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力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月明星稀，冷风扑面，一匹快马在福建长汀至江西瑞金之间的山道上急驰，马上的人不时地挥动马鞭子，催马快跑。马蹄声在山谷中传得很远。

骑马的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聂荣臻。

这一天是1932年1月1日。山野间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对于父亲来说，从这天起，他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父亲化装离开上海后，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七折八拐来到长汀，一路上穿越敌人的封锁线，幸好还算顺利。整个旅途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当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撤退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算起来南昌起义已是4年多前的事情，想起当年的经历，父亲一路上感慨不已。

每往前走一步，就离中央苏区近一步，他的心情愈发好起来。他本来是学军事的，到战场上与敌人较量，那才叫过瘾。后来他回忆说：“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

中午，父亲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到了长汀。当时的福建省委设在长汀，省委书记欧阳钦是父亲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学，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二人见面，父亲真是太高兴了。

当天，他就要求去瑞金。瑞金，是父亲心中的圣地，前三次反“围剿”，让中央苏区威名大震，父亲做梦都想到这里来大干一场。欧阳钦叔叔给他找了一匹马，他骑上马，用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赶到了瑞金。后来他回忆道：“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

父亲下了马，有人把他领到红军总部。天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群英荟萃，真是太热闹了，灯火明亮，一片欢声笑语。叶剑英责怪父亲：“老弟你太大胆了，这一路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毛泽东过来和父亲说话。当年在黄埔军校工作时，父亲就曾数次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他讲课，这个操一口湖南口音的大个子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不紧不慢，幽默诙谐，喜欢用力打手势。常常是听他讲一次话，就忘不掉他了。

父亲谈到上海特务、叛徒横行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这里安全。”

父亲又说：“对呀！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笑了笑，指一指墙边的枪杆子：“还是拿这个，痛快啊！”

中央原定分配父亲到湘鄂赣根据地去，几天后又决定，就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说起这事来，父亲又算是幸运的，留在中央苏区，就能够随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学习、请教。中央的这个决定令他很开心。

那些天父亲格外的兴奋，他觉得根据地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人是可爱的，歌声是优美的，饭菜是香的。对他来说，什么都是新鲜的。真的是换了角色，换了人间。他就琢磨着，怎样尽快地适应新任务。

1月底，父亲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主任王稼祥工作。

父亲到中央苏区面临的第一次大仗就是打赣州。赣州是粤赣交通要道，敌人重兵布防，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说。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开会研究是否打赣州，父亲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记得很清楚，会上，毛泽东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装备差，是打不下来的，所以反对打这一仗。朱德也不赞成打。但是，最后表决时，因为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父亲初来乍到，对情况不熟悉，会上没有发言。

战斗打响后，父亲随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司令部行动，帮助部队做思想政治工作。这场战斗果然像毛泽东预言的那样，久攻不克，整天都是战况激烈，我方伤亡很大，其状惨烈。最终红军无法攻克赣州城，33天后被迫撤出，不但损兵折将，而且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是个失败的战役。

父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过去在白区，他痛恨“左”倾冒险主义者，因为他们常常瞎指挥，搞盲动，白白牺牲自己的好同志，现在呢？如果高层指挥员决策失误，损失的可能就是几百上千，甚至更多士兵的性命！他开始琢磨毛泽东说过的话。当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途中，几乎没打过一场好仗，父亲后来曾为此感叹：“那时我们还没学会打仗。”赣州攻坚战，又给父亲上了很好的一课。他觉得，打仗是一门大学问，光熟读兵书没有用，主要的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有一种大局观。他认为，毛泽东就有那样的大局观，站得高，看得远，而且又实事求是，头脑冷静。他对毛泽东的信服和崇拜，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3月初的一天，有个地下交通员从上海来到瑞金，交给父亲一个信封。父亲说：“什么东西呀？”

对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

父亲拆开信封，一张两寸大小的照片露了出来。父亲惊喜不已。那便是我在公园里照的那张照片，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父亲看到，一片宽阔的草地上，我穿一件浅色连衣短裙，目光凝视着前方，眉头微微皱着，像在期盼什么……这张照片一定是唤起了父亲对母亲和我的强烈思念，他连连向那位秘密交通员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父亲始终把我那张照片珍藏在胸前贴身的上衣兜里，有空儿时，就拿出来看一眼。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照片陪伴父亲长达15年之久，一直到我们重逢时，他还装在身上，早就发黄了，上面浸透了汗渍。

3月12日，中革军委决定重组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总指挥，父亲为政治委员。这个决定让父亲感到突然，因为事前没有任何人找他谈话。当然他心中也很高兴，谁都知道，红一军团是中央苏区的主力，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能够到这样一支部队担任政治委员，既是中央对他的信任，更是对他的考验。

在一个春风送爽的清晨，父亲与林彪见面了，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到了一起。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黄冈县人，离开家乡报考黄埔时，他改了名字。“彪”是小老虎的意思。当年在黄埔军校，林彪是第四期学生，父亲是政治教官，那时候父亲就与他认识，林彪也曾经听过父亲讲的政治课。要说起来，在黄埔时的林彪并不显山露水，不怎么爱参加活动，也不爱说话。他从黄埔毕业，父亲经手，把他分到了叶挺独立团当见习排长。按说，父亲是老师辈，林彪是学生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就是这个不多言不多语的学生，几年之后，已成为红军中的名将之一。他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后，很快就展露出军事上的才华，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一路当到军团长，这时他还不满25岁。父亲到中央苏区后，就听说了林彪的战功，他为黄埔军校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学生感到高兴。

