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恒腾

在十八世纪的五十年代末，不满三十岁的伊曼努尔·康德正沉迷在以科学名义为不可知领域架构想象图景的宏大计划中，这个行为被他自己诗意化地描述成“展开形而上学的蝶翼，在虚空的空间里漫游，在那与神灵谈天说地”。那个时代的欧洲正逐步在科学理想与宗教情怀的激烈碰撞中，为后来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揭开序幕。职业嗅觉敏感的书商从中发现了商机，于是有关描绘彼岸世界玄之又玄的多卷本著作在书店汗牛充栋，以至于令大多数读者无法分辨这类充斥着迷幻色彩的大部头究竟是无稽妄言还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但有一点很清晰：对仍然保持着高文盲率的普通大众而言，这些书的内容最终都会在道听途说的过程中，逐渐添油加醋地愈发怪力乱神，最终成为周流于小酒馆的高谈阔论。

时间大概就这样过去了十多年，在1761年到1763年之间，哲学硕士康德在这类品种繁多、极尽想象力杂耍的读物中发现了一个集大成者。与康德同名的伊曼努尔·斯威登伯格早年曾是坚定的新兴科学青年，这个北欧人的研究范围从采矿、力学到天体结构、宇宙起源、再到动物行为，甚至包括当时比较前沿的大脑活动，无所不包——也正是因为着力于研究大脑用力过猛，令他陷入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与其他深信上帝的科学家们不同，对宇宙和物理的探索并没有对斯威登伯格展示出某种神迹，但是大脑活动的精妙却彻底让他产生怀疑，从此痛改前非与过去的自己割袍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