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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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讨论诗歌的叙事性，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历史沧桑感。20世纪90年代后期关注先锋诗歌的叙事性，纯粹是被一种新鲜的诗歌话语方式所吸引。多年后再次谈起这个话题，我颇为吃惊地意识到，历史的幽灵一直固执地隐身于生活周边。看似某种停滞，其实是叙事性及其相关问题强行在当下生长，提醒我们它并非已经成为历史遗迹，而是直接关涉当下生存现场。新天地新纪元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想当然到来，那些仍然在幽暗处闪光的问题会不断重临，纷扰地缠绕在我们周围，迫使我们做出必要的回应。这种回应既指向历史现场，也深入心灵旷野。

作为一种文类互渗的话语策略，先锋诗歌的叙事性实验源于对抒情话语泛滥的某种纠偏。第三代诗人着力强调诗歌对历史的超越，大力张扬诗歌的审美功能，抒情话语一度有过深刻的辉煌。借助于罗兰·巴特的“不及物写作”理论，语言本体论被片面理解并被抬到压倒一切的位置，加上争夺话语权力的游戏规则，致使很多写作成为一种“为永恒而操练”的竞技，一种与翻译同步却与诗人自身生存无关的诗歌行为。面对这一历史语境，强调诗歌的叙事性成分，增加诗歌中的细节和过程，背后有一种对于诗歌历史境遇的关注，是对一度兴盛的“非历史化诗学”的一种偏移，对叙事性的强调渗透着对强化诗歌历史维度的期待。

关于抒情性和叙事性，米兰·昆德拉曾经以看似玩笑的轻松方式进行过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