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源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中国近代体育认识的嬗变

王思源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通过文献资料法，梳理中国近代体育认知的演变进程，研究认为最初是洋务派强兵治军的需要，进而维新派将体育融入国民教育，最后则是国人对体育的自我探索，认识而引起了“土洋体育之争”。国人近代体育认知从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探索，更加自觉地认识到体育的本质内涵。

近代中国；体育认知；嬗变

近代国人对体育认知的摸索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最初的洋务派学习的西洋兵操以壮大军队再到维新派将体育融入教育中，形成了“强国保种”的军国民主义思想。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军国民主义”思想受到挑战，逐渐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渐开放接受西方文化，本民族体育面临生存挑战，导致了持续了近一世纪的“土洋体育之争”，从而国人对体育认知更加向体育的本质靠近。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体育认知的嬗变，总结出其演变的进程，为越加开放的当代中国增强对体育的认识提供参考借鉴。

1 洋务派——强兵之路的选择

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列强侵略的步步紧逼使得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传统观念遭受冲击，国人始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传统的“重农抑商”被“科技强国”的观念所取代。伴随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与改革，中华民族出现生存危机，反抗侵略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生存课题。但是由于“八旗”，“绿营”自身内部的腐败无能，根本无法以血肉之躯来抵挡西方的洋枪洋炮，此时清政府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开始主张向西方学习，以自强的方式来维护封建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洋务派”在这个时候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文化传播学告诉我们，任何文化都有三个部分构成，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观层面”［1］。洋务派首先接触到的是西方的科技力量，魏源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拥有战舰，枪炮还有优秀的练兵，养兵的方法。李鸿章也认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其夺其所持［2］。”所以他也放弃了传统的弓箭开始采用火器，在淮军的军事训练上改练“洋操”，希望能通过西洋兵操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以达到强兵的目的。湘军主帅左宗棠也认为练兵强军很重要，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3］。他既重视士兵的先天选择，又强调兵士操练的重要性。

综上可以看出，“洋务派”学习西方使用火器，练“洋操”，其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强兵以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进而形成了“西体中用”的思维方式。文化的渗透必先从器物层面开始，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因而“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军事技术以此维护“儒道”的正统地位而并不了解体育的真意。

2 维新派——“强国保种”的需要

北洋军队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落败，显然只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并不能解决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压迫日益严重。为了“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以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组成的维新派开始了变法图新的新探索。

梁启超等人认为尚武可以强国，并且相信西方的势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都推崇武力，并且希望这种尚武精神能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他们强调“三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兴办新式学堂，提倡男女平等，梁启超认为“中国之妇女深居闱阁，足不出产，此风一日不改，则中国一日不强［4］。”因而积极推进女子教育的改革，但是从客观上来说维新派通过提高女子的知识水平和健康水平最终还只是希望她们能更好地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服务于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并且提倡妇女积极参与体育仅仅希望妇女等够优生优育，保种救国才是他们的正真目的，并没有认识到体育的本质功能。并且可惜的是梁启超对现代西方体育的认识并不全面，他崇尚的只是斯巴达的军事体育和德国富有“铁血主义”色彩的体操体系［5］。只是把“民德”，“民智”，“民力”看成是强国保种，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战略需要，忽略了体育人文精神的内在需要。并且由于“军国民主义”体育教育的盛行，给了封建阶级统治者利用体育推行专制和控制学生的思想的机会，竭力灌输封建意识，使体育课程出现僵化形态并充斥着封建的专制色彩，阻碍了学校体育发展的脚步。

综上可以看出维新派进一步深化了对体育的认知，首次将体育与教育相结合，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并且认识到了女子体育的重要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妇女的解放，给近代女子体育带来了发展的动力。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维新派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体育对于人的身心发展的本质含义，仅仅是将体育与民族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3“土洋体育之争”——中西方体育认知隐含的文化碰撞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自此拉开序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导们积极肯定了西方文化带来的科学的教育和先进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之前，国内一直推行的是“军国民主义”的体育教育方法，因为是被动接受的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文化融合出现了僵化，形式主义严重的情况。此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昭示着中国开始主动认识西方文化，批判地接受并学习西方体育，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的体育现代化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和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为核心的西方体育发生冲突，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土洋体育之争”揭开了中国武术“体育化”的新篇章。“土体育”和“洋体育”的争论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支持“洋体育”的大部分都是积极学习西方先进体育知识的，比较支持让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而“土体育”的支持者盲目的固守的民族的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自信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统的武术一般相信经验传授，师徒之间的密切交流导致了相对缺乏科学习武的观念，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严重。但是吴蕴瑞认为体育既属于自然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6］。在此中西方文化交流之际，我们要提倡的是体育的科学性原则，正确理清武术如何发展的脉络。

“土洋体育之争”对中国近代体育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表现出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前进，若一直固守落后的文化而不吸取世界文化新鲜的元素，就会被时代淘汰。而武术长期存在于封建社会中，缺乏科学的指导正好借此机会吸取西方的科学知识，“武术”的“现代化”必然要于西方的科学相结合，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来。

4 总结

中国近代对体育的认识选择由最初的强兵治军的需要发展到体育的育人性选择，最终归于中西方的文化碰撞下体育项目发展道路的选择，反映出了中国人对体育由被动接受到自觉体育发展方向的过程。根据“文化休克”理论来看，当新的文化介入传播时，人们会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产生怀疑，降低对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土洋体育之争”的实质其实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对抗，在此之时，主张吸收外来文化优秀一面的先知们并没有完全否认自身的文化来源，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找出适合体育自身发展的道路。事实上自近现代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眼界和思维方式都在受到冲击，可能会出现一种理性上的接收和感性上的排斥，因为我们早就适应了传统文化造成的思维模式，在突然面临西方科学，民主等“先进”思想的时候难免会手足无措。本文通过梳理近代国人对体育的认识及选择，展现了国人越发对外来文化，制度，观念的开放心态，对今后中国的对外交流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田标,唐永干.论西体东渐［J］.体育文化导刊，2010（2）：125-130.

［2］董逢威.李鸿章体育思想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4（11）：172-175.

［3］ 孙波.论左宗棠的军事体育思想［J］.体育文化导刊，2014（11）:169-171.

［4］肖庆群.戊戌维新派女子体育论［J］.体育文化导刊，2013（11）：134-137.

［5］张爱红,黄亚玲,徐翔鸿.梁启超“新民”体育思想之研究［J］.2015,38（10）：23-29.

［6］李义君，尹碧昌.“土洋体育之争”的回顾与启示［J］.体育学刊，2015，22（5）:17-21.

The Evolution of Sports Cognition in Modern China

WANG Si-yuan
(Nanjing Sports University,Nanjing 210000,Jiangsu,China)

Through literature,carding process of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sports cognition,studies suggest that initially required Westernization strong army soldiers,and thus reformers sport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and finally it is the people in sports self-exploration,understanding and It caused a“Western Sport dispute.”Cognitive modern sports people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into active exploration,more consciously aware of the nature of the sports.

modern China;sports cognition;evolution

王思源（1993-），江苏南京人，研究生，研究方向：体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