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毅 王 雅

打造命运共同体，超越马基雅维利主义

王 毅 王 雅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这既是一种战略思想，也是一场伟大的实践。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新趋势。作为一场全新的实践，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开创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未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自觉担当。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交战略。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中国外交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优化经济政治秩序，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创新全球治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成就。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种全新的战略思想，也是一场变革世界的伟大实践。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适应当今时代要求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

凝聚时代精神的思想超越

1648年之后，主权民族国家体系出现，并由西欧一隅扩展到整个世界。数百年间，主权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政治组织早已极大地多样化了，各国的主体民族、历史文化、组织方式等各有不同，但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却保持了稳定。主权意味着国家不允许任何其他组织分割自身的权力，更不承认任何高于自身的权威。15—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对主权观念的形成及强化发挥了奠基性作用，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成为人们思考和研究国际关系时无法绕开的一座思想高峰。即使是后来更盛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只能强调国家内部的民主，却不能真正直面国家间关系的内在矛盾。一旦转至外部世界，国家立刻就变得专横跋扈，“国家利益”几乎成为“正义”的代名词。

国际关系的理论思考中，马基雅维利主义及由此导致的所谓“国际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一种不容质疑的预设。尽管现代国际政治科学始终秉承“制约战争，维护和平”的崇高价值追求，提出了很多极具洞见的观点和主张，但事实上，对尖锐而剧烈的国家间冲突几乎是束手无策，迄今为止，尚未能寻找到人类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究其根源，西方学者并没有直面并全面反思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核心是所谓“国家理由”。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指出：“‘国家理由’原则的一般实践，即以一切必要的手段，需要的话就以最不道德的手段追求政治目的，特别是权势政治目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3月版，404页。）中国现在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又是兼具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实力的综合国力国家，按照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辑，完全有理由谋求国际权势，联系到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完全有理由实施“报复”，但马克思主义更崇尚“人类理由”。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民族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是人类“暂时的居所”，是人类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主权民族国家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视作“虚假的共同体”，实质是将特殊利益伪装成为普遍利益。现代国家的内在矛盾之一便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严重的异化，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所谓“国家理由”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理由”，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是这一“特殊理由”头上的一圈貌似神圣的光环。以唯物史观审视，马基雅维利主义只是一个虚妄的理论假定。包括国际政治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只有立足于人，将人与人类整体的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才能真正探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历史的步伐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联结为一个紧密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间高度相互依赖。但世界的现状仍然不容乐观，现代工业发展导致的人与自然间关系越来越紧张，不同国家间发展差异越来越大，网络、太空、深海、极地等新的人类活动领域需要加强治理。新的时代，世界各国已经无法继续依据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辑行事——狭隘地盯着自身利益、局部的收益，而无视全人类的共同未来与命运。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凝聚了时代的需求，指明了世界的未来。

开创世界未来的伟大实践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火花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已经开始闪现。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主席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丰富了这一思想，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一系列重大外交举措逐次展开，成效斐然。然而，对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国内外一直存在一些含混甚至错误的认识。有的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口号，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建成共同体；有的认为这不过是崛起中的中国谋求更大霸权的幌子，国际关系的本质还是权力政治；还有的并不理解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甚至直接忽略。这些思想认识没有能够把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质。坚持唯物史观，全面审视，深入思考当今世界现实，不难理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场开创世界未来的伟大实践。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直接切中了困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问题：“自我”与“他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就是人的本质的逐渐展开过程，在“自由人的联合体”到来之前，人类必然处于“自我”与“他者”既依赖又对立的统一之中。这一矛盾也体现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就是一个放大的“自我”，别国也就是一个放大的“他者”。数百年间，国家一直过于张扬“自我”而忽视“他者”，国际关系理论也注意到国际环境对国家决策的影响，但这种“注意”也是以本国为中心，这是国家间关系深陷冲突与对立的根源。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将个人的自由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指明了通过打造“真实共同体”进而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最终克服“个人”与“他者”的矛盾，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国际关系中，就是将各个国家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整体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共同体，从根本上消解各个国家因追求自身利益而导致的与他国的对立。

