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瑞萍

乡村儒学：积蛙步以至千里——关于乡村儒学现象的思考

郑瑞萍

近年来在山东、河南、北京等地推行的乡村儒学实验，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来重建失范的乡村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联系现代性理论，从大众儒学，或者生活儒学的角度来观照乡村儒学现象，或可以发现儒学复兴的有效路径。

乡村儒学；践行；现代性；乡土中国

近来诸多相关报道乡村状况引起的热议不时占据媒体，诸如《农村从来没有田园牧歌，只有一记记闪亮的耳光》（又名《一个法学博士眼中的故乡：唯一的感受是疼痛》［1］)中所指明的变异的乡村人情、疏远的乡情关系、跋扈的乡干部；《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2］中反映的农村老人因子女不孝而自杀的社会学调查也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变化中的乡土中国。还有诸多文学作品也直面乡土中国的残酷现实，这其中当代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3］影响深远。该部纪实性作品尖锐地讲述了她的故乡多年来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只是故乡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重要的是，为难的村支书、无望的民办教师、服毒自尽的春梅、住在墓地的一家人等乡土人家艰难的现实境遇。

但纵使乡村文明衰败不堪，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城市人的思乡梦依旧温馨甜蜜，就像王朔在《动物凶猛》的开篇所写，“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宥和自我慰藉。”［4］但是在怀旧、思乡病之外，面对衰败的乡村、垂暮的村庄、礼俗失序的乡村，我们应该怎么重建乡村，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何以反哺乡村，何以改变乡土中国的现状？我们是大声疾呼、呼喊、哭诉乡土文明的沦落，还是奔走乡土大地，脚踏实地地为乡村的改变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笔者以为，务虚务实需兼之：务虚者，调查发现研究乡土中国的现状，摸清乡村惨烈的现实是为了更好地医治其病痛，同时引起国人及政府的清醒认识；务实者，寻求改变乡土中国破败状况的药方，并大力推行。而近些年来在孔子故里尼山周围推行的乡村儒学实验，恰好是在虚实之间对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的有益尝试。

一、乡村儒学实验的积极尝试

乡土中国一度是青山绿水、田园牧歌的代名词，一度是礼制有序、传统深厚的大后方。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大潮和城市化进程冲击乡土中国，现代性的后果在乡村表露无遗。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使得乡村呈现破败之相；乡村争相向城市靠齐，城市与乡村日益同质化，一些传统乡村民俗文化面临濒危；乡村伦理道德在祛除陋俗的同时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乡村社会不仅公德败坏，乡民的私德也出现了危机；乡民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和养老观念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面对失范的乡村伦理秩序和文化生态，乡村儒学实验尝试在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推行，通过儒家的孝道和五伦教育，来重建乡村文化，简而言之，即大学教授下乡向乡人宣讲儒家文化的基本要义。之所以用儒家道德中的孝道五伦等来救治乡村的文化失落和价值真空，发起人之一赵法生老师在《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5］一文中对此有很明确的解读。诚如赵法生所言：“我们这些曾经的乡下孩子也不可能再回农村生活了，但是农村依然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故乡。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别无所长，如果能够为乡村的文化重建做一些工作，对于自己或许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乡村儒学实验的发起人多数是有乡村经验的学人，因此亲眼目睹乡村的变化，对乡村文化的沙漠化、乡村伦理道德的破坏感同身受并倍感焦虑。同时，他们多为研究儒教的人文学者，怀揣儒学复兴的真切梦想，于是着眼于儒学的根本，尝试用儒学来播散孝道、礼仪等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种子，以期改变目前乡村文化衰败的现状。但是，一贯务虚的人文学者并没有把重建乡村文化仅仅作为纸面上的研究课题，并没有空喊“儒学振兴”的大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用行动来推进，走出书斋，走出城市，定期回到乡村，走进村庄，开办乡村儒学大讲堂，举办讲孝道、背诵《弟子规》等活动［6］。至今，乡村儒学实验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已初见成效。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山东有两个地级市、四个县级市和一些乡镇在全面开展乡村儒学实验，同时，乡村儒学实验还推广到北京、河南和湖北等省市，这些地方的村民普遍感觉到人心变得温暖了，子女变得孝顺了……

