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华

借力各国还是与日结盟
——光绪三十年督抚筹划东三省危局的讨论

刘文华

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激战正酣之际，清廷密谕各地方督抚筹划东三省事宜。大部分督抚对日俄两国的侵略野心都有一定的认识，有的寄希望于联合各国，使其互相牵制以保主权，自开商埠以开放图存，也有的建议与日结盟，共同抗衡俄国。大部分督抚都按时上奏策划应对东三省危局，但也有不少督抚或回避、或忽略，未予回应，由此可见部分督抚的泄涾。通过这一讨论，可以窥见日俄战争中督抚们的认识与应对，并探寻甲午庚子以来各督抚大员对外方略变迁的内在逻辑。

地方督抚 东三省危局 日俄战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俄国侵占东三省。清政府与之屡次交涉，俄国虽一度同意撤兵，但又反复生变，仍占据东三省大部。甲午战争后，日本亦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不能容忍俄国独霸中国东三省。于是，日俄战争一触即发。东三省是清朝龙兴之地，东北边疆危机自然引起朝野上下的密切关注。战争期间，国力衰弱的清政府只能采取局外中立的政策。不过，战前、战时、战后，清廷也在积极广泛筹划应对危机。学界对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政策已有不少较深入的研究，但对“中立”政策之外朝野上下对东三省危局应对的筹划讨论的研究还相对缺乏①。如光绪三十年(1904)下半年日俄激战正酣时，各地方督抚广泛参与的筹划东三省危局的讨论，可能因为资料的原因，就未引起学界的注意，笔者以搜集有关未刊档案史料结合相关记载对此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一、督抚筹划东三省危局讨论的缘起

讨论缘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一日的廷寄密谕：“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前因时事方殷，需款孔急，曾经密谕各督抚切实筹办。昨赵尔巽来京召见，连日垂询布置东三省事宜，该抚亦以外交兵备财政为入手要著。此事为全球各国所注意，实我中国大局安危所关。即使事机俱顺，非得数支劲旅，大宗的款，极力经营，不足以厚声势而保权利，况强邻交逼，事变难知，更恐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朝廷先事图维，焦思倍切，各省疆臣均受国家心膂之寄，自应同心协力，共济艰危，其筹画东三省一切有何深谋至计，著该督抚各抒所见，具折密陈，以备采择。”②查当日上谕档记载，此密谕是寄给“直隶、两江、陕甘、四川、闽浙、湖广、两广、云贵各总督，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云南各巡抚”的，上谕除关注东三省危局外，还要求各省督抚注意与此相关的筹饷问题：“至现在库藏空虚内外同一支绌，然事势迫切练兵筹饷实刻不容缓之时，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先顾根本，著各省通力合作联为一气，应如何移缓就急腾挪接济之处，着仍遵前旨一并速筹具奏。”③所谓“前旨”，是指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八日廷寄密谕，清廷考虑到“自日俄开衅，中国势处两难，将来两国战事定后一切因应必多棘手，现在各省空虚，西北边防尤关紧要，近畿一带非有数支劲旅难期巩固”，但“练兵尤以筹饷为先”，要求各省督抚“各就本省财力实心筹措，外销之款核实腾挪，中饱之数从严厘剔，并归并局所、裁汰冗员、清提陋规、力除靡费以资挹注，毎年匀出的款若干以为练兵之用”，并且限令“将筹办情形限于一月内具奏”④。筹饷问题虽与筹划东三省危局相关，但属于另一问题，因为“前旨”一月期限将至，因此在六月二十一日密谕中再次加以强调。不过，这正好给了几位巡抚回避讨论埋下了伏笔。

由上谕可知，湖南巡抚赵尔巽入觐连日被召见，直接触发了此次讨论。赵尔巽的内调，本就是清廷应对东三省危局的布置，因此，赵到京后连续被“两宫”召对，问询东北危局的应对办法。君臣商议之后，觉得有必要让全国督抚参与到危局筹划中来，既是集思广益，也是为了引起封疆大吏们的重视，寻求他们的鼎力支持。

