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辉

（1.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体育救国：抗战时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体育活动概述
（1941-1945）*

陈明辉1.2

（1.武汉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2.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抗战时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及其分会的体育活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迁往重庆后，继续高举体育救国的旗帜，积极指导各地组建分支会，并会同重庆等分支会主持或指导国内、国际体育活动，审订各项运动规则，发行《体育通讯》，举办体育培训班、讲习会及训练营，推动了体育的传播和普及，并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国民体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体育救国； 抗战时期；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不断扩大侵华进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喊出了“教育救国”、“外交救国”、“航空救国”、“经济救国”、“摩托救国”、“体育救国”等口号。其中，体育救国的呼声弥漫全国，影响深远。正如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下简称“全国体协”）董事主席王正廷所言，“救国之道，经纬多端，而行健自强，体育为亟。[1]”全国体协作为全国体育团体的总枢纽，自是不遗余力地积极发展国民体育，力行体育救国。

自1924年在上海成立以来，全国体协不仅积极联合国内体育组织，组织体育赛事以促进国民体育发展，而且主持我国参加世界运动会、远东运动会、世界戴维斯杯网球比赛等国际比赛，推动中国体育走向世界，事绩显著。但是，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全国体协董事、干事大都离开上海，总干事沈嗣良虽然留守上海，但无奈时局与经费等问题制约，全国体协会务近乎停顿。张伯苓等身处大后方的全国体协董事们“鉴于抗战实力之补充，建国重责之担负，无一不以健强之国民为基础”[2]，遂于1941年2月21日在重庆召开全国体协董事会，商讨推进国民体育办法。会议决议在重庆设立会所等各项事业计划，并推董守义为副总干事（后来成为重庆时期全国体协的实际负责人），负责筹划恢复各项工作，“期以在此大时代中对于抗战建国有所贡献”[3]。

全国体协董事长张伯苓认为“国民体育之推进，关乎民族强弱綦巨。值此抗建时期，尤为增强国力之要图。本会（全国体协——笔者注）本诸斯旨继续努力。[4]”因此，全国体协围绕“健全之体魄，造健全之民族，以健全之民族，造健全之国家”的“体育救国之旨”[5]，积极发展国民体育，锻炼国民体魄，增强国力，以达体育救国之目的。

1 组织各省市县分支会，健全全国体协系统

鉴于全国体协抗战前建立的各种组织都已停止工作，“组织并健全各省市县分支会，使成坚强系统，借使体育普及全国，深入民间，战时充实兵源，战后改良人民生活，”[6]就成为重庆时期全国体协的中心工作。早在1942年5月，全国体协召开三十一年度第一次董事会时就把“派员分赴各地筹设分会”确定为本年度中心工作的第一条[7]。

由于东部大片国土沦陷，全国体协筹设分会的工作主要限于西南西北等国统区大后方。董守义不辞辛劳，奔走各地，联络当地社会人土和体育界成立社会体育的组织，获得积极响应，成绩斐然。截至1943年10月，各地分会的组织计有重庆、汉中、贵州、西安、宝鸡、昆明等十四所。“现在各地分支会的组织，由最大的都会以至很小的县镇，正在继续不断的增加中。[8]”这为各地体育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各地分会“每年除经常举办各种体育活动外，且举办一次运动大会。在陪都和较大都市的分支会更常举行各种体育表演以及国际间的运动比赛”[9]，有力地推动了体育在西南西北地区的传播和普及。

2 主持或指导国内各种性质的体育比赛，表演示范传播体育

1943年7 月25 日，张伯苓在给孔祥熙的信中称，“惟以迩来本会工作日趋开展，仅年余之倡导，分会已遍全国。举凡国内各地之大小体育活动，类由本会领导主持。[10]”其中，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和全国体协会所所在地，各种体育赛事尤为频繁。“姑以重庆一隅而论，只此半年（1943年上半年——笔者注）中之体育表演等活动，已逾百数十次，观众近百万人”[11]。以全国体协分会重庆体育协进会（以下简称“重庆体协”）为例，1943年度较大规模的体育表演有：（1）举行庆祝中美、中英平等新约成立篮球表演赛。（2）救济豫鲁皖灾篮球表演赛。（3）慰劳鄂西大捷前方将士篮球表演赛。（4）民族健康运动体育表演。（5）板羽球表演。

同时，为促进各项运动技能及联络各机关团体间的情感，重庆体协“特按季节分期举行各项比赛。计本年（1943年—笔者注）先后举办垒球、排球、足球、篮球、游泳、爬山各项公开比赛。[12]”

除了重庆体协，抗战时期时期全国体协发展最好的就是西安体协了。自1942年成立以来，西安体协作为1949年前陕西省唯一的全省性群众体育组织，在董守义等的领导下，团结体育界同仁和热心体育人士，积极倡导体育，举办各种类型的体育竞赛活动。如“救济朝邑、平民二县水灾篮球赛、慰劳抗日将士募捐篮球赛……省际球类赛、多种锦标赛、节假日友谊赛、陕西首次女子篮球赛、火炬赛、马术表演以及代省市和单位筹办运动会，共计二百多场次”[13]，掀起了体育运动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尤其是西安体育的大众化进程。

此外，其他地区的体协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1943年2月8，全国体协贵州分会举办征募吴德懋、张东屏两位体育家遗族教育基金慈善篮球赛。1944年3月29日，兰州市体育协进会举办了甘肃省第一次越野赛跑，来自机关、学校等单位的百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沿途观者云集，社会影响很大。

