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华 冯 丹 张守生

清代黑龙江将军与流人管理

吴丽华 冯 丹 张守生

流人管理是古代罪犯管理的一种方式。清代的流人管理，经过顺治到乾隆的百年实践，逐步形成了严密的制度和律法，成为古代流人管理的巅峰。因齐齐哈尔是清代继辽阳、宁古塔之后极为重要的流人发遣地，清代中后期的许多流人政策，是根据齐齐哈尔案例制定的，齐齐哈尔也因之成为清代流人管理比较典型的案例，黑龙江将军在流人管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 黑龙江将军 齐齐哈尔 流人管理

清廷为了加强对东北边防的管理，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设置黑龙江将军，为黑龙江地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与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共同构成了驻守东北的军政管理体制。清代的东北是“龙兴之地”，也是流人的发遣地。从康熙时代一直到清末，清廷向黑龙江发遣流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据《清实录》记载，嘉庆十五年(1812)时，齐齐哈尔城约有3000余名被发遣的人犯，其他各城合计也有1000名以上。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齐齐哈尔副都统咨呈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的流人统计数字是：历年接收发遣人犯26218人，逃脱未捕获遣犯420人，已故遣犯23849人，调发遣犯1808人，现存遣犯141人，逃脱拿获遣犯286人。发遣到黑龙江的流人，按例由黑龙江将军衙门管理。历任黑龙江将军中的有识之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对流人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管理方式，采取了许多因地制宜的使用措施，善于发挥其特长和优势作用，对促进齐齐哈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黑龙江将军管理流人的职权范围

清代的流人发遣与接收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清早期，当犯人被判流刑后，由各县解交上级巡抚衙门，按照朝廷所定的发遣里数，确定发遣到全国各荒芜之地或濒海州县。然而，由于这种发遣有很大的随意性，出现了各省分拨失均，趋避拣择的情况。乾隆八年(1743)，刑部始纂辑三流道里表，将某省某府属流犯，应流二千里者发何省何府属安置，按计程途，限定地址，逐省逐府，分别开载。后又经过了乾隆四十九年(1781)及嘉庆六年(1801)的两次修订，在州县的增并，道里的参差上略有修改，总体的规定没有变化。遣犯按照三千里程以上发到齐齐哈尔后，黑龙江将军衙门由“管档主事”向将军禀明，按照朝廷的规定办理接收手续。

由于清代黑龙江司法不完善，漏洞多，在流人的处理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发遣到黑龙江来的文武犯员，一般情况下被指定到某某司当差，并给一定的津贴。由此产生了许多犯员和吏员勾结，对将军、副都统阳奉阴违，对笔帖式百般拉拢，从中渔利的现象，“日浸月渍，莫不深通，此真边防之一大蠹”①。

为了更严密地管理和惩治发遣人犯，防止其逃跑，清律例对到达戍所的案犯采取枷号与点卯的手段。枷号，即为犯人带上枷锁。清律规定，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者，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这是对八旗子弟犯罪者的网开一面，对汉人枷号可见一斑。但是，如果是旗人而犯罪者是寡廉鲜耻之徒，则销除旗档，一律实发，也不姑息。《黑龙江外记》记载，“近亦有黥面为奴者，一蒙古、一汉军，皆京师旧家子”，说明了这种情况。刚实行枷号时，枷杻制重70斤，轻者60斤。乾隆五年(1740)，改定应枷人犯俱重25斤，但是还是有用百斤重枷者。嘉庆以后，重枷断用35斤，而对于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等省的匪徒，还有系带铁杆石礅之例，也是当时开创的刑罚。据《黑龙江外记》记载，嘉庆初，塔清阿开始为理刑主事的时候，掌印者是协领阿尔萨朗。阿尔萨朗造的大枷，“一枷累四、三人”，即用一把大枷锁锁住三人到四人，可想此枷锁之巨。经请示将军景熠，刑司毁掉了大枷。

清廷规定，官厅在某日卯时(早五点至七点)查点流放人员，叫“点卯”，早期每五天点卯一次，后来改为一月三点，制度极其严厉。发遣当差的人犯，旗人到本旗点卯，民人到水师营点卯，并且要按期到兵司点卯。有保人的，可以免点，叫“保卯”。点卯不到，有惩治的一套办法，轻则鞭责，重则发遣他处。乾隆十九年(1754)十一月，被发遣齐齐哈尔的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因点卯迟到，被施以鞭责。世臣愤懑成疾，抑郁而死。