晚清时期，清廷就某一重要问题咨询各督抚的意见、引起广泛讨论的事情相当常见。比如，同治五年(1866)二月二十日，针对总理税务司赫德呈上的《局外旁观论》、英国使臣威妥玛所上的《新议论》，清廷就发布密谕要求沿海沿江各督抚及通商口岸大臣加以详细探讨“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并如何设法豫防，俾各国目前不致生疑”，“条分缕晰悉心妥议，专折速行密奏”⑤。针对东三省事宜，此后清廷仍有类似密谕，征求督抚们应对东三省问题的良策。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二十一日，日俄战争已近尾声，清廷密谕：“日俄两国已有和意，闻有在华盛顿两国直接开议之说。中国现在应如何因应，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应如何善后办法，著各省督抚悉心筹画，各抒己见，密行电奏以备采择。”⑥湖广总督张之洞还因为回复迟缓而被电催⑦。

二、督抚们对东三省危局的讨论

光绪三十年(1904)下半年，各省督抚的议复折陆续呈奏。笔者将搜集到相关奏折列表如下：

表一 光绪三十年（1904）各省督抚议复折列表

(注：表中档案皆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表一中时间为各督抚上奏时间，备注中为查明的奏折到京时间，即《军机处随手档》中记载的处理该奏折的时间，还有该奏折的处理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各奏折均无朱批，其处理方式周馥奏折、陈夔龙奏折都是“见面带上，未发下”，即军机大臣接受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召见时(通称为“见面”)，将两折带上交还两宫，然后两折就未被发下，留中了。表一中其他奏折，都是“存堂”，有的写明“留中”，其实这些奏折最后很可能都是与周馥、陈夔龙两折一样被交还到宫中，留中了。所以，正如表一中所显示的，这些奏折最后都在《宫中朱批奏折》中出现，在军机处并没有被录副。因为督抚们有关筹划东三省事宜的奏折，事情敏感，怕泄露出去引起外交上的不利，所以全部留中，未予朱批，也不发抄。

光绪三十年(1904)秋季，此时日俄战事正酣，结果仍未明了，但日本已包围旅顺，进行辽阳会战并取得胜利，占据了战略优势。不少督抚认为日本将会取得战争胜利，甚至预计日本能够直捣哈尔滨。如安徽巡抚诚勋认为“似日胜俄败，在意计中”⑩。山西巡抚张曾敭认为日本“已操全胜之势”，“日师必俟攻取哈尔滨后方肯歇手”⑪。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极其目的所注，兵威所加，至于夺据哈尔滨而止”⑫。

督抚们对俄、日的侵略野心都有一定的认识。山东巡抚周馥称，“窃恐战胜之后，毋论何国皆必变本加厉。日不仅如甲午之割辽东湾，俄不仅如辛丑初议东三省之约稿也。现在中外民情闻日胜多喜，闻俄胜则忧，是盖惑日人仗义还我土地之言。此言诚不足恃，况不占土地而占权利，日本已明言之。彼时我与战胜之日本相商，彼必悍然不顾，岂但东三省名存实亡，且英于西藏、法于滇粤、德于山东，相援而起，大局无可挽回”。⑬河南巡抚陈夔龙认为：“俄胜则为祸之烈，大局将不可问。日胜则以彼全力所争之地，而望其既得勿取，慨允交还，亦非易事”。⑭陕西巡抚升允认为：“若东三省之疆土主权，终应归我，诚无疑义。然事至今日，竟不可以理论，譬如日胜矣，日以其全国之人命财力为我收回已失之疆土，争回已失之主权，汗血而来，拱手而去，天下恐无此事也。譬如俄胜矣，俄之始据我东三省，已有久假不归之势，今忽于屡创屡复以胜结局之后，举而还我，天下更恐无此情也。是东三省将来之主权不可信也”。⑮广东督抚岑春煊、张人骏也认为：“此次俄兵愆期不退，则日人起而抗争，阳以仗义执言为名，实则皆为自争权利起见”。⑯安徽巡抚诚勋称：“东三省……尺寸之土不可以让人。日人亦曾以不贪土地为言矣。又不欲任俄人久占，则其地必有一归结，归结而后无论何国胜，我必向之索还，向之索还必责我偿款，责而无以应，必借暂为代守之说以相要，去一暴又一暴”。⑰山西巡抚张曾敭认为：“此次日俄开战之始，日尝宣言不占我土地，不侵我主权，议者莫不倖日之胜，冀其克践前言。今日军所向克捷，围旅顺拔辽阳，已操全胜之势，而所得各城，占据如故，且攘我利权。盖彼糜巨饷伤士卒力争而得之，固不容我之坐享其成，而又虑我之不能守，是其不愿以地归我，自在意中”。⑱署云贵总督丁振铎认为：“日虽托名公愤，巨无自利之心。如营口税务彼已不肯交还，即全胜俄人，将东三省土地仍归我有，此番兵费又不知要索若干”。⑲云南巡抚林绍年称：“此次日之仗义兴师，虽声言不占土地，然俄退之后，日必不将土地交还”。⑳署四川总督锡良认为：“日人崛起争雄，立名市义。我之土地或不致悍然不归，然或致虑于我兵力之不足恃，而仍事留守，或托词于我政策之未尽善，而辄思干涉。是则名去实存，又与俄人之占据何异”。㉑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日本“劳师糜饷，倾国相争，血战所得之利，岂肯徒手以还中国。揆诸情理，中国亦安能一无所偿而向之索地”㉒。

