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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人物的僭越

2016-12-03周含

大观 2016年10期
关键词:刘欣美人鱼文本

周含

2016年2月8号抢着春节档上映的《美人鱼》于2016年6月8号正式收官,以33.92亿成为内地电影史上票房榜冠军,在票房上,导演周星驰可谓是赚了个盆满钵满,但却受到了大部分影迷的口诛笔伐,而大多又认为《美人鱼》是导演周星驰在主题上叛变了其一直以来的对小人物命运的关照。诚然,《美人鱼》一反“周氏喜剧”的常态,其主角不再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卑贱的小人物,而成为了一个上市公司总裁身家万贯,其行动主线不再是边缘群体凭借其个人努力,最终获得了主流社会群体的认可,赢得以美人为代表的战利品,而是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实现了个人视域的突破。周星驰作为一个香港艺人,不再以一个局外人的态度观看中国(指的是对于古代中国的想象和现当代政治等戏谑),而是试图利用喜剧电影这种大众娱乐媒介试图关照当下中国社会问题,试图僭越出个体命运的考量,从而反思人类整体的处境。在笔者看来,这种转变非但不是周星驰对自我的叛变,而是一种自我思考的升华;这种转变非但不是一种艺术能力的下滑,而是一种艺术良知的升华;裹挟、贩卖、盛行个人主义的当下大众文化中,《美人鱼》的成功似乎指示了另一条道路。

本文将试图运用整体性概念来分析《美人鱼》这一电影中,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他自身消费属性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和这种个人主义相对的整体性关照的社会现实,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是如何并置、对冲的;以及文本自身借助其强大的内部力量通过合适的镜头语言如何唤起与电影这一大众娱乐其自身气质不和的整体性关照,又是通过其本质属性如何把这种整体关照消磨、抚平在电影帧轴之间的,最后达到一种和解的。

《美人鱼》电影整个故事十分老套,其叙事模式也是正规正矩的爱情类型片。主要讲述的就是房地产开发商刘轩利用生物武器试图赶走、消灭海豚湾海域的原住民海豚,进行房地产开发;但是海豚湾水域的另一高智商居民美人鱼们试图利用美人计、用指派美人鱼姗姗去勾引、暗杀刘轩,但在朝夕相处之间总裁刘轩与美人鱼姗姗产生了真感情,赶在同为房地产开发商的若兰对美人鱼们灭族之前,刘轩救起了姗姗和幸存的美人鱼们放弃了血腥的事业,自此,刘轩与姗姗过上了隐居但幸福的生活。

这种老套的爱情童话故事中,却镶嵌着两个当下中国最为严峻的现实:一个是作为人类的整体对于环境的破坏,人类物种对其他物种惨无人道的对待;二是毫无悬念隐射的在大张旗鼓的城镇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建设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拆迁问题、人道主义危机。这两个问题从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呈现在观众面前。逼迫观众去思考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现实,这些问题的涉及与不断的强调,似乎都有些过了头,使之看起来像区别于故事主体的前故事,或者说是另一个故事,是故事的前史。

污染发绿的不流动的水、冒烟的高耸入云的烟囱、砍倒下的树木、排黑水的排污管、石油迫害的鸟、正在猎杀的一沙滩的海豚、致命高科技武器对海洋生物的屠杀、正在实验室看结果的科学家这样一组时长一分十秒的纪实性的镜头快切做为电影的前奏奠定了整个电影的主题。作为一个现代人,这一组镜头并没有任何新意,或者说经过发达的新闻媒体的反复消费,大多数人已经对这样一种镜头产生了免疫,他们因为司空见惯而不再具有它本身画面该有的意义。所以很多影迷和影评直接把《美人鱼》叫做环保宣传片。其实,这样一种对人类环境破坏的全景式的展示,确实是环保题材大多数宣传片采用的方式,但是这样一组镜头出现在一个虚构题材的爱情童话故事的片头还是显得格外的刺眼,毕竟这样一种爱情主打的童话电影有着自己的观影功能,观众是来接受催眠,是来做白日梦的,观众要求的是甜的安眠药、美的麻醉剂,他们希望被电影带领想象一切,唯独不愿意被电影拽入现实。何况上映的时间还挑在对中国人最具意义的大年初一首映,照例这样的节日里是不应该提血腥、杀戮的。当然,这种站在整体上对于社会的展示、对人类行为的拷问并没有冲破地皮涌上地表,它造成的这一分二十秒的不适很快就被后面的短短的模拟情境喜剧给冲淡或者说消解。

“奇珍异兽博物馆”这几个烫金大众入画,代表着电影叙事的正是开始,但是这小段情境喜剧并不是故事的主体甚至连故事情节也不算,他的作用只在引起观众好奇“有没有美人鱼”这一件事情上。这样一段奇珍异兽博物馆的戏谑,试图在时间的维度上给观众一种模糊的关于地球生物的印象。