清代律例规定，不论是旗人还是民人，凡是犯有重罪违反了刑律而被判流刑，则分为管束、安插、当差、为奴等条例直接发遣到边疆各省，并各有等差。因免死，或加等而发遣的，一律按照流刑严格执行。至于官吏的“奉谪、远夷、徙置”等，均属于暂时性的惩治，不在此范围内。

按照以上黑龙江将军在对待流人的职权范围，流人的命运无论从司法执行，还是行政处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完全掌握在黑龙江将军的手中。在流人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史志资料记载了黑龙江将军的处理方式。

二、黑龙江将军对流人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是朝廷规定给披甲人为奴的分派。一般例，由将军分配给某披甲(披甲是清代八旗兵丁的别称，满语叫“乌克申，又有步甲、马甲之分)。康熙三十年(1674)，康熙皇帝发布圣谕：“齐齐哈尔地方，以索伦、达呼尔之众，酌量分其披甲驻防，遣满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经过训练，索伦、达斡尔马甲战斗技艺超越满洲八旗兵，成为劲旅。嘉庆时期，全省披甲，齐齐哈尔1933名、墨尔根768名、黑龙江城1194名、呼伦贝尔2266名、布特哈1800名、呼兰452名。“其役至杂至苦，稍习书算者，多给事诸司或为亲随，以取顶戴。所余以筋力任奔走之劳，人愈寡役愈繁”②，所以，时人对之漫呼为“破披甲”、“穷披甲”。到光绪时，建“齐字营”，披甲入营且战功卓著，凭军功得赏赐升官的大有人在，也因此目空一切，日益骄横，一扫穷披甲之名。

“为奴”，清代判刑的律书一般称“给披甲人为奴”，“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早期叫“给穷披甲为奴”，没有给官员为奴及给当差者为奴的字样。给兵丁派奴，一向是只派给贫困的、勤劳的、有劳绩的，以示鼓励，所以兵丁得奴后，有叩谢官长的礼数。史籍记载，在当时的黑龙江，从来没有过权贵把为奴者当成亲随的情况，即是说当官的少有奴隶。乾隆三十七年(1769)任黑龙江将军的傅玉对分派为奴一事掌控甚严，当地的土著人曾有感叹，傅玉“给一奴如赐万金，非受知深，难遽得，是可为法”③，也充分佐证了将军分派为奴的状况。这种情况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有所变化，“准于发遣为奴人犯二十分中，以一分赏给出力官员”④，由此，当官的也可以分得到为奴或当差的流犯为其驱使，这是清廷遣戍政策的一个微小变化。还有一种是刺面黥奴的分派，按照成例，一律分给汉军、达呼尔、巴尔虎兵役以及站丁为奴。

第二种是当差或充当苦差。由将军分派到衙门下的某司，由司官管理。清代有成例，旗人发遣当差的，一律随其本旗当差。到水师营充当苦力的，则交给水师营总管，由其负责监管。清代早期发到黑龙江的流人都充役水手，卜奎共319名，瑷珲有427名。当时有战船一百多艘，隶属于黑龙江的占六成、隶属嫩江的占四成。清代中期，流人发遣越来越多，为了安置在水师营服劳役的流人，黑龙江实行了自定的政策，即原来年老体弱的水手缴纳一定的银两，变成“帮丁”，新水手发一半兵饷，而另一半给予帮丁，称为“一正予一帮”。这样，从流人的嘴里，抠出了四分之一的兵饷。除了在水师营当差的，还有安插在驿站、官屯、边台的流人，从事种田、打围、烧石灰、烧炭等等最辛苦的差事，待遇极低，生活困苦。

