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润良

抗日战争胜利是百年来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第一次在完全意义上打败外国侵略者，是民族走向独立的伟大转折点，并为此付出了无法尽数的代价。但是把中国抗战题材小说放在整个世界二战文学的视野上，与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同一题材的作家作品相比，我们的抗战题材小说无论在对战争复杂图景的全景式描绘还是在人性反思的伦理深度方面，都有许多明显不足，所取得的成绩无法与我们作为东方反抗法西斯的主战场这一历史地位相称。

总而言之，我们的抗战题材小说没有大的突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伦理观的问题，二是缺乏对复杂历史图景的总体把握。从战争伦理观而言，现代以来的中国抗战小说由于意识形态宣传与教化的需要，大多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主要反映我抗日军民的光辉形象。这些作品在战争时期确实能激励普通国人的斗志，在战后的和平岁月也能让后人铭记先辈为今日幸福生活所付出的巨大牺牲而生景仰之心。但现当代以来的大部分中国抗战小说则由于巨大的民族义愤与创伤记忆，依然遵循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导致作品的总体思想境界没有得到提升。中国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领导下进行的，涉及多方力量的合作、对峙、抗衡等复杂因素，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斗争。由于意识形态等诸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作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全景展示还有许多需要拓展，比如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叙述多年来一直是比较薄弱的。

同时，也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抗战题材领域的创作还有巨大的可开掘空间。近年来，已经有许多有见识、有历史担当的作家投入了这一领域的深入发掘。著名华裔作家袁劲梅的长篇小说《疯狂的榛子》令人眼前一亮。这部首次反映之美空军混合联队“飞虎队”抗战史实的长篇小说，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战争题材小说的范畴，通过时空的穿插、地域的切换、哲理的沉思，这部小说不仅解决了笔者上面所提到的中国抗战题材小说的通病，而且通过战争和历史对文化与人性症候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小说主要写了两代人，第一代的男女主角分别是范笳河和舒暧。他们的经历主要是通过别人的追·}己和范笳河的“战事信札”得以铺陈。舒暧出身于桂林的一个名门望族，范笳河则来自一个偏僻的村落范水。范笳河爷爷死后，被舒暧的姐夫国民党将领丛司令送到舒暧家寄养，并与舒暧成了一对情侣，之后，范笳河被送去学航空并成为“飞虎队”的一员。解放战争时期，范笳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了台湾后又驾机返回大陆，成为人人称颂的英雄。这期间范笳河与舒暧在飞行基地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舒暧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只能送给别人，范笳河返回大陆时，舒暧也追寻爱情从澳门回到了大陆。范笳河被组织告知不能和国民党将领的小姨子结合，最后只好和组织认可的甘依英结婚。舒暧寻死未成，和愿意娶她的大学教授颐希光结了婚。反右时期，范笳河和舒暧在一个小村落意外重逢，又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第二代的男女主角则是他们的子女。多年之后，他们的子女因为追寻父母的足迹而团圆。舒暧和颐希光的女儿喇叭随丈夫画家宁照到了美国，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浪榛子在一家美国大学教法学，她的男友沙顿上校因为心理问题认识了范笳河和甘依英的女儿——心理医生范白萍。他们相约到衡阳老空军基地和戚道宽、宋辈新一起会合去烧范笳河给舒暧的祭文，结果戚道宽却因为违规将医药开发基地变成房地产项目被浪榛子的朋友善全春博士起诉而无法成行。

