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荣

1934年3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做出关于邓子恢、刘炳奎两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表现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邓、刘二人，分别做出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3月26日，时任粮食人民委员部（中央粮食部）部长的陈潭秋，发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总结》，也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这是继头年8月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因邓子恢在领导财政工作上犯有原则性错误，而将他担任的中央财政部部长职务免去改任他为该部副部长之后，又一次处分他。前者姑且不论，这次受处分却是因为何种缘故呢？其间有无隐情或不得已的事呢？

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发起

1934年1月23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二苏大主席团和中共中央联合做出《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首先指出：“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同时调剂粮食市价，发展苏区经济，是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条件之一。”就当时情势而言，这几句话绝非泛泛而谈。因为苏维埃政府掌握粮食，不是用手中大把国库的钱向群众购买，而是靠发行公债和征收土地税折谷，以及征收红军公谷。

然而其时“根据中央财政部报告，建设公债的发行，至今五个多月，交到金库的谷款还不及半数……土地税征收，虽已于（头年）12月在各县普遍开始，但至今征收总数还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各县多数将钱折谷，红军公谷也大部分未交到仓库，以至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