第三种是安插或管束。此类流人一般都是宗室、太监或官员。因其身份特殊，也得到一定照顾，例由将军指定到某处接受看管或“别予圈禁”。地方官对遣戍而来的宗室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嘉庆十五年(1810)，一宗室将被遣戍齐齐哈尔城，其同旗的协领与同事商量说：“谒见问起居，我膝当几屈耶？”⑤其态度恭敬却不懂规矩，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种是改向其他城市发遣。朝廷没有明确发遣黑龙江哪个具体地点的流人，由将军确定是留在将军衙门所在地，还是向其他地方发遣。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一次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曾经设在黑龙江城(今爱辉)，在康熙中叶，那里一度曾经是流人的集中发遣地，目的是为了抗击沙俄和巩固边防。第二次是黑龙江将军衙门迁移到齐齐哈尔城后，齐齐哈尔成为流人的集中发遣地。一般情况下，清廷中后期发遣人犯涉及黑龙江的，记载大多为黑龙江，实指齐齐哈尔。按制度，如果不指明具体遣戍地，应发遣到黑龙江将军衙门所在地，由理事通判(主事)具体操作。例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遣戍至此的桐城方家，黑龙江将军衙门就曾经打算把这一家拆分到黑龙江各城，但经过方式济的四处打点，终于斡旋成功，使得家族得以聚居齐齐哈尔城。

第五种是刑罚的执行。朝廷明令到戍所或枷号、或杖责的，由理事通判负责，交狱官执行。

流人释归，当按律执行。但受疏于管理等各类因素影响，释归政策执行的极其不力，除非遇有刑部关于检查流人接收或释归等类问题的文件，才由幕府逐名册报。即便如此，依例奉行的事情，按名籍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往往被执行者轻率遗漏，有的甚至被长期搁置而无人过问。同治年间，天津知府张光藻因教案被发遣齐齐哈尔，在将军衙门当差，他曾经把多年积压的流人文案进行梳理，使许多流人获释而得到自由。

有的流人遇赦，不愿意回籍的，按例入官地安插种田，不愿入官地安插种田的，需要加入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民籍，然后才可居住在省境之内，不然，则谓之浮民，境内不允许停留。据《黑龙江外记》记载“今齐齐哈尔浮民无数，商贩私立家业者亦不少，皆例所禁”。

从以上史实和现象不难看出，康熙中叶之后，黑龙江将军辖区成为清廷发遣流人中心。黑龙江将军衙门因设立较晚，在流人管理方面有大清律例参照，有尚阳堡、宁古塔、吉林乌喇流人管理成型制度作参考，极为规范，因而成为清代流人管理的典型，是中国封建社会流人管理制度最为完善之地。

三、黑龙江将军辖区协调遣发的情况

清代，统治者为了严惩罪官或罪民，不仅采取了内地向边疆发遣的措施，还采用边疆与边疆之间相互发遣流人的办法，从而把流刑运用到了极致。黑龙江作为清廷发遣流人的一个重要地点，按照大清律例的流刑三流道里表，应为三千里程的惩罚程度(按当时测量，从京师皇骅驿为端点计3200里)，是流刑中比较严厉的一种了。即便如此，清廷对于在黑龙江犯罪的罪民与罪官，依然实施流刑，并且，发遣里程如若从齐齐哈尔至流放地算起，每每达到五千里左右，仅此一项对流人就是一种巨大的磨难和考验。从目前的资料看，从黑龙江发往外地的遣犯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因政策性调整的发遣。乾隆四年(1739)五月，清廷颁发给黑龙江、墨尔根城律例一部，规定：“徒罪以下，照例拟结，军流等犯，拟定移咨将军，覆核报部，不符，提讯，至斩绞重案，照例定拟解审。宁古塔、伯都讷、三姓副都统衙门，一体遵行”⑥。对于在黑龙江地区符合“军流”的罪犯，例由司法部门向将军呈报，复核后报刑部，如果不符合流刑，例由将军提讯。乾隆五十一年(178年)十二月，清廷议定：京城各门监内及各省永远枷号之犯，请交刑部，按罪轻重，分别发遣伊犁、乌鲁木齐、黑龙江等处为奴。如犯事原在伊犁等处者，互相调发，仍分别旗民核办。在中途与配所逃脱及滋事扰害者，审明即行正法。枷未及十年者，满日拟发。并通行各省及新疆，嗣后遇此等人犯，照新例办理。这样，黑龙江与新疆之间成为流人“对发”的地区。嘉庆朝，清廷对黑龙江等地外发流人再次进行政策调整，这次调整引发了动乱。

