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家晖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京津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

籍家晖

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研究产业协同发展既有实践需要，也有理论价值。目前这一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第三极”，依然表现出诸多与自身地位和作用极不相称的尴尬，在行政、自身发展与生态方面存在着问题。为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如下对策：要建立高层协调机制，保证京津冀规划布局、政策制定、落实推动；要建立增量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发达地区带动后发地区的积极性；同时，要找准切入点，增强内驱力。立足北京、天津、河北的比较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在其利益共同点上寻找突破，实现共赢。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加快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崛起，建设若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成为重点任务。京津冀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全境，面积21.7万平方公里。2014年年末，区域内总人口11053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08%，生产总值66478.91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0.32%。京津冀城市群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承担引领环渤海地区乃至我国华北、东北、西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如何坚持优势互补、科学持续、互利共赢的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优化国家区域发展布局、优化社会生产力布局、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是国家和京津冀三地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各类主体的重大责任。

一、京津冀区域发展现状

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和京津冀区域并称为我国三大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密集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但是从长期的发展看，作为第一极的长三角和第二极的珠三角，无论是经济总量、区域开放度、市场化程度，还是区域共同富裕水平，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相比较下，京津冀区域在协同发展上则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第一，政治因素。对于京津冀区域来说，京、津是直辖市，其党委主要领导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北省是省级行政区域，河北省省委书记为正省级干部。这种各块之间客观上“身份”的不平等，明显模糊了京津冀三块之间的界限。这种高层权力的不匹配状态，也必然会导致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从属、被动地位。对于天津和河北来说，北京作为首都的特殊地位，“优先考虑北京”成为一种义务和责任。而在优先考虑北京和天津方面，河北多年来也作出了巨大牺牲。京津冀区域的特点可形容为：心脏的位置是北京，出海口是天津，河北便只能是“没心没肺”了[1]。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功能分工和具体实施中，尽管河北省一再打出“服务牌”，如果缺少国家高层协调，也难已赢得真正“互利共赢”的待遇。

第二，自身发展因素。北京、天津作为京津冀区域的双核心城市，二者的关系定位相对来说还不太明确，尚未形成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也未能充分发带头作用和挥辐射效应，而像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甚至也包括香港)，都是具有强大辐射作用的“龙头”——经济中心。京津冀经济圈在其经济上已经形成具有落差的“圈”。另外，北京、天津在政策、人才、科技、信息等资源方面具有很大优势，经济综合实力也明显强于河北，但是北京、天津是城市形态，经济发展受空间限制，“城市病”现象逐渐显现。河北既环抱京津，也沿渤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土地辽阔、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非核心功能疏解的主要区域，但是，很多转移出京津的企业并没有选择在周边的河北落户生根，而更倾向于产业配套能力更好的长三角[2]。河北拉力不足，产业发展集聚力不强，很多地区产业配套能力也非常弱，产城融合存在很大问题。

第三，生态因素。北京、天津被河北环绕，在生态方面，无论是北京建设和谐宜居之都，还是天津建设美丽城市，都需要河北省的支持和配合，且不说牺牲经济发展利益。然而，面对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和脱贫攻坚的繁重任务，河北省又无力承担为京津生态建设的服务成本，迫使河北省在生态责任中处于尴尬地位[3]。

二、国家强力推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进行调研工作中指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推动京津冀之间的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和共赢发展。接着，天津市党政主要领导人带队主动到河北省，签署了《天津市河北省深化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完善交通网络体系、深化港口物流合作、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科技研发合作、加强农副产品对接、加快旅游会展融合、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建立合作协调机制十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随后，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人也带队来到河北，签署《北京市——河北省 2013至2015年合作框架协议》，在着力打造首都经济圈、共同推进北京新机场建设、共同促进首钢在唐山做大做强、全面开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合作、共同创建区域优美环境、共同深化服务业合作、支持张家口承德地区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同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加快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将河北省的经济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结合，并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把北京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工作汇报，并对京津冀发展做出进一步指示，还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7个着力”的要求：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全国两会一片热议。2014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河北调研时提出，河北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实现更好更大发展。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召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闻发布会，表示在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规划过程中，要把握好“坚持问题导向、优化区域功能、突出协同发展、着力体制创新、注重条件约束”五大原则，并着眼于疏解非首都的核心功能，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转型升级与转移对接等。2014年9月，张高丽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听取发改委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讨论了京津冀区域功能定位，并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

2015年3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201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就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安排部署。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高层协调机制。在国家层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负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划布局、政策制定、落实推动。京津冀三地各部门、单位及行业、领域主体之间健全定期沟通机制、重大决策协商机制、政务信息互通机制等，确保信息及时、互惠共利。

第二，要建立增量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发达地区带动后发地区的积极性。北京的工业经济远不及天津和河北的规模，在产业转移中，若是转移这些工业到河北和天津，其能发挥的经济效益也是非常有效的[4]。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北京有许多发展潜力巨大、带动能力强的科技型企业，可以考虑在未来存量不变的前提下，对这些高新产业的增量进行调整，提升北京对天津和河北的辐射强度，可以通过政府主导下的飞地经济模式，对财税和产值进行两地分成，对于北京来说，土地是稀缺的，从河北划出区域发展新兴产业，对于北京发展、河北发展都是有利的。还可以通过产业园区的形式与地方共同建造，共同管理，发展飞地经济，例如北京的中关村是国内科技的招牌，正在筹备多地建造分园，可引导其在河北、天津等地落户。

第三，找准切入点，增强内驱力。立足北京、天津、河北的比较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在其利益共同点上寻找突破，实现共赢。也就是比较优势错位发展，释放区域合作红利。对北京来说，明显优势就是其是首都，是人才集聚地、重要交通枢纽、拥有全国市场，总的来说，是我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对天津来说，港口、制造业和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是其最大优势；而河北的优势在于其有丰富的资源和重化工业。京津冀三地应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实现错位发展。同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区域产业合作与整合，释放区域合作红利，实现京津冀区域的快速崛起[5]。对于如何寻找利益共同点，要从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区域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去寻找、从三地发展诉求中寻找利益契合点、从共同目标上寻找利益契合点。京津冀三地应找准自己的功能定位，将地方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与区域的顶层设计进行对接，从中找到各自的发展机遇、发展空间以及实现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全方位的分析视角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前提。应当在多个空间尺度上分析京津冀区域经济版图，并综合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三种机制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三方的发展定位方面，京津冀的区域关系是互利共赢的。北京应当把功能疏解作为提升人们生活质量、改善空间不平等状况和实现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拐点，天津与河北应当在合理吸引北京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基础上积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京津冀城市群总体竞争力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

[1]祝尔娟.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思路与重点[J].经济与管理，2014，03：10-12.

[2]孙久文，原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比较和演进重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05：1-11.

[3]丛屹，王焱.协同发展、合作治理、困境摆脱与京津冀体制机制创新[J].改革，2014，06：75-81.

[4]赵弘.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J].经济与管理，2014，03：5-9.

[5]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110-118.

籍家晖(1996-)，男，河北邯郸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FRM专业。

安徽财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201510378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