由以上言论可知，督抚们对于俄、日都持警惕心态，俄胜自不必说，原本就百般拖延东三省撤兵事宜，此时一旦战胜日本，则东三省难有归还之日；对于日本，当时民情普遍对其颇怀好感、寄予厚望，希望日本战胜俄国之后，将东三省完璧归赵，督抚们对此比较清醒，认为日本“不占我土地”的宣言只是“市义”之举，不足为恃，日本此次发动对俄战争是为了争“利权”，倾尽全国人力、财力击败俄国之后，不可能轻易将东三省交还中国。山西巡抚张曾敭坚定认为“将来辽东半岛日必不能挈以归我，情势显然”㉓，后来情形也被他不幸言中。

对于清廷在日俄战争中实施的“局外中立”政策，正如山东巡抚周馥所说：“两国因东三省而战，论理我不应居局外，特以势力不敌，无可如何”。㉔对此“中立”政策，除陕西巡抚升允外，督抚们或表赞同，或未有异词。广东督抚岑春煊、张人骏称“此时战争未已，自应坚守中立，始终不渝，外人无隙可乘，自无从别生枝节”㉕。安徽巡抚诚勋建议应该“严中立以防他患”㉖。署四川总督锡良称“惟有坚守中立之局”、要“坚守中立以弭衅端”㉗。锡良还特别对此展开论述：“若夫中立之局……今日俄又不满于我之未能严守，窃计日人不过以为目前卸过之地，日后借口之资，固不愿破坏此中立也。俄则虎狼之国，将惟恐挑衅之无词，设有违言，北藩部而西新疆，实有防不胜防之势，拟请敕下防边诸将帅，切念古人主忧臣辱之义，慎固封守，申儆纪律，忍小恥以成大谋。而沿海各将吏恪守禁约，毋畏葸毋卤莽，以维护于其间。彼虽阴鸷，我一以坚忍当之，或不至别生枝节”。㉘锡良主要是害怕俄国以中国未能严守“中立”为借口横生枝节借以挑衅，进而侵扰北部蒙古及西北新疆地区，所以要求朝廷饬令防边将帅申严纪律，勿必不能激成事端，必要时甚至含恨忍耻，保证不给俄国借口。显然，岑、张、诚、锡四人都认为在日俄战争中严守“中立”是必然选择。至于陕西巡抚升允虽称：“然中立之说可为局外者言之，今以我之疆土，俄人无端而据之，日人捷足而争之。客哄于室，主人袖手，不得谓局外，主人无以谢客，客反有以诘主人，不可以中立，是局外中立之约不可恃也。”明显对局外“中立”政策不表赞同，但时势如此，升允也只能表示“夫中立不可恃，然尚可为目前措词之地”，无可奈何。㉙

怎样应对危局，尤其是日俄战后，怎样收回东三省，保有东北主权，是清廷此次问计于督抚们的一大关键，对此，大部分督抚们的意见比较一致，都寄希望于联合各国，互相牵制，保我主权；自开商埠，开放图存。署四川总督锡良、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对欧美列强都心存疑惧。

山东巡抚周馥建议“联各国以定东三省善后之约”，认为各国都追求“共享升平”，关于东三省问题最终还是得坐下来会谈，中国“与其后来与一国议，曷若现时与各国议，纵或各国亦有要求，究系公共大利，彼此有益。比后来与一国议者，利害何啻霄壤。如能议成，岂特东三省之利，日俄之利，亦各国之利也”。中国“力既不敌，理无可解，公法不可恃，惟有借众力维持补救之法”。㉚广东督抚岑春煊、张人骏寄希望于各国公论：“即使将来恃强要挟，诸友邦当有据理而持公论者。”㉛安徽巡抚诚勋也建议“联众国以订会议”，“西例于两国战后必有各国会议之举……请旨饬下出使大臣知照各国俟会议之际，浼其秉公剖断，许以利益均霑。各国以均势为主义，当不肯听其久据为拓宇之谋，而有利可图，亦不至别生枝节”㉜。总之，都是寄希望于列邦不愿俄、日独霸东北，以期收回东三省。