笔者对乡村儒学实验发起者既务虚又务实的行为深怀敬意，也无法坐而论道，对这一正在推进的事业评头论足。诚如论者有言，儒学实为学儒，儒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其生命力在于践行，当我们提出“乡村儒学实验路在何方”的诘问时，或许“路在脚下”是最好的回答，因为乡村儒学实验正是从一个讲堂发展起来，从数十人的乡村老人、妇女和儿童教育起，从几个学者的义务宣讲队伍建设起来，逐渐发展壮大，一步一个脚印推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可谓“积蛙步以至千里”。笔者也很欣喜地看到，乡村儒学实验发起人对未来的发展深谋远虑，从教材的编写、义工队伍的建设等都有长远的战略思考，乡村儒学走进齐鲁大地，乃至华夏大地将是未来可期的图景。目前总结乡村儒学实验所取得的成果和发展儒学的经验似乎为时过早，但这一现象引发了笔者对现代性焦虑下儒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二、现代性焦虑下儒学的发展

现代性或者现代化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时代话题，而城市是思考现代性的重要切入口。当代理论大师杰姆逊在《现代性的幽灵》中说“现代性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同技术发生关系，因此它也就和进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7］。确实，现代性及其在实践层面上的现代化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了许多福泽，而急剧加速的现代化进程所促动的工业化、城市化步伐，使城市日益成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核心。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的《2013中国人类发展报告》［8］聚焦于“城镇化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两个主题，针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指出从2010年到2030年，中国将新增3.1亿城市居民，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届时，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0亿。城市中的居民在享受现代文明便利的同时，自身的内在欲望诉求和生命的勃动日益加强。但是，现代性自身充满矛盾和对抗，进步的同时亦包含无数的严重“后果”，现代性导致的个人主义的片面化发展，现代性带来的工具理性的猖獗，现代性诱发的温和的专制主义，不一而足，“现代性之隐忧”令人困惑焦虑。如此的危机在城市中症候明显，城市可能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的“人文精神的废墟”。城市是现代性的核心点，并不表明农村远离现代性，我们经常会把城市/农村相对立，等同于进步/落后。如本文开篇所述，农村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早已发生了巨变，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现代性的影子，人员流动加剧，壮劳力支援城市建设，带给乡村的是迟暮，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坚守乡村；乡人生活水平提高，富裕的乡人多了起来，但逐利、金钱交易法则部分替代了互帮互助的温情，等等。总之，现代性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它让人爱恨交加，因为进步与隐忧共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现代性带给人类的进步和福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现代性对人类精神层面的诱惑与伤害。

现代化进程如今在中国如火如荼推进，我们谁也无法刹住东方快车。当我们意识到现代性的两面性不可避免的时候，不合时宜的做法是在享受现代化福祉时精神沉沦，寻找童年记忆或西方文化作为精神乌托邦，以抚慰疲惫的心灵。作为有担当、有责任意识和问题意识的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正视并努力规避现代性的风险和后果，在文化、精神层面为自己也为大众开一些良药？