3 联络国际间体育活动，敦睦邦交，团结抗战

鉴于来华盟军众多且多好运动，全国体协除了主持国内各种体育活动外，还积极联络盟军，举办国际体育活动，“以联络友谊，增进邦交，鼓舞奋发之精神，达成同盟国早日之胜利”[14]。抗战时期全国体协及其分会主持的国际体育活动主要有：（1）中英足球赛。（2）中美排球赛。（3）中美垒球赛。（4）举办国际游泳对抗大会。（5）中美田径对抗赛。（6）中美篮球友谊赛。重庆中美篮球赛于1944年7月16日举行，“总计观众不下三万人，热烈空前，几使比赛无法进行。”[15]赛毕，全国体协欢宴中美队员。双方举杯高歌，友谊交流，万分欢洽。（7）龙舟竞渡慰劳盟友。为提倡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及庆祝鄂西大捷，慰劳盟友，全国体协联合新生活运动总会、全国慰劳总会于 1943年 6月 13日在嘉陵江举行规模盛大的龙舟竞渡大会，美英苏澳等国驻渝代表应邀请往参观，中外观众共计十万余人，盛况空前。龙舟竞渡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艰辛、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和中外反法西斯同盟国间“同舟共济”的战斗友谊。

这些国际间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中外民众的战时生活，鼓舞了军民士气，而且加强了中国与英美等盟国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巩固乃至扩大了反法西斯同盟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4 审定各项运动规则，推动社会体育规范、快速发展

体育运动规则是各项体育运动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准则，是各项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运动有序进行的基本前提和基本保证。就国内而言，各项体育竞赛大都采用全国体协审订的运动规则。但是，在1941年以前，全国体协“在沪审订发行之规则，运递不易，致国内各项运动比赛采用规则甚感困难。”[16]再则，由于运动本身的发展和运动环境的变迁，运动规则总是处在不断的修改、更新的进程中。为保证国内运动规则与国际运动规则的统一性和同步性，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会员和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全国体协有责任和义务及时翻译、审订和发行各项运动的最新规则。因此，全国体协迁渝后，继续组织运动规则审查委员会，翻译并审订发行舶来体育运动的各项最新规则：1942年5月审定出版男子篮球规则、1942年6月审定出版排球规则、1942年9月审定出版足球规则、1942年9月审定出版田径赛全能运动规则、1942年12月审定出版乒乓规则。

5 发行《体育通讯》，传播、沟通体育信息

全国体协曾于1935年创办《体育季刊》，深受大众欢迎，但由于时局动荡被迫于1937年6月停刊。迁渝后，全国体协拟恢复《体育季刊》，但限于经费、人手、材料等的缺乏，未能实现。全国体协遂转而接办原由重庆体协主办的《体育周讯》，改称《体育通讯》（半月刊）。该刊自1944年9月发刊至 1946年3月停刊，共出版38期，内容包含各种社会体育言论，体育学术研究报告、体育史料、中国以及世界各地体育实施计划、动态等。《体育通讯》不仅为体育爱好者提供世界各地的体育资讯，而且为体育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提供了素材和平台，为国民体育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引导，对体育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 举办体育讲习会、训练营及培训班，提高与普及国人对于体育的认知与兴趣

为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加速体育的传播和普及，全国体协曾在重庆开办社会体育干部训练班，还成立夏令训练营计划委员会，并主办了三次暑期讲习会或夏令训练营，给体育工作者以进修机会。

此外，为了培养民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和能力，推动体育的大众化，全国体协还开办民众体育培训班，进行日常的组织与训练工作。以重庆体协为例，开办的民众体育训练班有：垒球班、板羽球班、机巧班、国术班。除了以上四个培训班外，重庆体协还“天天指导到本会体育场练习的爱好体育活动的个人，除给予技术的训练外，也时常对他们谈些关于体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17]”

综上可见，全国体协及其分会在国家积贫积弱、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扛起“体育救国”的大旗，积极组建并依托全国体协及其分支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示范体育，努力推动体育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全国社会体育，亦因此而日渐勃兴，其裨益于抗建工作，诚非浅显。”[18]毋庸置疑，抗战时期全国体协体育救国的各种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众的体育观念，锻炼了中国军民的体魄，提升了中外友好人士抗击暴日的士气和信心，在凝聚民族力量、振兴民族精神和敦睦邦交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王正廷.发刊词.体育季刊.上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版,1935(1):1.

[2][3][6][10][11][14][15][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 (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55-767.

[4]孙海麟编.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2-153.

[5]王正廷.体育救国.时事月报.南京:中正书局版,1933(7-12):222

[7][8][9][12][17] 重庆市体育运动委员会、重庆市志总编志编：抗战时期陪都体育史料,重庆:重庆出社,1989:27-44.

[13]北京市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北京体育文史》.北京: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文史办公室,1989(4):250.

[18]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手册.南京: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版,1948:4.

Sports Saving State：An Over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1941-1945)

CHEN Minghui1.2
(1.Wuhan Institute of PE,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2.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 China )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家体育非营利组织现代治理研究”（14CTY016）阶段性研究成果;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项目（16TYSK008）研究成果。

陈明辉（1982-），湖北武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体育史，体育人文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