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萌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足球运动与强军强国战略*

郑 萌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为更好挖掘足球运动多元价值意义，发挥足球运动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社会功能，为足球运动发展争取更广泛社会共识支持，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足球运动与强国、强军战略之间关系，得出足球运动发展两点重要国家战略意义：（1）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国家和平崛起意义；（2）国富与民强相兼顾的大国到强国转型意义。

足球；强国；强军；战略

2015年3月16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1]、《中国足球发展中长期规划（2016-2050年）》[2]大背景下，我们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足球运动发展价值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和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查询政治、经济、管理、社会、文化、历史、时事、足球等方面事实信息、政策报告、观点理论，结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阐述并揭示了足球运动发展与强国战略之间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作用机制，文献时间范围涵盖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以及最新报道。多年研究积累及落笔总结成文过程中，查阅文献资料总量过百条，扼要引用其中11条。

1 足球运动与强军战略——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康乾盛世时代的清朝，曾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由于缺乏强大高素质军队的护卫，最终沦为列强瓜分的肥肉。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难免滋生一些腐朽享乐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难免招来外界的嫉恨和恐惧，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一些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加以密切觊觎。本质上是资源争夺的领土争端在中国周边频频上演，越南、菲律宾等小国海军也敢于在中国南沙岛礁上用足球赛这一直击中国痛处的方式向中国示威[3]。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当代国际形势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4]战略思想，中国既不改变不称霸、不扩张的承诺，也必须同时拥有能够保卫领土主权、维护和平发展环境的强大军队。

从博弈论角度，博弈结局取决于局中人各自的决策，局中人各自决策又取决于各方所掌握信息，维护和平、避免战争最好的方法，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并让潜在战争对手知悉此点，以我胜彼败的博弈结局，迫使试图获得彼胜我败博弈结局的对手采取合作决策，争取一种双赢结局，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对军队提出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要求的缘由所在。

装备、人员是战争胜负两大直接决定因素，高素质人员也是有效使用并充分发挥高技术装备性能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兵源身心素质，是战争制胜重要因素。足球运动对速度、力量、耐力、灵敏、协调、纪律、团队意识、意志品质、智力水平都有很好锻炼作用，非常符合战争需要。比足球运动对抗和强度更大的运动项目超出了学校体育安全范围，比足球运动对抗和强度更弱的运动项目不能达到战争要求，比足球运动距离更长的运动项目缺乏速度和灵敏，比足球运动速度更快的运动项目缺乏耐久和总距离能耗。

1989年至1992年期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新生入学须接受一年军训，由于这一规定与学生学业矛盾，得不到学生和学生家庭支持，一度影响到两校生源招收，后被取消。后来的大多数中国高校入学军训都十分简化，相比之下，倒不如退而求其次，考虑社会民众有限的实际接受能力，放弃全军事化训练，在全社会广泛推广足球运动这种准军事化训练更有利于提高兵源身心素质。相对于学校军训而言，用发展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全民足球的方式做好战争防卫准备，不仅更容易为社会各界接受，而且更有利于借助足球的终生兴趣性特点，突破学校教育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于社会、家庭影响的有限性。有人会逃避兵役，但没有人会反对通过足球运动获得健康快乐，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提高在潜在战争中无论作为军或作为民的生存能力，这是博弈论中政府社会两方面都能接受的最优平衡解。

除了项目特征与战争实际需要的契合性外，还要考虑影响青壮年参加各类体育运动的因素，在于场地设施之外对人行为影响更大的认识观念上。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娱乐性和广泛关注性，可以有效提高人们体育意识，培养终身关心和参与体育锻炼的自觉习惯，如果国家队能够在亚洲和国际范围内取得更好成绩，这种效应的影响作用将会更加明显。韩国规定奥运奖牌或亚运金牌获得者和成绩优异的国脚免服兵役[5]，这一政策有助于利用足球运动的号召力带动广大国民参与体育锻炼，同时也佐证了足球与奥运一样，是和平年代的战争，具有与国防军事密切相关的战略意义。

日本足球在世界杯、亚洲杯的成功，冲击了中国体育在奥运和亚运会上取得的成就，无疑有助于增强日本政府和社会对其国民包括身体、心智、组织性在内综合素质的自信。在日本目前尚不拥有核武器，但却拥有核大国美国外交同盟和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国际承诺背景下，中、日之间领土分歧如果诉诸战争，最有可能是通过常规战争解决，任何一方都不具备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条件或动机。在现役及后备兵源素质极大影响常规战争胜负情况下，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持立场，也必然要考虑到中、日两国甚至中、美、日三国包括国民体质、经济实力在内的常规战力和民心、民意。学校足球开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日本，通过足球有效提高了国民体质和人员军备实力。