遗憾的是，曾经作为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指南的儒学，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所适从，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经世致用作用，并没有承担起弥补现代性的缺陷的重任，相反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成为失去了根本的空心学术、文化碎片。一种极端的看法是，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9］中指出，儒家传统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并且由于脱离了它所赖以生长的宗法封建社会而“博物馆化”了。尽管作为思想传统的儒学并没有完全“博物馆化”，但在大众文化为中心、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空谈儒学复兴实在不合时宜，即使要振兴儒学必定也会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同时有关儒学振兴的种种争论也容易陷入义理之争，只会让儒学落不了地，继续如同游魂般漂浮不定。笔者十分认同张志伟教授对于儒学复兴的分析，他认为，在讨论儒学复兴问题之前要分清时代境遇、弄清楚复兴的是哪些方面，要分析复兴所面临的困境以寻求更好的复兴之路。张志伟教授在《“断裂”与“困境”：儒学复兴的困境》［10］一文中将儒学或儒家传统分为三个层面或形态:政治儒学(制度化儒学)、思想儒学(成文的儒学——文献典籍及其理论阐释)与大众儒学(不成文的儒学——沉积于风俗习惯中的儒学价值观)，并分析指出，复兴制度化的儒学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几乎不可实现，复兴思想儒学也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责任，复兴大众儒学其实可有所作为，也亟需开展以便弥补现代性所隐含的缺陷。的确，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在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我们在现代复杂的社会结构下，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这些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就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化。在此背景下，失去了制度化保障的儒学再也不可能一家独大，也不可能跻身于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层面，儒学需要在适应现代化进程中作出改变或称转型，其复兴的路径在于大众儒学，或者可以说是世俗儒学。《大学》中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个人注重道德素质的提高，则有益于家庭和谐，有益于治国理朝，有益于世界大同。在日常生活中，修身律己是人之根本，注重个人身心和谐以后，再推及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和睦友爱，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则天下和谐。对于修身，儒家有一整套的义理和实践之道，如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作出一些改变，以此用来调整现代性带来的心灵和精神损耗，不失为一剂良方。当这些义理和践行的方式内化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之时，漂浮无根的儒学将再次释放新的生命力。

从大众儒学，或者生活儒学的角度来看乡村儒学实验，我们或许可看到儒学复兴的有效路径。乡村儒学实验目前针对的主要问题是农村的忠孝节义不存，具体就是不孝、不懂礼仪等不道德的做法普遍存在。义务宣讲团用农民的话讲授孝道，讲农民的事情，通过组织孝顺儿媳评选，组织《弟子规》背诵比赛等活动来开导，又辅助于当地村委会的宣传评比等常态化机制，村里的环境和氛围有了改变，打骂老人的行为减少了。空心化的乡村里，老人、妇女和儿童通过儒学活动各有所得，老人更有尊严地享受天伦之乐，妇女尽到了孝道，同时为儿童树立了榜样，儿童从小耳濡目染学习到了为人之根本。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当敬老爱老的传统得以自然运转时，乡村家家户户和谐安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乡村儒学开启了儒学复兴的一道门，以其致用的一面回应了当下乡村之痛，从而让儒学在世俗生活中再次散发出魅力。

推而广之，不仅有乡村儒学，还有城市儒学，统称为世俗儒学的儒学修养要则如能内化于我们的生活中，人人修炼“三省：反求诸己”中的自我反省意识，“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之敬畏自然、敬畏他人的谦恭，“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之克己复礼的功夫，具备遵从“恭、宽、信、敏、惠”的能力，那么个人自身、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可达到和谐，或许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会少一些精神焦虑，少一些迷茫和沉沦，城市和乡村会少一些隐痛，少付出一些进步的代价。当然，当我们学习儒家修身法则时，并不是照搬照用，不因地制宜做些改变，而是要在抓住基本要义不变的情况下活学活用，用大众话语做些解读和阐释。费孝通讲述儒家的孝道时，也指出，孝道要求无违于长老，但长老作为传统的代表也需适应社会的变迁，传递有效的文化，以尽到教化的作用［11］。

[1]西原秋.农村从来没有田园牧歌，只有一记记闪亮的耳光[Z].中国社会学微信公众平台.

[2]宣金学.农村老人自杀的平静与惨烈[N].中国青年报，2014-07-30.

[3]梁鸿.中国在梁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王朔.王朔文集：动物凶猛[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5]赵法生.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J].儒道研究，2014.

[6]乡村儒学：重建温情的乡土中国——“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座谈会纪要[N].光明日报，2014-07-08.

[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

[9]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大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张志伟.“断裂”与“困境”：儒学复兴的困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1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G127

A

1004-700X（2016）05-007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