本来，中央根据地早就有红一军团的建制，朱德曾兼任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毛泽东兼任红一军团的政委，几个月前给撤销了。红一军团重新成立，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这支部队深有感情的朱德和毛泽东亲自到会讲话，表示祝贺。

那天，父亲穿着一件陈赓送给他的咖啡色皮夹克，显得很精神。父亲站起来先做自我介绍，他说：“我到苏区来以后，做过总政治部的副主任，现在调来一军团当政治委员，深感责任很重。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战斗。一军团是个老部队，久经锻炼，有很好的光荣传统。同志们有很多战斗经验。以后我们共同建设红军，保卫苏区，为共产主义奋斗！”

从这时起，父亲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英雄部队，南征北战，长达4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主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合作期间，林彪确实有不少问题，但他对父亲还是比较尊重的，只要是父亲坚持原则的意见和建议，他也能够接受。两人之间也很少发生特别激烈的冲突。总之，他们之间的配合，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父亲到一军团上任不久，就面临下一场战役怎么打的问题。王明“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苏区中央局，不吸取打赣州失败的教训，仍然想沿赣江而下，攻打赣江两岸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提出红军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但中央局命令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走到半路，毛泽东找到林彪和父亲，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父亲和林彪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两人随即给军委发电报，建议军委将他们的行动方向改向闽西。幸好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毛泽东大喜，觉得打胜仗的机会来了。那个时候，红军指战员都明白，不能老蹲在根据地吃老本，得主动出击，开辟新地区，打土豪筹钱款，解决吃饭问题和扩充红军，所以毛泽东来一军团动员时，部队热情很高。

一军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经闽西直下闽南，先在龙岩解决了张贞第49师的一个团，然后在五军团配合下，发起漳州战役，痛快淋漓地全歼第49师大部，占领漳州。红军缴获了两架飞机，父亲和林彪觉得新鲜，二人赶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一张合影，这可能是父亲和林彪第一次合影。后来，这张珍贵的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

毛泽东在漳州给连以上干部做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这是父亲来苏区后参与指挥的第一个大胜仗，他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策略，也使他对毛泽东更加钦佩。

父亲注意到，林彪兜里装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人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流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父亲觉得他比较年轻，比较单纯，没多少世故，年轻人看重荣誉，自我欣赏一下，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稍重一点也是正常的，也就没往心里去。

一军团在漳州活动了近两个月，父亲作为政治委员，非常看重部队的入城纪律，漳州是红军打下来的大城市，在当时是福建的第二大城市，又是侨乡，侨眷很多，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好影响。毛泽东亲自制订了入城后的纪律，比如筹款时，对一般工商业，要通过商会执行，不能使用打土豪的办法。父亲严格督促执行。漳州市区内，没发生大的违犯纪律的现象。

但是在漳浦筹款时，有些部队做了过头事。有的土豪和商人不肯交款，就把他们拉到大街上，当众拷打。父亲听说后，赶去处理，一问，说是军团长同意这样做的。

父亲坚决反对，他找到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罚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

林彪反唇相讥：“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父亲说：“我们既要钱，也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

这在父亲的记忆中，是他来一军团后第一次和林彪发生矛盾。父亲后来说：“林彪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这一次，林彪让步了。以后类似的事，极少发生。

一个多月中，红军在漳州筹款100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多数上交中央了。

但是接下来，却又打了一个窝囊仗，那便是有名的南雄水口战役，后来它成为红军史上著名的恶仗。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指挥红一、五军团，于6月底至7月上旬在水口地区与粤军激战，双方又形成了对红军不利的消耗战，打了半个月，虽然击溃了陈济棠的20个团，但红军伤亡惨重。父亲后来回忆：“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毛泽东认为。水口战役“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实在说，那个时候的红军将领还是稚嫩的，还没有真正学会打仗。父亲认为，那一仗的教训在于，一是敌情摸得不准，二是没能及时集中兵力。他默默地把这些教训记在了心里。

红军渐渐成熟起来，父亲也在战火硝烟中成熟起来。他把一军团的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各级政工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不论是思想教育，还是战场鼓动，改造俘虏，发动群众，培养干部等等工作，在红军各个军团中，都是比较成功的。他注意爱护干部，关心部下，当年红军中搞肃反，抓AB团，扩大化现象比比皆是，曾经让很多人心惊胆寒，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父亲到一军团后，没有杀过一个干部。为了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他大力提倡各部队开展文体活动，亲自动手编写了反映南昌起义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更有趣的是，他还上台演出过话剧。我无法想象父亲上台演出的情景，他那么严肃的一个人，还会演戏？但是，有好几个当年父亲的老部下告诉我：“在中央苏区，你的父亲参加演出过话剧《庐山之恋》《杀上庐山》，还演得挺像那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