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敏， 贺爱军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明末至晚清译者的构成变化及其缘由探源

吕敏， 贺爱军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本文梳理了明末至晚清在华译者的构成变化，发现在这一历史时段在华译者构成呈现出从“中少西多”到“中多西少”的动态分布规律。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1)明末时期西方文化对我国并未形成冲击，中国对译者的需求相对较少；(2)自古以来的“夷夏”思想和统治者对译者的猜疑导致我国译者地位低下；(3)当时来华传教士大多实行“科技传教”的策略，以翻译为手段和媒介进行传教，从而充当了译者的角色，构成了明末时期的译者主体。然而时至晚清，译者地位提升，传教士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同时中国政府在翻译人才培养上实行了各种有效措施，使得学习西方、培养本土译者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中方译者数量大幅增加。

译者的动态分布；本土译者；外国传教士译者；社会文化缘由

1.0 引言

明清译者研究主要分为四大类：一是译者人物研究，可以归结为对译者的生平、成就、翻译思想等进行研究，如黎难秋(1994)、屠国元、王飞虹(2005)、童元芳(2000)等；二是对译者的译本研究，如张利伟(1994)、儒风(2008)、颜方明、秦倩(2015)；第三类是突显译者性别，将女性译者作为一个研究群体，如罗列(2011)；还有一类是从宏观角度着手分析译者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社会变迁对译者生发的影响，分析译者对推动社会的作用，如罗列、穆雷(2013)、贺爱军(2015)等。

这些研究在内容上大多以个体译者或译者群体为研究对象，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段展开研究，运用比较的方法将不同时期的译者群体进行对比研究的则所见不多。本文从时间和内容上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对两个历史时期的译者群体进行纵向对比，探析译者的动态分布规律，进而分析规律形成的社会历史缘由。

2.0 明末至晚清译者的动态分布规律

明末处于中国第二次翻译高潮——科技翻译时期，西方传教士为达到“科技传教”的目的而与中国译者①合作翻译，所以这一时期的译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少数中国上层开明人士。据统计，这一时期，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译者共有21人，中国籍译者4人。至晚清，西方传教士虽然仍大量活跃在中国，但是中国本土译者的兴起使翻译人员的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译者数量锐减至11位，而中国译者数量则大大增加，人数达34位。两个时期的中外译者详见表1和表2。

表1 明末清初(1580-1740)外国传教士译者和中国译者统计表②

表2 晚清(1840-1900)外籍译者和中国译者统计表③

通过对表1和表2进行数量上的对比分析，得到中国译者与外国译者的构成比例，详见图1和图2。

图1 明末清初(1580-1740)外国传教士译者和中国译者构成比例图

图2 晚清(1840-1900)外籍译者和中国译者构成比例图

对表1、表2、图1和图2的数据统计进行对比后，我们发现，明末清初时期，外国译者明显多于中国译者，但是到了晚清，中国译者的数量反而大大超过了外国译者。从明代到清朝，时间不过数百年，但是中外译者的构成却发生了激变。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都是多方面的，明末至晚清译者的动态分布也不例外，个中缘由值得深究。

3.0 明末至晚清的译者动态分布缘由

沿着翻译史的发展脉络，从社会和历史两个维度探究明末至晚清译者的动态分布，其缘由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从明末至晚清译者地位的提升；外国传教士译者对中国本土译者的培养所起到的间接推动作用；政府作为翻译赞助人的努力。

3.1 译者地位的提升

虽然“夷夏之辨”的思想长期制约着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外部世界的交往，但是无论主观上如何提防蛮夷，与其交往根本不可避免。由于不同部族之间的语言不通，中国很早便出现了译者。虽然各朝代都对翻译官员进行了编制，但是译者地位低下，因为他们传达的都是“蛮夷反舌”之语。

明朝时期，中国是强大的主权国家，西方的科学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盲目的“天朝上国”的至尊思想面前反响甚微。这种将文化标榜出高低之分的思想决定了外语和外来文化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都不可能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不可能像对待自我文化一样来接受外来文化。这就决定了当时的译者地位。

明代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因此对翻译更加重视。不过，明朝时期，朝廷开始认识到翻译活动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因此他们对翻译人员的监控和管制更加严密，朝廷不断三令五申要对翻译人员的行为进行严厉约束。“以至所有的翻译人员，尽管有多么重要的实际功能，但也因为这种顾虑而不可以涉及纪要，不能委以高职，且受到怀疑，甚至鄙夷、贱视”。(王宏志，2010：9)所以在这种思想制度和统治环境下，译者是统治者利用的对象，又是统治者怀疑的对象，作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译者只能成为牺牲品。所以在这个时期译者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只要有选择的余地，人们便不愿意从事翻译工作。

