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朱素臣的创作过程中，鲜明的写实性是作者作为传统文人的主体意识所决定的。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化，作者在创作心理、关注社会的视角及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关键词：朱素臣；主体意识；世情化

一、文人的主体意识

明末清初，江山易代的大规模血雨腥风搏斗之中，泱泱大国一时灰飞烟灭，继之为激烈的民族斗争和残酷的民族压迫，这一切促使许多文人长歌当哭，抒发亡国的哀痛，发泄郁愤的情怀。“迩来时变沧桑，人多怀感。或抑郁幽忧，抒其禾黍铜驼之怨；或愤懑激烈，写其击壶夹弹铗之思；或月露风云，寄其饮醇近妇之情；或蛇神牛鬼，发其问天游仙之梦。”文人作为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作为时代精神的倡导者，最能深刻地感受历史的变迁，并力求探寻思想文化的新出路借以超越现实，表现在文学上“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对社会政治中忠奸斗争的关注，对性格结构中情理冲突的探索，以及对历史演变中兴亡交替的反思，成为横亘中叶之清中叶三百余年文学的时代主体。”

朱素臣创作以历史剧、世情剧和时事政治剧居多，具有关注现实，贴近生活及伦理道德意识鲜明等特点。清初，整个戏曲的发展形态多向伸展。在朱素臣的现存剧目中，描写男女风花雪月的爱情剧明显减少，才子佳人的男女相思的题材基本上不再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了，有关爱情的作品有《秦楼月》《文星现》《龙凤钱》三种，历史剧及社会剧明显增多，如《朝阳凤》、《万年觞》等以前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和人物命运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历史剧，作者敢于直视现实社会的弊病，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用艺术的形象反映出来；又如《锦衣归》 《未央天》等以家庭生活为背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绘，表现个人与家庭、与社会制度，乃至与社会伦理之间种种矛盾冲突的作品，“把笔触伸向了下层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市民的生活。”“具有面向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勇气。”

综观朱素臣的作品，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作者强烈的文人主体意识，在他的剧作中饱含着时代内蕴的政治、社会内容。他的剧作涉及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较多，呈现出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有的取材于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的则直接取材于当代或近代的政治斗争。历史剧的创作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对历史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如《朝阳凤》、《万年觞》、《翡翠园》等，作者不再囿于一朝一代的更替，而是通过对特定历史事件，如张居正的专权、高祖刘邦建国、宁王的反叛等来探讨世俗的忠奸之辨及对明君贤臣的向往，对社会变迁的思索。同时代，以李渔为代表风流文人则继续敷演着风流自赏又不悖礼教的才子佳人故事，几乎毫无社会责任感可言。他曾作诗以明心迹：“尝以欢喜心，幻以游戏笔。著书三十年，于世无损益。但愿世间人，齐登极乐国。纵使难长久，亦且娱朝夕…”以至于他的作品主要为娱乐悦世而作；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正统文人，他们呢以写诗文为主，写戏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不过“借戏曲创作现实渊博的学识功底和深厚的文学造诣。”当然他们的戏中也有政治的责任感，也有文人在历史动荡、社会巨变时代里的不得已的苦衷，但更多的是一种苦衷。而朱素臣等苏州派作家，他们地位不高，却常怀忧国忧民之思。这使他们的笔端体现出政治历史的浓度，现实出与其他文人不同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人物塑造的转变

朱素臣的创作面向普通大众，关注社会的视角也发生着悄然变化，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及以文人为中心，但文人的形象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市井小人物的大量涌现，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征，并将传统文人某些崇高的品质，如社会责任意识等，赋予了市井的小人物。

朱素臣的传奇都以文人为中心，除《未央天》外，但剧中的文人与传统戏曲中的文人有了较大变化。传统戏曲中文人崇高的精神不再出现，才子的“英雄人格”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世俗化的文人形象。

在朱素臣的剧作中，人们难以找到新的才子形象。文人无一例外的外地落魄潦倒，无心功名，只热衷温柔，如《龙凤钱》 《秦楼月》 《文星现》中的崔白、吕贯及唐祝。纵观《十五贯》 《翡翠园》 《锦衣归》中熊友兰兄弟，舒氏父子和毛瑞生等人物，我们无法感受到一种才情之士的崇高；也看不到一种积极寻求价值的热情；看到的只是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备受他人欺辱，在世俗的生活中被淹没，但作者在展现主角们庸俗面之后，一切福分有来之太轻易。剧中才子形象的苍白无力，他们的遭遇与最终的命运，呈现出大幅度的戏剧性变化。他们慵弱萎靡，却洪福齐天，始终能否极泰来。