在词语上我们有白垩纪暴君恐龙、长白山白鹅吊睛虎、美人鱼但是实物上我们却只有塑料恐龙玩具、扮吊睛虎的狗旺财、和玩偶美人鱼。这一个4分10秒的无厘头戏谑,极为的生硬、但其在叙事上完成了对人类或者说是地球物种起源的叙述,而在功用上又消解了那1分20秒的快切镜头带来的严肃与沉重。但这样一种消解是一种时间承接上的先后关系上构成的,并不是一种语言的彼此抵消,虽然没有任何一句台词对前面的片头进行否认和批评。但是通过这一段戏谑,他再一次向读者强调了这个文本的消费属性,他催促观众不要再在现实上停留,他一再的告诫这都是假象。通过镜头语言的组合和台词的粗暴运用,电影本身催促着观众赶紧放弃那些跳出文本的对人性的拷问,对人类整体性的反思,他拖着观众要求一起去寻找美人鱼。那些咸鱼、旺财、鸡翅、的段子看起来干瘪无趣,但在干扰观众的深层思考上,确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看到打麻将的假博物馆中用着极为荒诞的方式边打麻将边解说的桥段,当然没有产生一种自然地娱乐效果,但是把观众的注意力成功的吸引到了 这些粗糙的事物上来,观众甚至是跳出电影嘲笑起导演的江郎才尽,网络红人扮演的造型夸张等等东西,就是靠这种方式文本把观众从一种现实的不满中,拉了出来,并冲淡了、瓦解了片头的严肃性。

接下来的叙事单元是介绍贪得无厌的开发商们。主要人物登场就是一一种强权形式存在。房地产总裁的刘欣,与女二号若兰在竞拍一块土地。土地第一次出场,就是以这样一种商品的形式登场,土地不再是承载一切的母亲,土地变成了一连串数字,土地变成了富豪开发商们心爱的,必须挣得的玩具,是一种阴谋博弈的工具。在这个段落里包括了富豪们的聚会以及对土地计划的讨论。

又一次观众再次被带回到深深的现实当中,报纸每每出现的地王,又变成了一个阴魂不善的东西缠绕着,观众被戳到了痛处,不出意外,他们都会是房奴和必然的未来房奴。可这个重担确实这帮开发商操作的结果。而电影中就这么明晃晃的暴露着这些开发商操作房价的手段,但这种现实关照总是以一种负面的戏谑的非重要的方式出现,很快这个话题也跟前面的物种话题一样,被淹没在各种插科打诨当中。

这是该电影的叙事策略,当然正是采用了一种这样的方式,作为爱情童话这一类型的《美人鱼》才没有像其他同类型电影一样,规避掉现实问题,或者是把整个人物时代背景全部都模糊掉,美人鱼通过这样一种严肃问题荒诞化、喜剧化、不严肃对待的方式,糅合了各种主题,使该电影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面对强势暴力,弱势群体该如何应对?自八十年代以来,非常多的作品都涉及到这一命题,也试图提出一些合理的解决方式。但是大多数还呈现为一种现象的揭露、苦难的展示、对不公正秩序的批评。

而这一命题突出表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拆迁问题。拆迁问题成为了当下中国极为热点的一个话题。各种媒体上,对于强势一方暴力使用的展示与谴责、对于弱势一方的原住民受到压榨、欺凌的苦难化叙事视乎成为了拆迁问题表述的套路。

但是这一方式,往往就创造了一个被动的、凄惨的弱势形象。但是这都是对现象的再描述,在维稳为前提的官方舆论,这些报道和相关文本,不在表现群众的主体性、创造性。而只被赋予了一种被动性。

但是在《美人鱼》中,弱势群体成为了积极行动的一方,作为积极的一方他们相互学习,共同想出自救的办法,虽然屡试屡败,但至少不再是被动的,而成为了行动的积极一方。而这样一种叙事方式,赋予底层人民战斗力,从社会整体上来看,这是整体性的另外一种表现。

主人公刘欣的身份设定在电影中也颇具意义。毫无疑问,电影暗示了刘欣是一个平民阶层的人。他称高科技飞行器是“喷农药的”,在刘欣与姗姗的重要的感情段落游乐场吃烧鸡的段落里,刘欣哭了自爆身世:“我想起我爸,那个时候,我家里很苦,我们只能上街捡吃的……”可是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刘欣飞黄腾达之后,那些小人物发家的前史被省略了,成为了前故事,潜文本。

创作团队并不想对刘欣这个角色渲染过多,没有关于他个人的身份、背景、遭遇的详细叙述,他就是一个从贫苦阶层摸爬滚打到财富山峰的那群人的代表。刘欣的身世被省略了,刘欣的个人奋斗被省略了,甚至连最重要的作为主人公的动力都被省略了。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的观点,诗最重要的就是行动中的主人公。而这个行动不是说吃饭、睡觉、走路这样的动作,而是指从人物的基本的内心欲望和需求出发,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和步骤。在《美人鱼》中两个女性角色无疑都是有着极强的行动能力的。女一号姗姗目的是为了拯救鱼人族群,她的行动就是想尽办法接近迫害他们的大Boss刘欣、刺杀刘欣,从而停止海洋里面的灭绝生物计划拯救整个鱼人族。而在电影中主人公刘欣的行动是什么呢?他的欲求是什么呢?