然而时至晚清，译者的地位却得到提高，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都有特别的条款，规定了以后中英两国交涉所用文字：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刘禾，2009：40)《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中也规定允许外商任便与华商交易，洋人可以自由雇佣通晓外语的通事等华人雇员。(季压西、陈伟民，2007：117)从这几个条约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已逐渐接受了外语，并允许其在中国传播。历史语境的改变促使政府接受外语和外语人才，译者成为一种自由职业，译者的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正是这种地位的提升和翻译工作的职业化，使得晚清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增加，翻译人员的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

3.2 外国传教士角色的转变

明末时期，西方天主教为扩大势力范围，派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但是天主教对其他地区实行的那套“暴力传教”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他们在对中国进行了观察和研究之后，决定实行“科学传教”，向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介绍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及火器等方面的知识。正因如此，西方的科学技术在这个时期通过西方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笔述的方式传播到中国来。而诸如由李天经主持，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参与的《崇祯历法》，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熊三拔和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等西学译著都在这时应运而生。

客观而言，传教士来华为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西学人才，还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科技翻译，为中国近现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时期的角色和目的都较为单纯，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传教，所以这时翻译工作只是局限在上层阶级，并没有得到大范围扩展。除此之外，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填补了我国明末时期译者的空缺，政府对译者的需求达到了一种相对饱和的状态。所以明朝政府与西方传教士这种“互利共赢”的相处模式使我国在明末时期形成了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体的西多中少的译者结构。

时至晚清，传教士的角色开始发生改变，从单一的传教士译者身份转变为译者和译者培养人的双重身份。如晚清著名的来华翻译家傅兰雅，从译者身份来说，他在江南制造总局担任过翻译和秘书，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连载已经译好的科学书籍并介绍各种最新的科学信息。但其实他在1861年最初来华时是在香港圣保罗书院任院长，教授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学习英语，之后又分别在京师同文馆和英华书馆担任英语教习。拥有这样经历的并不止傅兰雅一人，包尔滕、伟烈亚力、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均充当了译者和译者培养人的双重角色。

作为译者培养人来说，传教士除了在中国的翻译机构中担任教习之外，自己也建立翻译机构和教会学校，这为时人学习外语和外来思想文化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外国翻译机构和教会学校主要有：墨海书馆、美华书馆、广州益知学会、广学会、浙江东方女子教育会、宁波崇信义塾、上海文纪女塾、上海女塾、上海男塾、上海中西学院、南京的汇文书院、美国基督教浸礼会、英国基督教圣公会、英国基督教循道会、法国天主教会等开办的学堂。(贺爱军、王文斌，2012：42)

虽然晚清传教士也从事翻译工作，但是他们作为译者培养人所进行的活动影响更大，效果也更加明显。据此，我们认为外国传教士从明末到晚清完成了从译者到译者培养人的角色转变。外国传教士的努力、中外翻译机构和外语学校的建立，使得我国晚清翻译阵地得以扩辟，本土翻译队伍不断壮大。

3.3 政府：翻译赞助人的“一建三改”

译者地位的变化和外交的需要是译者数量增加的根本原因，但政府作为翻译赞助人在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实行种种措施，培养本土翻译人才从而有助于本土译者数量的增加。我们将晚清政府对翻译事业做出的贡献总结为“一建三改”，即建立翻译馆，改善人才选拔范围，改革教学模式，改变人才选拔制度。

3.3.1 建立翻译馆

清末，由于清政府的洋务事务增多，同时也出于外交的需要，政府与洋人直接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对外语和翻译人才的需求量也增加。所以出于国家实际需要，清政府需要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但是，由于当时懂外语或从事翻译的大都是通商口岸的通事。这些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知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惟彼亦不足于若辈。特设义学，招贫苦童稚，兼习中外文字”。(冯桂芬，2002：55-56)所以，通事无论是在学识还是人品方面都是备受质疑，如果任用通事为翻译人员，不仅不会对国家事务带来帮助，反而可能会带来危害。但是如果一味地任用外国人来充当中国翻译，他们在进行外交事务的时候考虑的还是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很难为中国所用。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清廷官员切身感受到朝廷必须有忠实于自己的译员，清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进一步意识到创办外语学校的必要性。(罗列、杨文瑨，2015：93)所以这一时期，我国的翻译机构(见表3)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我国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沃土。对于外籍译者，清政府采取了削减政策，只留少数为培养本土译者和辅助翻译政府文件服务。除此之外，外籍译者的地位也大不如前，如傅兰雅就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西人常居局内，专理译书之事，故人远处，无暇往来，而且水土为灾，不胜异乡之感，终朝一事，难禁闷懑之怀，然多年敏慎，风雨无虚者何也？盖以为吾人于此，分所当耳。况上天之意，必以此法裨益中国，安可任意因循违乎天耶!是故朝斯夕斯忍耐，自甘所以顺天心耳。(转引自熊月之，1994：573)由此可见，晚清政府对外籍译者实行的钳制政策使得他们在中国的处境艰难，无心从事翻译。

