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 王云飞， 赵 洋

(太原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619)



农地流转的限制因素及对策研究综述

张 勇， 王云飞， 赵 洋

(太原师范学院 地理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619)

指出了随着我国城镇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前往城市打工，农地合理有序的流转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分析了国内学者对于土地流转的动因、制约因素、绩效、对策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提供参考。

土地流转；效果；原因；对策

1 引言

狭义的土地流转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四个阶段。实践证明，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国家政策的推动，土地撂荒的面积逐渐增加等，农业生产效率高低，与土地的经营形式更加密切。土地的所有权是可以与土地的经营权相分离的，而这种分离并不会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制度，而是在土地集体公有制基础上，去寻找土地经营方式的创新与完善[1]，因此，对于土地流转的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土地流转驱动力分析

2.1 宏观环境变化

2.1.1 比较收益的差异

吴郁玲、曲福田认为比较利益差异是土地流转的内在驱动力，其中包括农户分散经营和规模化经营之间的效益比较差异，从事农业生产和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比较差异[2]。樊帆等人认为比较利益是促成农村土地流转的内在动力，包括从事土地生产经营机会成本高，比较利益极低，从事土地生产经营风险成本高，效益不稳定，农户分散经营组织化程度低，交易成本高3个方面[1]。

2.1.2 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的客观需要

樊帆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改革的发展历程，指出引致改革的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率的负激励，导致农民生产的低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旧制度的维持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口数的增加，非农产业和农业产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实践对土地制度创新有强烈需求，这就要求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深化土地制度改革[1]。

曲福田等人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必须实行规模化和集约化的经营模式,而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却同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户均制发生了矛盾。农户土地分散、零碎的经营弊端日益显现出来了，所有这些客观条件的变化都呼吁一种新的与之对应的土地制度的出现，由此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应运而生[2]。

2.1.3 乡村旅游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目前，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樊帆认为农产品供销的国内外流通大市场正逐渐形成，小规模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的局限性暴露出规模小、效率低、缺乏竞争能力等问题。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国农业与那些在生产组织上已经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商业化程度极高的国家的农业进行竞争的实力。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条件。土地流转是新时期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1]。

王琳认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休闲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土地经营散碎对休闲农业发展的制约，提出建立与休闲农业旅游市场相适应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服务职能，以促进海南休闲农业实现产业化发展[3]。

郭凌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发既要保持乡村原真性, 又需要一定商业开发。这就要求原有的(农民) 集体土地在用地功能上更加丰富,而研究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农民) 集体土地流转正是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用地问题的先决[4]。周杨认为乡村旅游开发要求集中土地经营权，其发展过程中带来经济效益并新增就业机会既实现了旅游扶贫目的又满足了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愿望最终使得乡村旅游成为驱动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5]。

2.1.4 国家政策、法律推动

陈珏宇等人通过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得出土地流转的关键在于政府土地政策推动[6]。曹建华通过设置土地流转意愿指标对中部6省的分析表明，减免农业税和粮食补贴降低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7]。

2.2 微观因素考虑

2.2.1 农户(个人，家庭)特征

王春超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认为家庭经济利益是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8]。洪名勇通过对农户转入与转出行为的研究，发现农户耕地面积、户主年龄、文化程度都会对土地流转产生影响[9]。李景刚基于广东省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风险意识和偏好视角出发，通过构建模型，结果表明，农户风险意识的确显著地抑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10]。

陈浩天基于全国20省236村2998个农户的实证调查，运用 Logistic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构影响农民土地流转需求意愿的离散变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 农民所处区域、个体特征和家庭收入类型等因素可以对农民土地流转意愿提供假设证伪[11]。

2.2.2 其他因素

许恒周基于 2011年在津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 Probit模型，在代际差异的视角下，考察了相关因素对农民工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两代农民工对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着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更加看重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注重土地的经济增值功能和产权完善[12]。

何军认为人力资本高低、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均会影响农民工的土地流转行为，人力资本越高的农民工，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二代农民工其留有土地的概率要低于一代农民工， 并且随着收入提高， 更具有转移土地的倾向[13]。

3 土地流转缓慢的限制因素

3.1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赵丙奇基于对浙江省绍兴市和安徽省淮北市的调查，分析了两个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其土地流转程度也有所不同[14]。陈水生基于东中西部三地的比较研究,发现三地流转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状况存在正相关关系[15]。徐美银从土地功能偏好和保障模式差异两个方面，运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分析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而且农户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对其土地流转意愿也有重要影响，并且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程度或影响方向[16]。