电影并没有给一个一以贯之的答案。前部分,他都是被动状态的随着姗姗转,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爱上了姗姗,在结尾处才找到了其行动,那就是想办法救姗姗、救鱼人族、其动作就是首先让若兰停掉整个高科技灭绝生物的武器,然后去杀戮现场就姗姗。

以男性为第一主角,又不给他赋予一以贯之的行动在娱乐电影这种通俗艺术类型中是不多见的,为什么为出现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呢?

纠其原因,是创作团队对男主人公个人化特色的弱化,有意把他塑造成一个类型化的代表。就像普通的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故事一样,王子有什么背景、故事不重要,在《白雪公主》中,他只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白雪公主面前,亲吻白雪公主就好。可是与这种童话故事中,王子的功能化设置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这个电影的主角还是作为王子类型的刘欣,一切人物关系都是围绕他的,他是所有事件的中心。

把主人公刘欣不做典型化处理,而成为类型化的代表,或许有着另外一种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对整个财权阶级的比对。在《美人鱼》这部电影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讨论环境问题时,普通的大多数从未进入到叙事序列,他们是被文本遮蔽掉的人。在电影中处于中间的大多数被抹除,只留下了强权代表的逐利的商人阶层和科学家群体的同流和污;以及作为发对面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美人鱼。

刘欣代表着整个财权阶层,而电影中出现的另外各种开发商,则是刘欣的不同侧面。他们是一群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的人,他们作为绝大多数观众对立面的存在出现。他们的所思所想,就是对观众的压榨。在感情上,观众无法对他们有同情心。于是,文本以一种戏谑式的惩罚方式,代替观众作弄了这些房地产开发商,使前面对地皮已经引出来的黑暗的、肮脏的消解掉了。而通过用苍蝇拍把一个富豪打出去这样的一种法式,电影让处于弱势的观众取得了一次想象的满足,这种满足来自于对富人集团的整体打压,而不是来自于代入的个人成为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特例。

刘欣来自于小人物,他现在的恶并非来自于他个人、他的童年、他的成长;而是来自于自身社会角色的扮演。电影好像暗示着这样一种看法:恶是一种阶层问题。

《美人鱼》这个文本涉及的话题多且是极为严肃与深奥的话题,这与追求轻松娱乐的商业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相互融合的。而且这两种相悖的东西并置于同一文本中,必然就会出现不可融合的诸多缝隙。

首先是,主题的宏大,叙事范围狭小之间的对冲。开片的1分20秒全景式的快切,展现当下人类给环造成的危害,但后面整个故事格局又局促于刘欣、姗姗、若兰三个人的感情纠葛。整个叙事主体与保护环境无关,直达最后,提供的想象性解决方案都没有过多的涉及到环境的这些话。在一开篇的博物馆长那就提出美人鱼与直立人其实是人类的两个分支,后面鱼人族老祖母的叙述中再一次确定了人类与鱼人族是同根同源的关系。通过这种人与鱼人族的同类化,把本应该扩展至无线宇宙空间的万物与人的关系中,局限在了两兄弟的内斗,把人作为物种链条上的一环,与其他动物和谐相处的观点,抹杀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小情小爱中了。

其次是,人物的片面化和类型化与故事本身的简单化之间的不协调。类型片之所以要把形象和叙事模式类型化,是想在培养了观众观影兴趣之后,观影过程中迅速知道谁是恶谁是善,有一个合适的观影期待。但是作为“周氏喜剧”的《美人鱼》其中又有无法与此观影期待相适合的主人公无厘头的插科打诨,再次把作为类型的整体的代表的《美人鱼》中的神拉回到现实层面。

最后是,想象性的解决方案与文本中发现的宏大主体无法沟通。环境日益破坏、人类的贪婪、人对低等物种的杀戮这些问题似乎是人类的原罪,是无法拨除的。于是电影借助王子与公主顺利的相爱了,并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允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给观众,似乎他俩在一起之后,世界上的恶就消失了,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在真爱面前,一起问题都是没问题。

周星驰在其新电影《美人鱼》中成功的僭越了对于个体生命的关照,而是深入到了一种超越个体的整体性当中。这可能是导演周星驰在50岁时,在不断的人生经历中,开始试图使作品脱离一种小市民趣味,而上升到一种整体性关照的新高度。

而这种整体性关照又是与这种大众文化被倡导的个人化等意识形态响度对立的。所以文本呈现出了一种多层次又隐秘内涵单元,他们此消彼长,相互并置和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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