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晶照



论《史记》的文化色彩
——从中国传统“士”文化角度来浅评《史记》

马晶照

【摘 要】《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它所承载的厚重文化是多面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阶层“士”的代表，整部著作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士”这个阶层所固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本文试图从传统“士”文化的角度，来浅评《史记》的独特文化色彩。

【关键词】“士”文化 阶层 特性

“士”，当它成为一个社会群体，是我国古代拥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独特阶层，到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对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一种泛称。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士”被看作是贵族的最低等级。他们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同时也是最高级的百姓，其地位又在庶民之上［1］。由于中国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汉代，士人非常重视“士名”，其实也就是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和学识才能。故士人非常重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司马迁是典型的传统文化中“士”的一员，他关心天下，自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正如我们知道的在文学创作中，作者的身份、气质特征都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在他对《史记》的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怀和审美追求。

中国古典美学的突出特征之一，便是追求人生的诗性生存，人的生活的审美化、艺术化，艺术自然便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讲并非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存在，而是成为解决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方式，因此司马迁将许多“士”的特点及某些情绪表现在了《史记》的创作之中。

在中国，传统的士风是重品行、讲操守的。中国古代的“士”都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虽然很多“士人”在经济上并不宽裕甚至处于附庸的地位，但是这群人在人格上却极为自尊，看重名节而不在乎名利，这种认知形成了一种固有的传统，对“士”的影响极其深远：很早的关于士人重视气节的记载就非常多，例如古书记载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等等，这些所谓的“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风骨。后来儒家又以修齐治平为要务，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士文化传统，根植于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中，无论是天下有道还是无道，无论是自身得势还是失势，无论境遇多么悲惨士人们都在自觉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冲破藩篱将正确的价值观赋予《史记》

司马迁从小就被父亲寄予厚望，在思想上接受了“以道自任”的精神，在他的意识里自觉认可了作为“士”的道德要求，于是他将那些对于苍生的幸福有过助力，对不公社会有过反抗的人写进了《史记》，哪怕这个人不符合统治者对正义的定义，例如他笔下的陈涉，位列“世家”，陈涉的“反”在封建社会是不可饶恕和大逆不道的，但是司马迁因为自身“以道自任”的精神的影响却给予了陈涉很高的评价，超越了时代，不是腐朽士的认知，而是发自内心的对正义的肯定，超越了时代，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使得《史记》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二、《史记》中浓重的悲剧色彩展现“士”的无奈

《史记》中对于陈涉的肯定，是“士”这个阶层中积极地、入世的知识分子的理念，但这种认知与当时的统治阶层是悖离的，这一点上恰恰反映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虽心怀天下却常常无法融入现实社会的一种苍凉和悲哀，在整部《史记》中无论是肯定陈涉，还是对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描述，都体现出了司马迁对自己遭遇的淡淡感慨。司马迁的时代是“士”阶层完全确立的时代，这些士阶层的代表人物们积极入世，希望可以施展才华，修身、齐家、平天下，但是现实却是不被重视不被统治阶级重用的比比皆是，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感伤，挣扎和坚持，这些情怀在司马迁的身上均有影射，在《史记》中司马迁笔下的很多人物品格高洁，却遭受悲惨的命运，这也就构成了整部书悲剧的色彩，为了抒怀在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时，司马迁的笔触荡气回肠，将悲剧人生升华，在悲惨的基调中展现一种精神，而这其中的痛苦有写给自己的，这首哀歌也有自己的音符。

三、士文化对《史记》的消极影响

“士”的存在与“道统”往往是分不开的，两者都是偏重于“儒学”的，“士”和“道统”的过早确立，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过早理性，以“大我”为重的思想意识，使中国文化有了“规范”的模式，这些精神上的认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讲究“集体”而忽略“个人”，《史记》中作为“士”的一员的司马迁展现了我们文化中道统要求的那部分理性，将“重史”的传统镌刻在了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这种“重史”的传统更加使得“传统精神、传统批判”深入人心，所以中国人骨子里“轻自己”、“中庸”且少抗争精神。“士”文化意识影响了司马迁，司马迁的作品构建了史学记载的传统模式，这种模式烙入我们的文化，从某些侧面来说，这些烙印促使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养成。

总之，《史记》的东方文化色彩极其浓重，而作者司马迁本身的身份以及书中很多的形象，都体现了“士文化”的影响，这也许是一种烙印，弥久的、坚固的……

参考文献：

［1］俞水生．士与士文化［J］．华夏文化．2014（4）：4～6．

［2］刘方．艺术化人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审美理想［J］．四川大学学报，2001（1）：65～73．

作者单位：（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