日本背后美国的情况则是，与英式足球场地大小、上场人数相仿但对抗更加激烈的美式足球是其国内第一运动，曾经夺得4个奥运会女足赛冠军和3个世界杯女足赛冠军的美国女足，已经带动足球运动成为美国女子第一运动，可以说美国男性和女性国民都已经从身心能力上为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做好了准备，他们也具有通过常规战争干涉他国内政和外交分歧的能力，当今美国国际地位，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和核威慑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常规军事实力。

国家军事装备实力有时需要隐藏，以避免对手找到针对性对策，兵源素质和经济实力则更多应该让对手知道，以威慑对方不要轻易采用不合作的策略。足球运动的广泛开展和水平提高，可以让对手了解中国人口素质和经济实力，审慎评估与中国开战的取胜把握。广州恒大通过引进高水平外援、外教两夺亚冠冠军，这种花费高价而引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褒贬不一的俱乐部企业层面成功商业运作行为，虽不能代表本土足球国家队水平和群众普及面实质提升，但也是一种以足球为载体，对国家“资源×策略”综合实力，包括人、财、物力硬件资源实力和技术、战术、运筹、经营、管理、政治、文化等软件策略实力的充分展示，向对手证明了，凭借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将对外引进和本土力量相结合，有能力打赢与对手之间潜在常规战争，是一种“上兵伐谋，次之伐交”、“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手段，可以有效影响潜在对手国内政府和选民对中国国家综合实力支撑战争能力的评估，避免“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情况出现，促进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目标实现。

2 足球运动与强国战略——国富与民强相兼顾

国富与民强，是衡量国家发展水平重要标准。国与民是构成国家一对对立统一矛盾体，在国富与民强之间，不同社会可能选择不同发展顺序。衡量国家发展水平另一对对立统一矛盾标准是大和强，不同国家在大和强发展顺序上也有不同选择。中国社会选择的发展顺序是先国富后民强、先大国后强国，在这一系统发展顺序中，国富要为民强服务、大国要向强国转型。

中国近两届奥运分列金牌总榜第一和第二位的成就，归功于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奥运大国同时也与中国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称。但对于人口大国中国而言，跻身经济总量世界前两位，只是国家发展阶段目标的达成，不是国家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当经济总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收入、奥运金牌与人均国民体质和体育意识不成正比时，国家就还只是处于国富而非民强、大国而非强国的历史阶段，如果长期在这一阶段徘徊不前，社会将面临官民矛盾、贫富悬殊等不稳定因素。

战国军事家、政治学家尉缭提出“亡国富仓府”，译为“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仓库”，意指社会财富若过分集中于政府或少数国家精英手中，将使社会矛盾走向激化，令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曾经留下长城、大运河等宏伟工程的秦、隋两朝，都崩溃于倾刻[6]，说明如果政绩与民生、国富与民强不能成为一个如左右脚走路般交替推动前进的统一体，民众不仅将对政府仓府富足漠然视之，甚至还会盼望这样的政府早些衰亡。清朝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最终导致清王朝覆灭的四川保路运动所引发辛亥革命第一枪，其根源就在于政府既不代表人民，也没有以先进文化和生产力武装人民[7]进而引导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民间力量既难以完成铁路修筑，也不相信政府收回铁路修筑权动机不是为一己之私。

当代中国官员、富商向海外转移资产的现象，除了在于官商勾结缺乏有效遏制，还在于部分先富起来和进入社会上层的人有一个共同担忧：国富如果不能带动民强，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并引发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那样不仅非法资产要受清算，连合法财产、权益和社会地位也未必能得到有效保障。无论是解决官商贪腐还是社会发展稳定与可持续性问题，都需要通过党的政治路线还权、还富，同时也还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于民。

运行于政府行政体制下的奥运项目，依靠的是举国体制下政府财政对少数运动精英的集中保障，反映的是国富。运行于社会化市场体制下的足球运动，则需要全民的广泛参与和关注支持，要求的是民强。人民不能达到广泛参与集体对抗性体育运动所需要的有钱、有闲、有强健体魄、有良好组织纪律和思想素质，国民不能承受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社交、婚恋、工作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获得良好的生活条件、营养条件、运动条件以及教育培训机会，形成牢固的体育意识和参与能力，就不可能广泛投身到需要建立在全民普及和选材基础上的足球运动当中。所以，足球运动的发展，从根本上要求建立还权于社会、还富于人民的政治环境，实现从国富到民强的国家战略转型。

正如北京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所指出的：“现在的全运会劳民伤财，好大喜功，这是一种病态政绩观”。作为奥运会基础的全运会当中，许多运动项目并非如足球这样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且易于亲身参与，与其说是还权于民，不如说是增负于民。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国家发展强大的过程，也是危机潜伏积累的过程。对内，生活富裕，容易导致人民耽于享乐、暴饮暴食，丧失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厉兵卫国的斗志。对外，国家壮大，容易招致对手嫉恨恐惧、图谋觊觎，引来军事战略包围和国防安全威胁。长期以来，中国足球参与面窄、推广度低，既有上层管理体制和发展思维的因素，也有社会风气和大众文化的问题。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莺歌燕舞、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上下泛滥，体重超标、酒色伤身的问题日显突出。

