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凡成熟的学科，必有稳固的史料基础，无史料基础，则学科地位极难牢固。我非常赞成“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的建立，期待中心今后能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打一个扎实的基础，这是开创性的事业，值得长期坚持和积累。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基础长期没有建立，不是学者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而是人性弱点所至。“贵远贱近，向声北实”是人性常态，除非我们有很强的历史眼光与判断力，但人性弱点常常会让人在这方面消极。我1985年到山西作协《批评家》杂志当编辑，所见当时文坛名人稿子很多，但我们也不珍惜，发稿以后留两年多当废纸处理掉。后来我到《黄河》杂志，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的手稿，是我当年和主编周山湖拿回来的，发稿后，原稿在编辑部放了多年，扔来扔去，没有人当回事。我自己倒是有些这方面的自觉，但也只是说说而已。现在手稿被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恰好处在书写习惯的转换时代，当传统的书写方式被电脑取代后，人们才发现原来的珍贵，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对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关注不够，希望以后我们能在这方面更有清晰的自觉意识。比如关于中国当代史料的搜集，有美国学者负责的一个大型学术项目早就完成了数据化，从1950年代到“文革”，搜集的文件、会议简报以及内部期刊类的史料，目前是这个领域最完整的，虽然它的重点是政治经济和制度，但涉及文学活动的史料也在其中，可惜当代文学研究还较少利用这个文献，所以我希望今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能更多地关心历史领域里的变化。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态的史料项目如手稿、日记、书信以及报纸、期刊和版本等常见的史料形态，我就不多说了，我提几种非常态的文献形式，这些文献相对原始档案来说，还有易得的可能，只要努力还有得到的机会。

第一，国家机关的连续出版物。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的基本特点是有组织的文化活动，它在整体上受制于意识形态机关的领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机关管理的一个主要制度形式是出版连续的内部期刊，它把很多政策文件和指导性的工作意见以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内部期刊来进行工作指导。这些出版物因为是内部发行，相对公开出版物保留了比较真实的历史状态，有些我们已知的历史现象，它可能更为丰富，有些则是我们未知的内幕。这些内部出版物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对文学思潮、作家命运、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等，均有丰富的史料线索。如新华社当年主编的《内部参考》，其中涉及文学活动的史料极为广泛，从上层政策制定到下层反映，尤其是对一些作家作品的批判等涉及文学的史料，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有帮助。这个期刊现在已经数字化，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保存的，2001年春天，我在香港完整看过这个期刊，我可以负责地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这套期刊非常重要，它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史料线索。还有一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辑的《思想界动态》，最近去世的李洪林先生当年就是负责编辑这个期刊的。这个期刊我没有完整读过，但读过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几种，我以为也是极重要的史料来源。还有一种《宣传通讯》，是中宣部办公厅主编的。这个期刊我保留了一大部分，20世纪50年代只缺1957年的，非常重要。比如许多文艺政策的制定、批判胡适和批判胡风的决策内幕等等。在原始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这些内部文献是最接近真相的史料。我提到的这三种是中央一级的，其他省部级对应机关，其实也有大量类似的内部出版物，我们今后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活动时，要建立起自觉使用意识形态机关内部文献的意识。

第二，文件和会议简报。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重要活动与相应的会议有关，因为文联和作协是依赖国家意识形态活动的，而当时的工作习惯是凡重要的会议都要发会议简报，如第一次文代会和后来的历次作代会，都有大量会议简报。如果仅以后来公开出版的文献来判断当时的情况，可能看不到事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1956年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印发过大量的会议简报，我看过其中一部分，涉及作家学者的情况很多，有些中央内部掌握的信息，比如对作家的评价性判断，只有在这些会议简报中我们才能看到真相。这个史源方向，我们做当代文学研究的人，也要尽可能去掌握。