市井人物的大量出现，是朱素臣剧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朱素臣塑造了众多的市井人物形象，过去在舞台上只是作为配角、陪衬出现的仆人、市民等小人物，成为了正面人物，甚至是着意加以歌颂的英雄人物。他们有着高尚的品格、强烈的是非观、正义感和使命感，如《翡翠园》中的王馒头、《未央天》中的马义夫妇、《秦楼月》中的许秀、《锦衣归》中的十八姨》。虽说他们只是剧中的次要人物，但其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在剧中也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并贯穿全剧，他们依存但并不依附于主人翁，其中鲜明的人物性格让观众记忆犹新，形象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剧中主人翁的形象。

从朱素臣剧作人物的塑造来看，世俗化的文人和个性鲜明的市井人物成为作者笔下的亮点。在社会的新情势下，朱素臣本着写实的态度，从世俗的生活出发，关注社会，将文人的审美品位与大众通俗化趣味进行调和，并在创作中思索着文人的价值所在。

三、世情化的导向

朱素臣强烈的文人主体意识和关注社会视角的改变，使其审美趣味也随之发生转变，即导向世情化。

通过对剧作中人物形象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素臣正努力地将文人化审美品位，与大众化通俗趣味调和融会，试图营造出一个雅、俗交会的世界；而这也促成了剧作家在其内心上对观众，产生一种意识上的觉醒。

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前期的传奇创作中，剧坛上掀起一股“尚奇”、“逞奇”的普遍之风。演奇事、设奇构、写奇文、用奇语，几乎成了剧作家的常轨，这种风气引起了“为奇而奇”的流弊。因此朱素臣等剧论家开始在实际创作中对“奇”作出新的诠释，更多的加入了作者对人情物理的关注，将“奇”能落实到“人情物理”之中。

朱素臣流连于市井间，熟悉市井生活，了解市民的审美趣味与好尚，因而在创作中能触摸到民间脉搏，展现鲜活的人情世态以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十五贯》，世俗书的苦乐与碌碌无为的官员；《翡翠园》，世俗的邻里情谊；《未央天》，市井之中一些丑陋的人性；《锦衣归》，为富不仁与市井之人狭义的比照；《聚宝盆》，世俗视野中的历史人物与奸佞小人。朱素臣在明清尚奇的风气中，开始将“奇”落实与世俗的“人情物理”之中。“这些世俗文学的审美效果显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性质上重大差异，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欣赏，高雅的趣味让位于世俗的真实。”而明清的历史转折，即为传奇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视野，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精神气候和文化土壤。

另外，朱素臣的公案剧中有着一些“梦示”情节，即梦中所见并非案情真相的如实呈现，而是带有设谜的成分，这与以往的“魂显”情节有所区别。如《窦娥冤》窦娥之魂在窦天章的梦中露面时，明白无误地告知了自己受冤的真相；《十五贯》中况钟的“梦示”则与此大不同，梦境中没有直接给出线索，只给出诗谜或隐喻。这些诗谜或隐喻都需要人的机智寻求答案，而谜底的解释又需要现实证据加以印证。在这一过程中，人间司法者的勘案能力成为推动案情向真相进行的决定力量。“魂显”的现实意义在于强化受害者的个人意志，而《十五贯》等“梦示”的作品则更看重社会司法者的办案能力，将办案的过程和方式落实到人情物理中。

明清历史的变幻，为传奇创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视野。较之以往的传奇创作，朱素臣的历史剧和社会剧明显增多，作者以艺术的笔调，叙述着现实社会的矛盾和问题；在明清传奇创作众多流弊的时代，朱素臣以严肃的态度，将传奇的“奇”落脚到世俗的“人情物理”之中，使其作品有着世情化倾向。这就是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作为文人的朱素臣意欲透过其剧作，寻求自我与社会一种新的认识与融合，并在创作中积极寻求着文人的价值所在，为传奇的发展中默默贡献。

【参考文献】

[1]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古本戏剧丛刊编委会编辑.古本戏曲丛刊》（三集）[G].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作者简介：黄霞（1982-），女，汉族，湖北咸宁市人，文学硕士，武昌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