那中国该如何布置以保有东三省主权呢？大部分督抚都主张商业开放，利益均沾，吸引各国关注，使得任何一国都不能势力独大，从而保证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如河南巡抚陈夔龙就建议自开通商口岸，“各国一律均沾”㉝。陕西巡抚升允设想东三省将来结局，日俄两国罢战，东三省主权归我，这是“万全之局”。其次是“日俄不能据，中国亦不能守，终必为万国通商之公地”的“曲全之局”。再其次就不堪设想了。升允认为“万全之局”毫无把握，不如两害相权取其轻：“奴才之愚，尤以为与其待人之要我而取之，不如我之先期而馈之也。前者俄人屯兵于远东，名之曰借，且有约期退兵之说，是东三省之地俄人固许还我矣。日人以义为名，一则曰不贪土地，再则曰不贪土地，又认明东三省为我有矣。此说也，将来虽不可执以责二国，今日犹可借以告各国，趁此战事未终以前，该处版舆名犹隶我，我以未失之地，光明正大布告各国，愿捐为各国通商之公地，并可由我区画，留我盛京陵寝以存国体。各国知我以东三省土地公诸众也，则所以保全东三省者，必至虑日俄之相持无已时也，则所以排解二国之争者必力。日俄知东三省之地已为各国有也，则外无以抗各国，内无以挟中国，如是则各国虎视之欲可以平，俄人远东之略可以戢，日人惧祸之心可以安，而我东方和平之局亦可以保。盖东三省土地使为日有，为俄有，则将为用兵之重地，使为各国公有，则不过为通商之马头，各国主义保商为先，辐辏之乡，从无兵革之祸，未始非中国东圉之幸也”。㉞安徽巡抚诚勋建议“拓商埠以杜群望”，“事平之后，宜废俄约，将旅顺大连湾沿海沿江一带开辟口岸作为各国通商公地。更订条约，另简重臣驻札辽东，与南北洋一律，使各国同沾利益，觊觎不生”。㉟山西巡抚张曾敭也建议，在东三省“择要开作通商公埠，日既仗义兴师，当不至自食其言，蹈俄故辙。而各处既开公埠，俄人亦必无词，权度利害，或为目前挽救之计”㊱。署云贵总督丁振铎也认为应在东三省海岸广行开埠：“此次局外中立之说，各国承允，将来或别有要求，东三省沿海各口岸似均须开埠通商，予各国以利益。我无海军，亦得藉以稍纾兵力”。㊲云南巡抚林绍年也说应在东三省“大开商埠”㊳。

一些督抚还对美国寄予厚望。河南巡抚陈夔龙认为美国“素主和平”㊴，署云贵总督丁振铎认为“列邦美稍和平”㊵，都对美国印象较好。云南巡抚林绍年甚至让美国代为经营东三省：“查英美皆与日相亲之国，而美尤于我无争，若能商之美廷，使出而代为经营，则俄必当无词，而日亦无可借口。”林绍年提请将东三省“划地分藩，借才异域，先尽改其制度以借固我藩蓠”，“择亲藩之贤者镇而守之，除崇奉正朔，岁时朝贡外，余悉听其借用客卿，尽行新法，大开商埠，使各国互为牵制，而仍令三年报政以符古诸侯之制，而验其实效之如何”㊶。

对于激战正酣的日俄战事，也有一些督抚建议进行调停以自占地步。山东巡抚周馥建议：“先联各国以止两国之战……劝止两国之战为第一义”，“两国既为东三省大哄，中国为东三省主人，出而劝和，名正言顺”㊷。河南巡抚陈夔龙说，“为今之计，惟有调停两国，及早罢兵，先行停战之一策。”并建议“请美国调停”，因“该国政策素主和平，与日俄尚无偏向，如允出而调处，事易转圜”。于是，推荐总税司赫德参与此事，与外务部“共筹方略”。㊸