广州恒大夺得亚洲冠军、淘汰非洲冠军后，在 2013年世俱杯中面对的对手德国拜仁慕尼黑队，全队身价为广州恒大23倍[8]，这种投入能力是由德国民众的富裕和对足球运动的健康喜爱共同决定的，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纯粹举国体制无法企及的，不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提高群众身心综合素质，引导人民改变请客送礼、暴饮暴食的沟通交际和休闲娱乐消费习惯，投入到对个人健康、国防安全、国家形象更有意义的集体协作性体育运动当中，显然无法与之抗衡。

总之，奥运是国的运动，奥运运行所依靠的行政手段展示的是政府力量，足球是民的运动，足球运行所依靠的市场手段展示的是社会力量。国是骨与脑，民是血与肉，身材高大、智慧聪颖，并不代表强壮健康，国富只能造就大国，民富才能造就强国。中央高层“像抓奥运一样抓足球”的指示[9]，既提出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一种要求，也包含了从国富到民强、从大国向强国转型的政治导向象征意义，体现的是对人民关注意愿、综合素质、幸福指数的关切，是群众路线的延伸，是权力政治向民心政治的转型，官本政治向民本政治的转变。

秦王朝从统一中国的“其兴也勃”，到二世而终的“其亡也忽”，在于只强化了权势而轻视了民意[6]，只注重了政绩而忽视了民生。党坚持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三个代表的意义，在于让政绩为民生服务、文化上层建筑与民力协同进步，防止政绩和文化建设工程超出人民接受与承受力。

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世界第二大奥运强国的中国，在集中力量实现了经济总量大国和奥运大国的阶段目标之后，接下来应当从藏富于国向藏富于民[10]转变，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向共同富裕转型，将体育也还之于民，下大力气发展人民最喜闻乐见、最具国民综合素质提升价值的运动项目，减小政府与群众、精英与普通人间隔阂距离。除了“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政策路线，将足球规划为体育产业这一国家新兴战略产业[11]当中一个龙头带动产业，也是实现这种国家转型战略目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 结语

3.1 足球运动最有益于身体素质的全面均衡化发展，最适应于国防战争的需要。足球运动的推广普及和水平提高，既能彰显国家经济实力，营销国家品牌形象，又能带动广大国民尤其知识青年强身健体、磨练意志，培养整体意识和纪律意识，提升国防后备兵源文化和身心综合素质，促进富国与强军统一目标的实现。

3.2 奥运是少数精英运动员得到举国体制集中保障支持的结果，代表了国富和少数人先富。中国足球的成功，要求足球运动的普及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要基于民强和全民共同富裕。国是骨与脑，民是血与肉，国富只能造就大国，民强才能造就强国，足球运动发展标志着国富向民强的转型，大国向强国的迈进。

[1]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3/16/cont ent_9537.htm，2015-03-16．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的通知[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6-04/11/content_50629 54.htm，2016-04-11．

[3] 郑萌.足球运动发展倒逼中国社会全面改革意义探析[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6，35（1）：36-43．

[4] 郑萌．当代中国发展足球运动的国家意义[J]．体育文化导刊，2014，32（9）：72-75．

[5] 新京报．打进 16强免服兵役[EB/OL]．新浪网，http://sports.sina.com.cn/s/2006-06-12/0254885750 s.shtml 2006-06-12．

[6] 许兆昌．秦汉隋唐现象论略[J]．社会科学战线，2000，23（6）：145-151．

[7] 郑萌．当代中国发展足球运动的新型社会文化建设意义[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3）：8-15．

[8] 网易体育．恒大全队身价仅拜仁1/23 孔卡不及格策穆勒零头[EB/OL]．网易网，

http://sports.163.com/13/1217/08/9G9IB1QC00051C89.html#p=9G8J7DBM4FFD0005，2013-12-17．

[9] 马德兴．最高指示 像抓奥运一样抓足球[N]．体坛周报，2013-07-01．

[10] 高尚全．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J]．人民论坛，2007，16（6）：14-15．

[1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0/20/cont ent_9152.htm，2014-10-20．

Football Sport and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Military and Country

ZHENG Meng
(PE Institute of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Sichuan, China)

In order to better find multi-value of football, and to exert football’s social function of propelling the nation’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so that to win more extensive consensus supports from the whole society for football, uses researching methods including literatures and logical analysis,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otball and the strategy of strong country and strong army, reaches two important national strategy meaning of football development: 1) meaning of peacefully uprising nation unifying wealthy country and strong army; 2) meaning of transformation from big country to strong country combining rich country and powerful people.

football; strengthen country; strengthen military; strategy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四川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编号：XXTYCY2015B01）

郑萌（1977-），四川成都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足球教学训练与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