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

面对21世纪初年文学的种种颓败之相，不能不有一种愧对先锋文学之感：一方面是我们屈从于世俗大众文化话语对先锋文学艺术实验和终极关怀的遏止、批评甚至清理；另一方面是理论界对历史转型所必然要出现的价值观念的变异和文化道德的丧失缺乏应有的预判、阐释和引领，以至于轰轰烈烈的先锋文学在遭遇冷落之后陡然间便土崩瓦解，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湮没无闻。愧对之后便是难以言说的怀想。或许并不是怀想先锋文学本身，而是怀想先锋文学曾经呕心沥血构建的寓言时代。寓言不应该成为昔日衰败的黄花，它的光彩足以辉映21世纪初年中国文学的救赎之路。

对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已经无法补救地证明了我们的无知与浅薄，而将中国一九八五年前后崛起的先锋文学等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则不免失之于简单与粗暴。新时期先锋文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所表达的是“存在”的“毫无意义”，以及蛰伏于其中的“地狱”“虚空”“无”，是失去了安全感后的惶惑与痛苦，这是二战后整整一代，甚至两代人的普遍心理与情绪。在语言探索中表现了语言外表意义业已丧失，成为一种无法解决的不确定的游戏，从而彻底拒绝了宏大叙事。而新时期先锋文学在背弃传统的同时却极力构筑文学的寓言城堡，而且与宏大叙事保持着异质同构状态，其深度模式的营造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性空间得以从未有过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