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胜

关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文化解读

陈水胜

当前，国际社会进入格局调整、体系变革与力量消长的关键阶段，总体上更趋复杂多变。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广泛汲取精神营养和治国理政智慧，对外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倡议，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引领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深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蕴含丰富的中华文化精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文化印记集中体现在“顺天应人”的时代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以及“美美与共”的发展观这三个方面。

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不仅是海内外中华儿女世世代代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支撑，而且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智慧之源。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更加注重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在外交方面，习近平主席深刻洞察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准确把握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变”与“不变”，高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一轮“中国外交热”。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即“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五个方面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描绘了国际关系发展的美好前景，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王毅：《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31日）。

从其主要内涵不难发现，“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深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精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印记。

顺天应人

在中华文化当中，不管哪个学派、哪个时期，都把“天道”看作宇宙自然力量和社会人伦秩序的化身，人世的一切都要“问究于天”“听命于天”（李德顺：《再论中国文化中的信仰问题》，载《北京日报》2012年3月31日）。因此，古代先哲们均把“顺天应人”看作为政之道，认为这是社会发展变革遵循的普遍法则。如今，从国际关系视角来看，“顺天应人”强调的则是顺应时代前进、世界发展的大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那么，什么是当今时代的“势”？什么又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呢？简而言之，答案就八个字，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双重叠加，大到国家，小到个人，不是越来越超脱了，反而是被更加紧密地“网”在了一起，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相互之间的关联度和融合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现在不仅大国打喷嚏小国会感冒，小国风吹草动也可能引起蝴蝶效应。同样是百年一遇的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冲击的主要是美欧国家，但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则席卷全球，世界各国都被波及。

更有甚者，近年来各种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层出不穷，大有集中爆发之势。这些问题和挑战，或迅速浮出水面，从“隐性”变为“显性”，如气候变化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或迅速向外扩展，从区域性上升为全局性，如可持续发展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控制问题等；或过去没有，现在却越发突出，如网络安全问题；等等。在相互高度依存的今天，面对全球性问题，很难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同样地，解决全球性问题更不可能靠单打独斗来完成。

在此形势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同舟共济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凸显，世界各国唯有顺势而为、因势而动、乘势而上，才能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对此，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他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架内。”

基于这种大视野和大局观，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积极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准确回答了什么是当今时代的“势”以及什么是各国人民共同的“愿”，而且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方案，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和而不同

纵观中华文化的整个发展脉络，“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贯穿始终，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传世精华之一。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和而不同”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敢于承认“不同”，这是实现“和”的基础和要件；另一方面，承认“不同”并不会妨碍“和”的达成，反而有助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为“和”注入各种正能量，推动构建色彩斑斓的和谐世界。

随着我们对“和而不同”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入，它也逐渐由哲学理念上升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并被广泛运用于指导我国的对外交往活动。同样地，“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闪耀着“和而不同”思想的光芒。比如，在如何对待不同文明这个重大问题上，“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旗帜鲜明地用“文明交流互鉴论”代替有些人鼓吹的“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优越论”，主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他强调：“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认为：“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他进一步提出：“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民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美美与共

从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以来的风云变幻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关系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而利益关系又集中体现在对发展问题的协调处理上。历史上，无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还是霸权主义，均是建立在“弱肉强食”“你输我赢”基础上的，都是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的。这种“丛林法则”带来了无尽的冲突与对抗，让人类社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因此，探索建立和平、公正、稳定的国际关系模式，始终是各国孜孜以求的目标（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载《学习时报》2016年6月20日）。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思维。“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强调的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换言之，就是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美美与共”的发展观，以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开辟国与国之间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指出：“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

“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义利兼顾”“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等思想，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与深厚的社会基础。比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能否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历来是考察和评价一个人品行的重要标准。我们一贯主张重义轻利，义以为上。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荀子认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墨子指出，“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大诗人白居易也说：“圣人非不好利也，利在于利万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总而言之，“义以为上”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也是数千年来备受推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这种思想反映在“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中，就是强调要携手前行，实现共同发展，而非“多吃多占”，更不能“吃独食”。

近年来，历经国际金融危机洗礼的国际社会进入格局调整、体系变革、力量消长的关键阶段，“国际关系何去何从”的时代命题也更加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的光荣传统，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宝库中广泛汲取精神营养与治国理政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与新方案，成为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乃至21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一面旗帜。

陈水胜：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国务院侨办文化司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