对于骄傲自大的美国人而言，他们并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中国的变化，所以才会质疑华裔留学生的考试分数，忽略中国通过努力获得的成果。所以，孟晓骏三人才会表现得异常激动，他们在乎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要让美国人看重中国人实现梦想的勇气与决心。至于最后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目的自然不在于钱，而是要获得他们的尊重与认可。表面看来，这场谈判只是两个公司间的经济纠纷，但象征了中国面对美国这个强大的“他者”的控诉。美国是世界秩序的中心，是一种强大的存在，在电影中却被“崛起的中国”征用，而且电影是特意这样设置的，其就是要让美国亲眼见证中国的逐渐壮大，看着中国以坚忍与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并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在谈判桌上的胜利，显示出了中国的骄傲与自豪，这就说明中国人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已经崛起。就像雅克·拉康说的那样，对美国的逆向构建正好体现了中国被“大国”压制的焦虑，所以应该将其视为中国的自我镜像，反映出了在崛起过程中渴望得到认同的迫切心态。

五、结语

自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内地文学艺术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及“中国崛起”过程中那些感人至深、自强不息的故事，这些也相继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课题。北京申奥成功，上海世博会的正式开幕都是中国强大的有力见证。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虽然能够成为预示中国崛起的符号，但受限于它们自身的属性，无法佐证“传统中国”的自我剥离，无法诉诸中国的成长经历。对普通人记忆中的中国记忆进行整合，再以此为基础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便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创作策略，而它的成功则预示着此类影片的确充分迎合了观众的口味，这种于跨文化交流中诞生的“民族寓言”更具备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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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广华（1983—），女，河北唐山人，硕士，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