原来，自清初开始，清廷把大量反抗其统治及触犯刑律的人，流放至黑龙江、吉林，给披甲人为奴，或充当苦差。至嘉庆十七年(1812)时，人数之多，已达数千名以外。清廷鉴于流人过多，难以管束，在同年十二月初一日下诏，决定将这些流人中在当地生活年久的改发云南等烟瘴之地，发配不久的，改发新疆，而且规定，起程的时候用铁链锁颈。法令一经公布，遭到了身心已经受到极大创伤的流人们的强烈反抗。嘉庆十八(1813)正月，墨尔根流人在回民韩自有、马伏龙和汉族人石方山等发动下，密谋起义。不料，行事不密，遭到围捕镇压。黑龙江将军斌静接到墨尔根副都统明德咨文后，带领刘凤诰和另一流人保三等驰驿前往。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斌静与明德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于是，嘉庆帝派盛京工部侍郎富俊等前往处理。很快，事情就有了结论。斌静则被革职，回京待命，不久即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后来，斌静在新疆得到重用，但他刚愎自用，为所欲为，再次引发动乱，后被清廷发遣回黑龙江赎罪。

相关人员触犯律例的发遣。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由于管理不严，齐齐哈尔牢狱中的男女犯人竟然任意往来，互借衣物，以致发生外人入监害死囚犯的事件。这一事件引发清廷的严责，下令将狱官革职，并将看守人员发往伊犁当差。这是资料所载的第一例从齐齐哈尔发往外地的流人。乾隆六十年(1795)，齐齐哈尔发生了震惊朝野的“贡貂案”。由于黑龙江将军、副都统及协领在楚勒罕贡貂大会上徇私舞弊，被布特哈副总管奇三等赴承德状告于乾隆帝。乾隆责成兵部尚书傅泽赴黑龙江查案。案件很快查清，并从快从重处理：协领那彦泰被处以绞刑，琳宁、恒秀被移交刑部议处。原告布特哈总管舍尔图、副总管奇三等以越诉罪名被遣发伊犁充当苦差。本欲将黑龙江将军舒亮、副都统安庆锁拿解京从重治罪，明亮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都尔嘉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但不久却又下令对舒亮、安庆依法拟绞，秋后处决。嘉庆元年(1796)二月，适逢嘉庆继位不久，嘉庆皇帝下令加恩释放明亮、舒亮、安庆，命其前往湖南军前参与镇压苗民起义。这是清代黑龙江最大的一次营私舞弊案，牵扯五任将军、副都统和一批中级官员，也是惩罚比较严厉的一次，均为大刑。事后，清廷对于贡貂则例进行了改革，减去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嘉庆八年(1803)，齐齐哈尔城郊因早霜造成歉收，收成仅两成。黑龙江将军那奇泰召集主管协领询问，额尔德善等五人在没有亲自核实的情况下报出三成。那奇泰核实情况后向朝廷谎报四成收成，并把额尔德善等五人革职，额尔德善等不服，拟写奏折举报了那奇泰，嘉庆帝派钦差彻查，真相水落石出，那奇泰被革职，额尔德善等五人被发往盛京当苦差。

因酒闹事发遣。在黑龙江，因酗酒肇事而发遣外省的事例屡见不鲜。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了这样几件事。嘉庆二年(1797)，一名叫百寿的达斡尔族闲散人每每酗酒闹事，屡教不改。有一次醉酒后被族长苏鲁尔葛管教，他竟然顶撞，后又顶撞佐领，因此，齐齐哈尔正白旗呈请将其发遣；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齐齐哈尔正红旗满洲名字叫六十一的闲散人屡次酗酒滋事，依据棍徒扰害例，被发遣至广州，不久病死。因其后事处理问题，广州将军来函与黑龙江将军进行商洽；嘉庆初年，齐齐哈尔正黄旗赛沙布的家奴四十九醉酒后不服管教，赛沙布呈请将军发遣。据例律载，关于各旗家奴吃酒行凶要送刑部发遣的，令该旗都统确查后用印文送到刑部，然后发遣；各省将军处如果有家奴吃酒行凶发遣的，该将军审明，照例遵行。后，这位叫四十九的家奴被发遣某省城驻防的兵丁为奴。