小说以范笳河的战事信札穿插和结构全篇，在信札中尽量详尽地叙述了飞虎队的战斗经历、塑造了飞虎队队员性情各异、立体感人的形象。

在飞虎队所在的第14航空军中，还有黑人、印第安人、马来人、菲律宾人，他们在远离家乡的战场，为了正义和和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正如舒暧的姐夫丛将军曾代表中国陆军感谢美国航空战士为抗日贡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时所说的，从1942年以来，美国航空战士在空中和日军打了近五千次仗，轰炸敌人地面基地和兵力一千八百多次，打下并炸毁三千两百多架日军军机。但作者并没有让范笳河在战事信札中将大量篇幅放在叙述抗日将士和飞虎队队员的英勇善战上，而是将焦点放在队员们在战争中的纠结心理，他们英勇参战并不是因为热爱战争，而是因为渴望尽快结束战争、渴望和平的到来、渴望和自己的女友过上正常的日子。“战争拿生命做筹码赌输赢，我们只能把生命押在正义上，死得才有意义。”对于范笳河们来说，有两个“我”存在。一个“我”只做着我们任务里说的事儿。生活再苦，空战再激烈，这个“我”是个航空战士。他都承受，都得去做，最大可能地完成任务、摧毁对手。还有一个“我”却不在战场。在家乡，他是个好人、正常人，谁也别想碰他。范笳河的那个“我”，在桂林，在舒暧身边。马希尔上尉的“我”，在美国宾州水码头的红枫林里，他的女友身边。这个“我”是高高地待在天上，或藏在他们心里的一个角落，绝不让战争碰的。这两个我是分裂的、矛盾的。一个充当战争的一个零件，虽然是正义的，但毕竟是血淋淋的，另一个则是有血有肉知冷知热的正常人。所以，马希尔上尉和他的副机长看见日本人的金牙感到恶心。因为日本人虽然是敌人，但也是人。那个“金牙”离他们太近，这么近的距离，那一口的饭臭气，吹到了马希尔和他的副机长脸上，碰了那个他们绝不想让别人碰的、另一个与战事无关的“我”，所以恶心。但是，尽管如此，他们别无选择。这个战士的“我”得先活着，那个远在天上、在女友身边的正常“我”才能生存，用瑞德中校的话说，“战争是坏事，但我们到了不打，是更坏的事的时刻。”

《疯狂的榛子》是一部学者小说，它不仅有着细腻丰富的人物形象、心理的塑造，更有着宏大的对历史、对文化问题的深度思考，也因此，它对历史场景的描写顾及到了它的丰富性和多面性，顾及到它的来龙与去脉。因此，作品不仅写了大部分飞虎队战士和丛司令等人的正面形象，也写到了个别美国士兵参与黑市交易发国难财以及部分正面战场官兵的负面形象。报道过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美国记者泰德·怀特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上层官员们你恨我、我恨你，大家打的不都是同一场“抗日战争”吗？对这个问题，范笳河从他在老家范水的经验出发，认为很好理解。范水在小说中显然是一个有着浓厚象征色彩的符号。范水是一个封闭而又自给自足的地域，自成系统。在范水，有一种等级秩序，像个大家庭一样，上人压下人，万事得“爸爸”仲裁决断。在范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个人不重要，位置才重要。“爸爸”占据金字塔的顶端，儿子为了“尽孝”甚至必须将自己老婆的初夜送给父亲。这种荒唐的事情在范水被视为正常，不做这种荒唐事的人会被视为异端遭排斥。宗法秩序第一，个人感受无足轻重。所以，兄弟之间你争我夺、抢权分利，是为了在秩序中占据一个更好的位置。范水的秩序遵从的总是一种范式：从治到腐，再从腐到乱，等着乱中打出新皇帝。乱世，那天生制造“恨”的宗法劣根性能全表现出来。所以，泰德·怀特看到中国上层官员们大敌当前，还是你恨我，我恨你。对于范笳河来说，他的最大愿望是等打完仗，一定要改掉这个旧秩序。但这个旧秩序却不是那么容易撼动的，不会随着战争的消失而消失，它会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作者看来，“文革”就是这种宗法制仇恨的再一次爆发。因此，小说的中间部分，通过主人公的追忆，我们又来到了那段特殊的荒唐岁月。

得了老年痴呆症的颐希光还会因为偶尔提及当年的砸墓碑事件而行为失控。十年内乱相当于又打了一次内战。内战结束了，但文化根基中的等级制因素、宗法制暴力并没有结束，比如善博士看到的网络语言暴力，好像“文革”病没好似的。如作者所强调的，“人如果不自己站着，走不动现代文明。”如果不从宗法制暴力的阴影中走出来，现代文明依然只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从战争中争得和平，是一条艰难的路。然而，从摆脱战争思维到学会过和平的日子，从用暴力说话到用法律说话，也是一条艰难的路。可人们别无选择，在走过暴力流血的道路之后，非得走后一条路不可。因为，只有后一条路走好了，父辈亲人在前一条路上付出的代价才有意义。”《疯狂的榛子》往往借由人物之口对历史与现实生发一些沉痛的议论与感慨。过多议论本来是小说创作的大忌。但这些议论的确从鲜活的人物故事中衍生出来，并且借助信札等形式得以自然表述，所以不但没有降低文本的审美感染力，反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按照作者的原意，“我写战争、写航空战士，我本想写一部单纯的战乱与爱情故事。可是，爱情故事一到中国，就单纯不了。”写战争不能仅仅局限于战争或者已有的叙述模式，必须将历史、文化、人性涵纳进来。所以，作者的笔触超越战争，触及历史、文化与人性的深层症候。学者的素养成全了她这种深入探究的野心，使得《疯狂的榛子》成为抗日题材小说的突破之作。

责任编辑/刘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