这样的想法是否太过理想化了？即使在国内社会中，要让每个社会成员都确信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也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做到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就更难了。国际关系中，“利他”几乎是一个不敢涉足的禁区。西方学者将此归咎于所谓人性的自私。从抽象的人性观出发进行思考，自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人类社会整体在变革世界的实践中向前发展，国际关系的变化也是如此。权力政治曾一度支配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但正如爱德华·卡尔指出的：“纯粹的现实主义无法为有目的、有意义的行动提供基础。”（［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人类不是现实世界的奴隶，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带有明确的目的和价值追求。以往的国际关系实践，要么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要么是偏狭的意识形态纷争，从来没有真正将理想融入对全人类、全世界未来命运的思考之中。

这样的想法可以实现吗？三方面因素决定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实可行。第一，基础扎实。国际关系中，打造各类共同体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欧洲联盟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冷战结束后，南回归线以南美洲国家于1991年建立南锥体共同体，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于1992年建立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进入21世纪，东部非洲国家于2004年建立东非共同体，东亚15国于2009年建立东亚共同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天外来客、空中楼阁，而是以往这些共同体建设的自然发展和延伸。第二，动力强劲。中国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发展潜力仍然巨大，有信心有能力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14亿人口级的大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国的发展必然成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强有力的引擎。第三，应者众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全人类的发展，得道多助。中国提议并积极筹建的亚投行把“亚洲杯”扩展为“世界杯”。G20杭州峰会提出的世界治理新思路得到了广泛响应。这些事例有力地证明世界其他国家必然积极支持和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来。

文明崛起的历史担当

中国既是一个主权民族国家的称谓，也指涉中华文明这一独特的文明体，中国的崛起是国家强盛与文明复兴的有机统一。世界各民族在各自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有着各自的特质和魅力，都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滋长于亚欧大陆东部相对封闭的地域中，东、南是浩瀚的海洋，西部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部是寒冷的西伯利亚。历史上，只是通过西北部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通道及东南沿海的海上航线与中东、西欧的文明相联系。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第一，东亚地区地域宽广，气候温润，长江、黄河两条大河自西向东横亘而过，宜耕宜农，较早就发展起发达的农耕文明，形成了与农耕生产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伦理文化。第二，这一广阔区域中生存着众多的民族，不同民族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域的中原文明最为发达，最为完善。这些文明以中原华夏文明为主体，长期共存，各有特色，相互借鉴，浑然一体，从来没有发生其他地区那种文明间的排斥与冲突。第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文明的发展既能吸收融汇世界其他区域的文明，又相对较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和干扰，历史上没有发生世界其他地区频繁发生的那种文明间的倾轧。这也使得中华文明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具有5000年不间断历史的文明。

中华民族的早期先民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崇尚天道，顺从自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以儒家“仁”为核心的人文思想。“道法自然”，强调人类活动尊重自然规律，“仁者爱人”强调“自我”与“他者”的互助友爱。这些思想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文明基因之中，数千年来，无论现实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故，这些思想都没有改变，一代一代传衍至今。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整体性与包容性，能够尊重其他文明，与其他文明和谐共处，兼顾“自我”与“他者”。中华文明与滋育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西欧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华文明更能够指引人类摆脱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紧张，也包括国家之间冲突。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始终是人类文明中一座伟岸的高峰。近代以后，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并迅速向世界扩张。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华文明应接不暇，落入后进。如今，经过将近两个世纪的抗争和努力，中华文明再度崛起，强盛以后的国家如何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会不会与西方国家一样走向殖民扩张，通过劫掠他国谋求自身发展？独特的文明特质决定了中国不会走这样的老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走出以往国强必霸的悲剧逻辑，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大以后的中国对世界的承诺，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伟大文明的历史担当。

王 毅：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王 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专业2013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