山西巡抚张曾敭则称，“各国调停之说未见其利”。因为“辽南已在日人掌握之中，日所能允我者，我未尝不可与商，其不能允我者，各国亦难强以必从。且各国皆图利己，多一国之干预，即多一分之损害”。且张曾敭既对辽东半岛的归还不寄希望，提议与日本单独交涉，力图收回半岛以北地区：“其海盖以北，兵力所得之地，或还或否，关系我者甚重，似应由我驻日使臣相机婉商，稍偿饷费，另与密订协守同盟之约，定立年限，声明不干预我内治之权，俾我得借手邻助，以渐图自强之策”。㊹

署四川总督锡良、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张曾敭的观点颇有类似之处。锡良除对俄、日外，对欧美列强亦怀有疑惧之心：“比又闻日俄事定，各国将开大会。稽之西史，各国以谋法而有维也纳之会，以阻俄而有柏林之会，兹且将联合其势力以挟持东亚之大局，是尤关系至巨而隐扰之至切者矣”。锡良担心列强像开维也纳会议以“谋法”、开柏林会议以“阻俄”一样，在日俄战后开会联合“挟持东亚之大局”，这是隐忧所在。退一步说，“各国即无开会之举，顾以列强之包藏祸心，沈几观变，未必不于调停日俄之时，或日俄议定以后，协而谋我”，锡良担忧列强即使不开会，但仍然联合图谋中国，所以锡良对列强调停日俄之事不以为然。㊺张之洞则称：“且日本兵力果能至哈尔滨以北，俄势大衰，德法两国深忌黄种之强，必助俄以阻日，否则乘机攘取中国土地权利，以为均势之局。此后变态，实有难言”。㊻同一会议，周馥等试图借之以收回东三省，而锡良则担心列强以之把持大局协而谋我；同一均势，诚勋等期望借之以保东三省主权，而张之洞则惧怕因之以陷瓜分之祸。

列强之外，俄国是心腹大患。锡良等三人对防俄亦极其关注，尤其是惧怕俄国失败之后，试图取偿于中国。张曾敭称，“尤虑者，俄取偿于我”㊼。锡良称，“俄则虎狼之国，将惟恐挑衅之无词，设有违言，北藩部而西新疆，实有防不胜防之势”㊽，所以强调北方、西北边帅勿起衅。张之洞认为：“俄失哈尔滨，势不能不与日本议和。既与日本和，必向我别生枝节，以泻其忿而掩其耻。或在蒙古新疆一带肆其窥伺，或要索建造恰克图直达张家口之铁路，皆不可知。故我今日之筹画，不宜专注重于东三省，而当兼顾蒙古新疆，豫为之备”。㊾署云贵总督丁振铎也持有同样看法，认为中俄沿边接境两万余里，尤其需要加倍注意防范。

既然张曾敭、锡良、张之洞等都对欧美列强心存疑惧，尤其惧怕俄国取偿，而中国国力衰弱，难以保有东三省主权，也难以单独抗衡俄国。于是，他们倾向于联日。张曾敭建议对日本“稍偿饷费”，与其“密订协守同盟之约”㊿。锡良既认为列强不可倚恃，唯有寄望于日本：“诸国虽各有自私自利，而其不利于东亚之强盛则同，当必以惎害中国之谋为限制日本之举。夫日人今者之役，恐中弱而俄强，日将无以自立也。日既不乐于中弱俄强，又安有欧美将执牛耳于东亚而俯首听之者。”即将欧美列强视为一方，东亚的中日视为与其对立的一方。欧美列强不希望看到东亚强盛，以削弱中国为限制日本的手段，而日本当然也不愿意看到欧美列强控制东亚局势。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就是中国可以利用之处。于是，锡良建议：“是则欲筹抵制之策，非联日图之不为功”。在此之前，得“权宜处置”，“害取其轻，事规夫远”，从日本手中收回土地主权。

