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

据安永发布的《报告》称，今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的60余个国家新签合同额约为515亿美元，同比增长37%，其中，新签海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总共有3080份，新签的合同金额达到514.5亿美元，同比增长37%，占我国对外承包合同总额51.6%。

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主管周昭媚告诉《中国对外贸易》记者，这正是因为“一带一路”战略提出既符合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同时也正契合我国进行的国际产能转移与合作的战略。

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额较低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建设尚未成为拉动中国海外投资高速增长的主力，2016年1-6月，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8.6亿美元，同比下降2.7%，仅占同期总额的7.7%，与中国对外投资的整体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周昭媚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特点所决定。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区域的投资合作机会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业、基础设施、制造业以及对外工程承包领域，这些领域的项目往往投资大，周期长，融资风险较大，盈利不确定因素较多。另外，近一半的“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处于高风险区间，使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前往往需要制定更审慎的项目规划，从而进一步缓解了项目的开展速度。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亚投行的成立，再到丝路基金的成立，一步一步稳步的落实了国家的政策。像亚投行第一批的项目大概是今年6月份才推出，这也是起步。

周昭媚认为，尽管如此，“一带一路”仍是不可忽视的投资机遇，这一区域覆盖了60%的世界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3，初步估计未来10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总投资有望达到1.6万亿美元。

蓝迪国际智库平台成员机构、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德恒迪拜分所主任贾怀远告诉《中国对外贸易》记者，过去中国是资本输入国家，而现在变为资本输出国，“走出去”投资是历史必然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鼓励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加之一些具体的鼓励措施，进一步催生了中国资本海外输出的规模和浪潮，这也是近20年来的大趋势。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投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改善国计民生的需求，契合东道国所在的市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彼此更容易达成合作协议。

对此，中债资信国家风险部高级分析师樊少华也表示认同，他在接受《中国对外贸易》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企业和被并购企业都能从中受益，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海外并购既有高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高风险。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并购的质量和效益，防止盲目投资。

樊少华分析指出，中国对外投资长期集中在能源矿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该领域的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容易遭受东道国风险事件的冲击。为了提高收益、分散风险，在投资中可以考虑与不同国家的跨国企业组建投资联合体，在共担风险的同时通过相互协作提高收益；或考虑采用PPP模式，与当地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减少中国企业的融资压力和外部风险的冲击。

不过，贾怀远认为，目前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大部分是从事国际工程领域， 这些企业有着丰富的建设经验，在其原有的领域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延伸或者升级到投融资领域；同时，他们不仅仅熟悉工程建设，还了解当地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法律等，也更容易掌控风险，并获得成功。还有一部分中国的企业有着充裕的资金，看到了投资机遇，便通过收购资产和股权的方式进行海外投。但是和上面提到企业发展模式相比较，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风险、识别风险并掌控风险。但如何驾驭这些风险，使之降低到最小，就看企业是否做好自己的功课了。

做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风险防范

那么，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时，中国企业究竟该做哪些方面的风险防范的功课呢？

安永财务交易咨询大中华区主管苏丽表示，做好战略规划前期的务虚，不管是新建项目还是做收购项目，甚至做合同，都要做好尽职调查，确保在各个方面的风险要做到有效的规避。

苏丽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风险方面如宏观的政策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尤其要注意，包括投资国的政治形势、汇率变化趋势、当地对于外来投资的认可度等都不可忽视。

苏丽建议企业应实时跟进政策动向，充分了解投资东道国的环境，做好尽职调查和项目可行性研究，设计及安全的动态风险防控机制，这样才能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市场上走得更稳健、更长远。

樊少华也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不太稳定，国内政治斗争、社会动荡、财政困境和经济增长萎靡等风险因素都可能会增加中国企业的并购障碍、影响并购后企业的正常运营及预期收益。而在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相对稳定的发达国家，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往往又会遭遇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和外资准入审查制度，尤其是涉及敏感资产的并购，包括国防、科技、通信、资源和战略性基础设施等公共利益领域。

因此，樊少华建议，为了防范风险，中国企业需要密切关注并购目标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对目标国的国家风险评估纳入企业的并购战略；深入了解目标国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尤其是有关国家安全和外资准入的审查制度，制定应对策略；与政府部门和相关民间组织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增强彼此间互信，为并购活动及并购成功后企业的运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企业投资以后，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只能说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怎么样管好，达到怎样的预期目标，及投后的整合管理都是很大的挑战。还有人才储备的问题，买完了海外的公司，必须要有自己的团队，但是不可能每个岗位都要派人去管，所以怎样达到合适的平衡，这些都是各个企业目前的困扰。

“中国企业可以借鉴海外的经验，要善用多元资本，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包括各大银行如商业银行、国有银行等都是积极在配合企业为走出去提供融资。这些是我们企业在‘走出去’做沿线国家做投资时可以积极考虑灵活变通的方式，多元化的融资方式让自己的投资回报方面有最大化的体现。”苏丽建议。

除此以外，贾怀远认为，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仍有很多地方可以不断完善，以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可以对于企业海外投资进行更多明确指导，应区别不同的投资导向。“目前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约有100多个，我们对这些条进行了归纳、整理和分析，从整体而言，由于不少条约签订时，中国还是资本输入国，而今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国，因此目前的有些条约已经落后于目前的实际发展，很难起到对中国的投资进行实质性保护的作用。”他认为，因此相关机构应该积极地进行相关条约的重新谈判、修订或者补充等，以便有利于现在的企业海外投资。

还应强化有效的投资担保。贾怀远指出，从企业角度来讲，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减少并惩罚恶性竞争，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一直存在并延续着，始终不能有效遏制；要加强专业独立的第三方评估风险，以便制约投资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从一开始就有效地把控风险；走出去”的企业应集中精力做好一个投资项目，有梯次地进行国际投资，以此提高项目的风控能力与培养相关的国际项目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