2.因忤逆遣戍。从记载来看，嘉庆朝从黑龙江发遣外地的流人事例最多。其中的个别案例，令人瞠目。纽伦是嘉庆时期齐齐哈尔城的一员协领，瓜尔佳氏，满族人。此人特别憨直，由于对于吏事比较熟悉，黑龙江将军对他的意见进行驳斥或对某事做些变更，纽伦则“摇首瞠目”辩驳，直到将军签字或承诺，以他的胜利告终才算结束，因而为将军所反感。恰巧有人告纽伦接受部下羊草千束，将军以“黩货虐下”罪名弹劾他，由于将军处理得很秘密，纽伦并不知情。等纽伦知道自己被夺职并被遣戍伊犁，马上自去顶戴到刑司“请速上刑具”。此时，将军微有悔意，传令让他回家与家人告别，但纽伦根本不听，登上囚车径直而去。后来，纽伦被赦归，终老齐齐哈尔。还有龚光瓒因忤逆齐齐哈尔副都统，全家被遣发呼伦贝尔，直到那奇泰复为黑龙江将军后，龚光瓒一家才回到齐齐哈尔。

据《黑龙江述略》记载，光绪年间，对于黑龙江地域内因犯罪向他处遣发的罪犯，清廷也有相应的规定，凡“徙流以上的罪犯，各城讯定后，解送将军衙门，由主事复核取供，咨明刑部办理”。据记载，齐齐哈尔收禁罪人之所，在将军府西，“排木为垣，中分内外，内曰牢，狱宫司之；外曰仓子，旗下官轮守”。对于在齐齐哈尔随旗当差的流人，如果滋事并有证据，按例送刑部改发他省。也有不送刑部，徙置墨尔根等城的情况。这属于一时权宜之计，并非定例。如据西清《黑龙江外记》载，江西王某被将军傅玉分给某甲为奴。一日将军见某甲自担水，问左右“记尝给渠一奴”，曰：“然”。“然则何不令担水?”曰：“书生不能也。”“则书生但能杀族父乎?”傅玉令立杖王某，徙墨尔根⑦。

除了黑龙江将军辖区协调遣发的情况，还有东北三省之间的发遣。如，康熙十二年(1673)张贲自宁古塔改徙乌喇(今吉林市)。乾隆四十年(1775)，吕留良后裔支族从宁古塔被改流齐齐哈尔等。

对于黑龙江地域内因犯罪向他处遣发的罪犯，也有相应的规定。凡“徙流以上的罪犯，各城讯定后，解送将军衙门，由主事复核取供，咨明刑部办理”。黑龙江将军辖区内罪犯特点明显，即凡徙流以上诸犯，大半汉民多而旗丁少；盗犯多而他案少；东南多而西北少。案发后，由副都统负责缉拿、审理等，各城讯验既定，然后向黑龙江将军衙门呈交。将军衙门则分派给刑司，由理刑员外郎复核取供，然后经将军、副都统同意，咨明刑部办理。但是，当时的官员对审案之类并不熟悉，于是“轻重出入，类多以意为之”，伸缩性很大，也就出现很多暗箱操作的情况。后来，理刑主事一般用通晓律例的部员(刑部或其他部门派遣官员)，但司印不归主事，僚属吏役皆黑龙江本地人，许多事涉及索伦、蒙古，案问须翻译，主事很难明白断案，由此产生了许多纠葛。对于在齐齐哈尔随旗当差的流人，如果滋事并有证据，按例送刑部改发他省，也有不送刑部，徙置墨尔根等城的情况。然而，此类均属于一时权宜之计，并非定例。

从以上记述不难得出结论，黑龙江将军作为驻防官，在司法方面的权力极大。在清代黑龙江流人管理方面，几乎所有的将军均参与其中，成为清代黑龙江军府制的一大特色。

[注 释]

①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见齐齐哈尔市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齐齐哈尔市志资料》二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18页。

②③⑤ 西清：《黑龙江外记》，齐齐哈尔市志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编《齐齐哈尔市志资料》初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39、54、49页。

④⑥ 李兴盛、张杰：《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抄》上编(内部资料)，(83)黑出管字第259号，1983，第499、321页，。

⑦ 张守生：《齐齐哈尔流人研究》，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责任编辑：祝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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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241(2016)02-0062-05

吴丽华 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冯 丹 齐齐哈尔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张守生 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学宣委员会主任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0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E019)

齐齐哈尔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专项项目(2012ZSZ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