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仇立平

社会研究方法论辩背后的中国研究反思

文／仇立平

通过对2016年围绕社会研究方法展开的大讨论的梳理，可以发现方法之争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反思或“焦虑”。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得中国研究还处在“归纳推理”阶段，但不排斥定量研究对相关理论或概念进行证伪或证实，以获得“普适性”认识；即便如此，也不可高估科学理性的作用，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一切皆可大数据化。无论社会的复杂性还是精确测量存在的信息不全，或是人们的认知能力的局限，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有其不足，因此只有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在一起，或许有可能接近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才有可能回应费孝通晚年提出的“费孝通之问”。因此，以“谦卑”的态度研究社会，是社会研究应有的品质。

社会研究方法；大数据；科学理性；社会转型

2016年很有可能是中国社会研究方法讨论值得记取的一年。在我的印象中，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恢复以来，今年是对社会研究方法讨论最多的一年。除了《中国社会科学》等相继发表有关论文或笔谈外，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一些学者如渠敬东教授《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的访谈文章（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陈云松博士4月22日在微信公众号“定量群学”发表与渠敬东教授商榷的文章《走出费孝通悖论：谈社会学的方法之争》。“火药味”最重的无疑是《新视野》杂志今年第3期和第4期组织的有关“大数据”的论战，围绕大数据是否有“原罪”，潘绥铭教授和刘林平教授进行了“激烈”的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