怎么“权宜处置”，寻绎锡良之意，也只有偿费或者给以利权了。张之洞首先认为偿费日本在所难免：“若日本则兵力所至，必不居占地之名，而兵费则断无不索偿之理，非但索开战后用兵之费，又必索罢战后代守之费”，“是我与日本非偿费不可”。但我国财力无以应付，“量力助给外”，只有“或者于彼兵力所到之地，许以森林矿产鱼盐最优之利益，以为抵扣”，又“可将铁路利益抵扣若干”。张之洞期望，日本“留兵代守辽东之境，则我止须备兵以防辽西之境”，“万一俄人窥我蒙古，日本既留兵驻守奉省，则热河一带，日本必不愿邻氛逼其藩篱。我诚能资以饷力，则自张家口以东有警，即可借助于日本以御之。以日本之将校率我之兵，庶几可与俄人一战”。张之洞更进一步建议与日本、英国联盟以抵制俄国，“盖东联日西联英，虽两国必欲要索利益，然总远胜于俄国之信义全无，公然吞噬者。我果与英日联盟，俄患必可无忧”。丁振铎也同样持联日立场，认为中日有唇齿相依之势，称“东三省既由日以拒俄，自以联日为主义”。并建议与日本展开军事合作，聘请日本教习：“惟中国军制疲敝已久，近年各省虽改练新操，仍无实效，应请饬下练兵处将东三省军制改习日操，即延日本将弁为教习，彼方廑怀唇齿，我乃借助辅车，当亦彼所甚愿”。除此之外，云南巡抚林绍年也称，“日既为我战回土地，势须联日，自不待言”。锡良、张之洞等因中日同在东亚，皆属黄种，同洲同种，休戚与共，因而认为日本会与中国秉持同一立场，持有联日拒俄的的态度也可以理解。不过，历史证明他们的希望多么的不切实际。

余论

笔者在前面的督抚奏复折表中，罗列各督抚奏折到京时间，这都是在《军机处随手档》中查询到的，而且所有相应折件在随手档中都能找到记录。这表明关于此事如果某一督抚上了奏复折，在《军机处随手档》中应该会留下相应记录。对于未能搜集到奏复折的督抚，笔者在《军机处随手档》进行了查找，发现很可能这些督抚对筹划东三省事宜未予奏复，包括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署江苏巡抚端方、署湖南巡抚陆元鼎、新疆巡抚潘效苏，他们奏复了筹饷事宜，但未回应筹划东三省事宜。端方《密陈筹饷情形折》于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初八日到京，陆元鼎《练兵筹饷折》于当年九月四日到京，潘效苏《练兵筹饷力难兼顾折》于当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京。笔者在《宫中朱批奏折》档案中找到了潘效苏此折。此折本是为了奏复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八日要求各督抚筹拨的款为练兵之用上谕的，又称“正饬司筹议间，复奉六月二十一懿旨，前因时事方殷，需款孔急，曾经密谕各督抚切实筹办。现在库藏空虚内外同一支绌，然事势迫切练兵筹饷实刻不容缓之时，无论如何为难，总当先顾根本，著各省通力合作联为一气，应如何移缓就急腾挪接济之处，着仍遵前旨一并速筹具奏。等因。钦此。复行司核议”。对比前引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二十一日的廷寄上谕，此处完全把有关筹划东三省事宜的部分省去了。潘效苏既未援引有关筹划东三省事宜上谕，折中也丝毫未提及筹划东三省事宜，此后也没有另外上折奏复筹划东三省事，煌煌上谕，就这样被“忽略”。端方折在朱批、录副档案中未找到，不过，《端忠敏公奏稿》有《练兵要需请推广鼓铸折》，时间为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根据奏折内容并上奏时间判断，此折即随手档中所记载的《密陈筹饷情形折》。查看此折，亦引用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八日筹款上谕，并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二十一日上谕，且亦只是上谕的有关筹饷的后半部分，与潘效苏折一样，折中也未提及筹划东三省事宜。而且，查找朱批、录副奏折及《端忠敏公奏稿》一书，也找不到有端方之后为此上奏有关东三省事宜的记录。陆元鼎折虽未找到，但其题由是练兵筹饷事，并且奉朱批“户部知道”，与潘折、端折一样都是要交予相关衙门参照或议复的，而列表中的督抚们有关筹划东三省事宜的奏折，都未有朱批，全部留中，未加交发。由此可知，陆折也与筹划东三省事宜无关。

