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作家（诗人）身份的确立在于其创作姿态端正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身份是一种符号，是职业、是地位，也是一种文化语境表现的角度，当时代的创伤已经成为久远的记忆的时候，连文字中潜伏的暗潮也渐渐地趋于平静。关于当代人的历史记忆，似乎作家笔下写成的文字比之历史学家更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这可能源于对亲身经历的时间浪潮，在记忆的搜寻与再现中，作家和诗人因为自我意识的融入，所以文字中所塑造的记忆空间比之客观冷静的历史更具有现实性与代入感。

而今，一个新的时代的帷幕早已急速的拉开，多元的文化语境已经确立，诗歌和小说的数量在激增的同时，作家和诗人的身份也在迅速的普泛化。记者、教师、甚至工人农民，都可以成为作家和诗人。与春秋时代文化下移的现象相似，当今的作家诗人普泛化其实是在文化下移的基础上，叙述与表达权利大解放后的众声喧哗。也即潜隐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表现自我的欲望释放，而值得庆幸的是，这个时代赋予了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机会。

于是有了农民工诗歌这样的文化现象，包括这本警察诗人档案。至于为什么要在诗歌或诗人前面加上“××”的职业或身份名词，这也和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有关，我们习惯于以集合的方式将诸多的事物与现象分门别类，一个框架就是一种类别，是其有别于其他门类的外在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独具一格的内在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