3.2 农地产权不清晰、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

昝剑森、原栋基于对晋中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调查，认为农地产权制度不清晰、农业比较收益下降等是土地流转缓慢的限制因素[17]。楼惠新分析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认为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清是影响农村土地流转的根本原因[18]。此外，刘骏、刘若江、戴天放等人也做过类似的研究。

3.3 中介组织不完善，土地流转成本与收益得不到保障

郭亚红认为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中介组织匮乏，当前我国尚未设立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 , 农村的一切服务工作都由集体经济组织包办。但是集体经济组织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既是所有权主体 ,又是中介服务组织,免不了干涉一般交易主体的活动,侵蚀其利益，从而使这种中介组织失去应有的效率和媒介功能[19]。黄祖辉认为，土地流转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已经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但是无序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难以适应现代农业信息化的要求。需要完善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 促进土地高效有序集中[20]。

3.4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董国强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等因素影响农地使用权流转率的作用机制[21]；周春芳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从土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水平等均是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22]。乐章基于十省份千户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农村土地流转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大量农民对土地提供生活保障的依赖性有余而对土地实现收益增量的期望性不足[23]。

4 土地流转影响分析

王泗通、胥鉴霖介绍了土地流转对小农经济改造的积极作用，包括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优化资源，推动农业机械化，引进先进农业技术；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产业化等[24]。李中基于湖南邵阳市跟踪调研数据，运用双重差分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实证表明：农村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同未参与农户相比，农户人均纯收入、非农务工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土地出租人均纯收入都明显增加；农作物种植人均纯收入明显下降[25]。薛凤蕊基于DID 模型分析，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参与和未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收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后参与农户与未参与农户相比，人均纯收入显著增加[26]。

另一方面，侯胜鹏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阐述了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表现及危害，并且由于地方政府和乡村集体参与其中，这种冲动趋于严重和复杂，已威胁到粮食产量和粮食生产能力。提出要确保农民土地产权、促进粮农增产增收、规范乡村集体和地方政府行为[27]。

孙翱翔认为我国当前应审慎对待农村土地流转。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农村土地流转可能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配不公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并且时机条件并不成熟，建议要审慎推进农村土地流转[28]。高伟等人构建了三套模型探讨了土地流转对农村高等教育参与意愿的影响[29]。

5 土地流转对策

5.1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土地还未剥离其社会保障功能，周春芳利用江苏省调查数据，从土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强调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农村保障水平，是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完善流转市场的根本[21]。武香利、楚玲、孙玉娜等也都做过类似的研究。

5.2 规范土地中介机构

沈映春提出政府要为中介机构的发展和土地流转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法律环境，从而规范土地流转中介机构[30]。任勤介绍了成都市农村土地流转的几种中介组织模式，包括村委会组织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政府成立的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平台；全市场化运作的农村产权交易所；农民自发组织成立的股份合作社[31]。

5.3 创新土地流转模式

高宏伟等通过对土地分散流转和集中流转的比较，提出依托村集体进行的土地集中流转符合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并提出建议要大力发展土地集中流转[32]。张爱军分析了我国土地流转信托的现状，分别研究了中信信托和北京信托两种主要模式，指出了目前土地流转信托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创新商业模式、完善后续融资机制等政策建议[33]。

5.4 建立土地流转的法律保障体系

李长健等认为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流转，强化土地流转的机制体系建设，完善相关制度体系，努力构建体系化的农村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产权明晰、权能明确、权益保障、流转顺畅、分配合理的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土地组织化流转制度[34]。

赵东龙通过对山东临沂市农村土地流转成功实践的调查，提出了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打破传统户籍管理模式，搭建农村人口向城市流转的新平台等对策措施，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采取建设“城市特区”实行“异地还建”的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新构想[35]。

谷树忠认为需要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提出包括建立土地流转风险处理机制、土地流转财政扶持、农村土地承包权一次性出让、平台多元化发展与建设等措施建议[36]。刘卫柏认为要增订农村土地征用和征收的专门法律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与运行都必须辅之以健全有效的法律体系，否则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根据农村土地流转的实际需要，在科学实践与广泛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提供法律保障[37]。

6 结语

大多学者都关注土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对土地流转的负面影响研究不充分。在对于参与流转主体的研究中，一般都偏向于农户这一方的研究，对于流转中的其他主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很多研究都着重于转出方的研究，对于影响土地转入方的因素研究较少。另外，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缺少对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土地流转研究，对于流转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情况，流转后农户家庭的持续跟踪研究较少，研究中缺少农民工的城市体验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在这些方面，以后要加大研究力度，从而为我国土地流转更合理有序地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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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5

张 勇(1992—)，男，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F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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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9944(2016)18-019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