端、陆、潘三位虽未予全面回应，毕竟还上了奏复折，另外一种情形中的督抚们则未免过于疏忽了。包括直隶总督袁世凯、署闽浙总督李兴锐、陕甘总督崧蕃、浙江巡抚聂缉椝、贵州巡抚李经羲、广西巡抚柯逢时，对于清廷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二十一日上谕要求奏复的筹划东三省事宜及筹饷两事都未上奏。笔者查找光绪三十年(1904)下半年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未能找到这几位督抚议复东三省事宜的奏折记录。笔者又翻检《袁世凯奏议》，在光绪三十年(1904)下半年确实没有有关筹划东三省事宜的奏折。署闽浙总督李兴锐于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二十二日与两江总督魏光焘互调，并于九月二十三日亡故，贵州巡抚李经羲、广西巡抚柯逢时在这一年四月十六日互调，李经羲约八月时抵达桂林接任，柯逢时则在八月份请假两个月，迁调事宜可能导致他们未及上折奏复。但是直隶总督袁世凯、陕甘总督崧蕃、浙江巡抚聂缉椝不知为何未予奏复。尤其袁世凯，近在京畿，位居重任，手握重兵(清廷应付东三省善后事宜唯一可以倚靠的军队)，向来也积极建言，不知为何这次却缄默了。不过，袁世凯本已深度参与应对东三省危局，或许前此已上奏过相关事宜，因此此次就不再奏复了。

总体而言，督抚之中有人参酌群言，积极筹划；也有人敷衍了事，泛泛而谈；更有人可能还罔顾上谕，未予奏复。积极筹划包括上奏的大部分督抚。敷衍了事的如广东督抚岑春煊、张人骏，大而化之，未谈及具体措施；又如署理江西巡抚夏旹只是说：“任事诸臣必有定见，非远臣所能遥度”，“北洋兵力厚薄，臣尚未能深悉”，以不明内情含混对付。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岑春煊正在广西筹办军务，且他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末关于东三省的慷慨陈辞被朝廷下旨“毋庸议”，此时可能有点心灰，军务倥偬加之意冷，敷衍了事也可以理解。至于端方、陆元鼎、潘效苏只选择性奏复，回避重点。而袁世凯、李兴锐、崧蕃、聂缉椝、李经羲、柯逢时等，虽可能各有理由，却都置密谕于不顾，未予奏复。当然，也不能说这些督抚漠视边疆危局，如岑春煊、端方就于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二十三日，与魏光焘、吕海寰、盛宣怀等一起上奏密陈日俄交战时局岌岌可危，力求保全中国东三省土地权利。但是，煌煌谕旨，密寄各省督抚，不少督抚却或敷衍、或回避、甚或不予回复，仍可见此时部分封疆大吏们的泄涾，亦可以反映中央权威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低落。

自庚子事变俄国强占东三省以来，朝野上下持续探讨应对东三省危局，光绪三十年（1904）下半年的督抚们的大讨论只是其中的一次。不仅疆臣，当时新闻舆论界，对此亦极其关注。仅就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而论，《东方杂志》力倡东三省应对外开放，“欲以当俄人之锋而定天下之大难，其诸辟满洲为万国商埠矣”。当时，舆论既亲日，日本报界的论说也大量传入中国。上海《外交报》就引日本报纸言论称，东三省“若还诸中国，任其所为，必致暴徒横行，紊乱秩序”。“满洲一地，既已脱我人之羁绁，委之中国则不可，使之中立则多险，收为我有则名又不正”，建议“满洲可仍受辖于中国，我亦不必赁其全境，但使我永得其一切行政之权，而以彼之幅员，行我之政令，则中国以此而安，满洲以此而定，世界各国亦以此而得免扰攘矣，而于中国之主权亦实无所妨碍”。实质就是日本掌握行政实权，中国“保有”主权虚名。甚至有报纸倡言“以满洲为一独立立宪王国”，还辩称这不是“外满洲于中国”。舆论喧嚣混乱，可见一斑。此时，关于如何布置东三省之事，“议论蜂起，寻其大旨，归为两途，一以为当改东三省为行省，一以为当改东三省为独立国，此其大较也”。云南巡抚林绍年奏折中建议“划地分藩”，未必不是受到这些舆论的影响。