第三，内部言论汇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常出现对作家的批判，在“十七年文学”中，这是最常见的现象。批判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习惯编辑“言论汇编”，有些后来公开出版了，如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汇编六大册等，但还有大量类似的史料没有公开出版，但这些“言论汇编”型的史料，无论是揭发还是作家检讨等，都保留了史料。对这些史料的使用，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对这些特殊时代产生的史料要有一些自觉判断力，也就是要了解当时这些史料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它的特殊性。陈寅恪过去讲过一个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因为材料的真假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判断它是假材料后，就会获得另外的史料价值。此类史料，近年已获得重视，使用比较好的是陈徒手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些研究。

第四，校报校刊。“十七年”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活动，多数与大学有关。中国大学的一个习惯是一般都办有校刊，我当年从晋中师专毕业后留校，就是干这个的。有些是报纸型的，有些是期刊型的，以报纸型的为多。这些出版物都是内部发行的，在批判作家或有关文艺思潮运动中，内部刊载的文章会比公开的报纸杂志丰富，很多作家的史料，我们在公开期刊是看不到的，但在校刊中会看到。校刊是更小范围内的史料，更有它的特殊价值，史料的一个特点是越接近发生地越真实详细。比如要研究吴兴华，就必须看当时的《燕大周刊》，燕京大学是1952年后才消失的，这两年教会大学的校刊保留当时作家的史料很多，比如岭南大学校刊里就有很多陈寅恪的史料，研究当代作家，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史源。当年陆键东写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就是中山大学的校刊《中大周报》。

第五，1978年前后中国高校的学生期刊。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后，在1979年前后，曾有一段时间，中国高校办了许多学生杂志。因为当时印刷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学生杂志有些有连续性，比如北大《未名湖》《早晨》，中大的《红豆》等，但有些学校的杂志只出过几期，比如武大的《珞珈山》，复旦的《大学生》等。当时中国高校学生在思想解放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曾想联合起来办一份杂志，只出了一期《这一代》。目前我们还没有一本关于这些期刊的完整书目及保存情况，虽然时间相去不是很远，但这些期刊的搜集难度其实比民国期刊的难度还大，我听说南京大学正在这方面努力，从一个收藏家手里买回这些史料。有人或许会说，这些史料的重要性何在？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中国新时期出现的重要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以及学者均与这些期刊有关，这些人有价值，有重要性，则这些期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极少，光炜兄近年提出“重返八十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当代文学史写作思路，我想中国高校的学生期刊当然是“重返八十年代”不能忽视的重要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个史料的搜集可能会有些难度，但难才有挑战性，才有学术乐趣，也更有学术价值。这是开创性的研究，不妨先编一本《高校学生期刊书目提要（1978-1979）》一类的工具书，只要耐心积累，将来必有所成。

第六，旧诗人的诗集。中国当代文学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被遗忘了，这就是旧诗人的旧诗活动，这个活动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彻底中断，可能要持续到1989年前后。近年来人们在旧诗方面比较注意的是新文学作家中的旧诗，比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聂绀弩等，但大量时代转换后旧文人的文学活动还没有引起特别注意。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福州、广州、宁波、杭州、温州等地，有大量的旧诗人依然在活动，他们用油印的方式刻印了很多旧诗集，这些旧诗集的搜集近年来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但主要还是一些收藏家，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似乎还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其实这些旧诗的写作，有些表达了很强的时代声音，在精神上达到很高程度，不说陈寅恪、吴宓等人了，就是一些地方旧文人的旧诗中，也有很多在艺术和思想上达到很高水平的，前一段我在《南方文坛》上有一篇介绍洪传经旧诗活动的文章，可以看出当时旧诗人活动的一个侧面。20世纪50年代旧诗人的旧诗集，我目前已搜集了近百种，这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我个人偏向于印刷精美的旧诗集，所以没有全面收罗。我想在今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这一时段的旧诗活动。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可惜目前我们的史料工作还没有跟上。

我想强调的其实主要是两点：一是在目前档案解密条件不可能有大改变的情况下，我们要自觉努力使用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文献；二是当代文学史写作，要尽可能把历史遗忘的重要文学活动呈现出来，这才是有学术意义的工作。近年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中，重复性的工作太多，完全开辟新领域的工作太少，所以我有这样一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