表3 晚清中国自办翻译机构统计表

3.3.2 改善人才选拔范围

晚清政府对翻译人才的选拨范围进行了修善。起初翻译馆中只招收八旗子弟，但随着中外交涉事件日渐增多，对翻译人员的需求增大，只招收旗人已经不能满足需求(罗列、穆雷，2013: 84)，于是冯桂芬在成立上海同文馆时提出“惟有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取资既广，人才斯出”。(黎难秋，2006：400)所以除了招收满洲、汉军子弟和汉人世家子弟之外，1871 年的《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等折》中提出“清白安分之民人愿入馆附学者，亦准一律训习”。(黎难秋，2006：47)这样的改善不仅突破了传统的人才选拔以上层阶级为主的状况，使普通百姓也可以进入翻译馆学习，更扩大了选拔和发展翻译人才的范围，为中国本土译者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3.3 改革教学模式

翻译馆的建立和翻译人才的选拔使清政府的翻译人才培养事业渐见雏形，为了培养出既通晓汉文和传统文化知识，又熟识外文和西方科学技术的翻译人才，清政府在学制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效果深化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改革。

首先，学制设置上，各学校根据学生年龄和层次的不同分为三年制、五年制和八年制不等。其次，在课程内容上，基本是以英文为主的外语教学和汉语教学相结合，而像冯桂芬在上海开办的广方言馆除了开设外语课程之外，还增设算学和机器制造学等西方科学技术科目。第三，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京师同文馆在教学方法上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教学法”，这是18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将语法和翻译结合的教学方法，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它注重大量的语法、翻译、作文和练习，强调书面表达完整和准确。它在培养学生准确地“写”和“译”等书面表达能力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教学方法不可替代的，培养了一批“写”和“译”方面的英语人才，这在当时是符合清政府对外交人才的要求规格的。(王薇佳，2007：105)第四，学习效果的深化。翻译馆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可以翻译政府的公文还有西方书籍，一方面是作为练习之需，更重要的是为了满足清政府当时的翻译需求。除此之外，为了使翻译人才不仅在语言的学习上有所造诣，更要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和科学技术，清政府坚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1866 年在《总理各国事务奕欣等折》中提出“同文馆学生内有前经臣等考取奏请授为八九品官及留学者，于外国语言文字均能粗识大概，若令前往该国游历一番，亦可增广见闻，有裨学业”。(黎难秋，2006：37)这些措施的实行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本土翻译人才的涌现。

3.3.4 改变人才选拔制度

政府在翻译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意识到，调动人们学习外语的兴趣和动力，形成良好的外语学习氛围是发展外语和培养翻译人才的重中之重，唯有如此，翻译事业才能茁壮发展，才不会半途而废。为此政府改变了传统的人才选拔制度，将非科举进入仕途的方法引进到翻译人才的培养中。在对翻译人才的考核和毕业去向中就有这样一项规定，“三阅月一行考核，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通商衙门司理翻译，承办洋务即可由此遴选。果其才能出众，则督抚登诸荐牍调京察验，授以官职”。(王韬，1875：111-112)这种人才选拔方式的改变为读书人提供了非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一条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学习外语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推动了晚清本土翻译人才队伍的壮大和发展。

4.0 结语

明末时期，外国在华译者数量明显多于中国本土译者，而到了晚清时期，中国本土译者的数量却大大超过外籍译者。译者的这种动态分布是明末至晚清译者地位提升，翻译主力外国传教士的角色转变，以及政府作为翻译赞助人做出了种种努力等多种时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翻译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发展，译者也集聚起来，促成了清末中国本土译者明显多于在华外籍译者的历史现实。

注释:

① 本文中提及的“译者”指的是在翻译类辞典或翻译文学史著作中有史可考的翻译人员。

② 表1和图1主要依据《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马祖毅，2004)、《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2005)和《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2011)整理而成。

③ 表2和图2主要依据《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熊月之，1994)、《中国翻译词典》(林煌天，2005)和《中国译学大辞典》(方梦之，2011)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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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ke-up and Developments of Translators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Late Qing Dynasty

LÜ Min, HE Ai-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gularities of the dynamic distribution of the translators in China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finds that the amount of western translators is more than that of Chinese translato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le the ranking order is just opposit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actors causing this transition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western culture didn’t exert an impact o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o the demand for the translators was relatively small at that time. Secondly,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Foreigners are Barbarians” and government’s suspicion on foreign translators made translators’ status extremely low. Thirdly, with the aim of “spreading Christianity through translat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terials”, foreign missionaries acted as translators at that time. Therefore, the western translators outnumbered Chinese translato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u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ranslator’ status enhanced, the role of missionary changed, and the measures on cultivating translators on the part of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learning western culture and cultivating domestic translators became inevitable. Right in this context, the amount of Chinese translator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ynamic distribution of translators; Chinese domestic translators; foreign missionary translators；social and cultural causes

2015-06-25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地理学视域下的浙籍译家研究”(项目编号：12CYY004)、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工程项目“翻译家研究”系列成果。

吕敏，女，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10.16482/j.sdwy37-1026.2016-04-014

H059

A

1002-2643(2016)04-0101-07

贺爱军，男，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译者与译者形象、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