总之，从光绪三十年（1904）下半年各省督抚筹划东三省危局一事，我们可以窥见日俄战争中督抚们的认识与应对，更应该将此讨论置于整个日俄战争期间，甚至自甲午战后、庚子事变至清朝灭亡这一较长时间，来纵贯的探讨各督抚大员，尤其张之洞、锡良等对外方略变迁的内在逻辑，进而促进对清末中央与地方外交史的研究。甲午战后，李鸿章聘俄，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建立所谓的“中俄同盟”，意图联俄抗日。然而，《中俄密约》引狼入室，俄人于是借庚子事变久据东三省而不还，“中俄同盟”也宣告破产，俄国反成中国最大威胁。于是，舆论、部分官员又寄希望于利用日俄矛盾以“联日抗俄”。这就是张之洞奏折以筹款偿费，联盟日本为中心，明显表现出亲日倾向的背景。倏忽“联俄抗日”，倏忽“联日抗俄”，最后皆成泡影。而从诸位督抚的应对东三省危局的建议，要么寄希望于欧美列强，要么幻想与日本结盟，舍外交外别无他法，也让人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无奈。

[注 释]

① 相关论文包括周厚清：《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局外中立”与列强》(《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97年第2期)；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文史哲》2005年第2期)；孙昉：《试论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朱昭华：《论日俄战争时期的袁世凯》(《历史教学》2011年第12期)；尹英杰：《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局外中立”史实考订两则》(《北方文物》2013年第3期)；潘崇：《清末东北边疆危机与清政府宪政改革决策的建立》(《东北史地》2013年第6期)；朱昭华：《论日俄战争时期的袁世凯》(《历史教学》2011年第12期)等。这些论文基本上关注的是清政府局外中立政策，唯有潘崇论文较多的涉及朝野上下应对东三省危局的讨论，但对本文所关注的光绪三十年督抚们关于筹划东三省问题的讨论也基本未加论述。

③《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一日第1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第1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军机处上谕档》，同治五年二月二十日第1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⑥《奉旨著各督抚直陈日俄相和如何因应接收东三省善后事》，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档案编号1-01-12-031-00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此旨亦发予各驻外使臣，要求各使臣悉心筹画密奏。《奉旨著各大臣直陈日俄相和如何因应接收东三省善后事》，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档案编号1-01-12-031-0055。京城内各衙门也同样被要求对于此事“各抒己见”，见《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第1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⑦ 电旨称：“奉旨，前因日俄两国议和，谕令各督抚将中国如何因应及东三省善后应如何办理妥筹电奏，张之洞日久尚未奏到，著该督通筹一切机宜，即日电陈，以资采择。钦此。”《著张之洞通筹东三省善后机宜事致张之洞电旨》，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外务部档案》，档号18-4439-00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⑧ 此档案为附片，无责任者、时间，整理者判断为光绪三十年。档案中称“至练兵饷项，粤省岁认筹解十五万两，一切情形已于另折详陈。臣等具有天良，受恩深重，虽处万窘之际，敢不力任其难。”提到“粤省”可知这是广东督抚所上，又称“臣等”可知是会奏，应该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奏上。查光绪三十年九月初四日的《军机处随手档》(编号03-0319-1-1230-239)记载有“朱批岑春煊张人骏折，筹备练兵饷项由，练兵处户部知道；片密陈东三省事宜由存堂。”其中的《密陈东三省事宜片》就是此片。又查宫中朱批奏折有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巡抚张人骏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所上折《奏为广东遵旨筹备练兵饷项认解数目及办理为难情形事》(档号04-01-01-1068-001)，折上朱批正是“练兵处户部知道”，事由、朱批皆同，正是随手档记录之折。附片时间应与奏折时间相同，所以此档案时间为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

⑨《军机处随手档》的题由为《密陈管见折》，查夏旹折开头即是《密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所以此《密陈管见折》即夏旹奏复东三省事宜折。

⑩⑰㉖㉜㉟诚勋：《奏为联众国严中立拓商埠改行省可止日俄之争还我东三省敬陈管见事》，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3-0241-00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⑪⑱㉓㊱㊹㊼㊿张曾敭：《奏为遵旨密筹挽救东三省之策敬陈管见事》，光绪三十年八月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3-0241-00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⑬㉔㉚㊷周馥：《奏为遵旨密陈东三省事机危迫亟宜豫筹补救事》，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三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01-1067-0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⑭㉝㊴㊸陈夔龙：《奏为设法调停日俄两国罢兵停战敬陈管见事》，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3-0241-00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⑮㉙㉞升允：《奏为将东三省土地公诸于众为各国公有可熄日俄之争敬陈管见事》，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九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3-0241-00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⑯㉕㉛岑春煊、张人骏：《奏为遵旨筹画东三省事宜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宫中朱批奏折》，档号04-01-33-0241-0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责任编辑：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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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241(2016)02-0023-10

刘文华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处 北京 1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