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晟畅



周邦彦词“集大成”评价再释

曲晟畅

【摘 要】周邦彦词“集大成”评价首见于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言，其词“集大成”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技巧的纯熟和对传统题材的继承与改进这两方面。周邦彦词是对北宋词创作经验的总结，也对南宋词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济的“集大成”评价有其合理性，但将周邦彦词置于两宋词史中考察，这个评价则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键词】宋词 周邦彦 集大成

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风的代表人物，也是北宋词雅化的完成者，其词是对北宋词创作的总结，对南宋词雅化也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周邦彦词“集大成”评价首见于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言中：“清真集大成者也。”［1］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有论及：“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2］。这两个评价都指出了周邦彦词的集成之功。结合周邦彦词的创作情况，其“集大成”地位的取得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技巧层面，二是题材层面，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一

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读得清真词多，觉他人所做，都不十分经意。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1］可以说是对“集大成”评价做个解释。周济将周邦彦词的创作比作颜真卿的书法，颜真卿书法虽然没有达到两晋时的创作成就，但是唐初的技巧至此大备。周邦彦的词并不是两宋词坛创作成就最高的，但却是在作词之法上收前代之精华；“钩勒”之意是指周邦彦词在谋篇布局、语言运用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笔者认为，具体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章法结构上，周邦彦改变了柳永开创的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而是运用曲叙方式，在时空的转换和章节转换上更出新意，如《早梅芳近·缭墙深》［3］，故地重游，转昔日宴时之景，赞扬身姿，再转宴散凄清，路远夜长，再转如今故地重游，道破追忆。离恨、爱慕、孤寂、凄冷、羁旅尽含其中，结构的跳跃腾挪极尽变化之致。其二是描写钩勒，角度多样，层次繁多。不仅仅是对物态，“一一风荷举”［3］之类的描述，还有对人，也是两三句就点染出情态，如《蝶恋花·早行》［3］，一句“清炯炯”，便将彻夜未眠之态写出，“红棉冷”，可知哭了许久，唯鸡声相应，无尽凄婉。再如《六丑·蔷薇谢后作》［3］中“愿春”三句的心理描写，惜春之情尽现；并且也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尽染落花之情境，含思婉转，展现了对落花的惋惜之意。其三是语言的雅化，在词中常化用唐人诗句，用词用语力避俗词俗语，将诗句重新融入自己的意境中，浑然天成，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西河·金陵怀古》，几乎全是化用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莫愁乐》。

二

笔者认为“集大成”这一评价，可以说明周邦彦词在题材上取得的成就。陈廷焯认为，周邦彦词前收“苏、秦”，后开“姜、史”。这里苏、秦并举，那就表明“收”的一定不是苏轼的豪放词风的词，而是指周邦彦使词表达了“词”所应该表达的内容，并且捍卫了词体的自身特质。这点可以体现在他在传统题材的继承和改进上。周词中羁旅行役词和咏物词占有了一定的份额，但是其主要的内容还是恋情题材，甚至在羁旅行役词中也有恋情成分在，如《绮寮怨·上马人扶残醉》［3］中，哪怕是“残醉”，却也怀念着“江陵旧事”，使全词在苦涩萧索之中也生缠绵之意。《玉楼春·当时携手城东道》［3］不仅具有叙事性，也在羁旅中蕴含着曾经相处之事。其《意难忘·衣染莺黄》［3］中对女性的描写，“解移宫换羽”，则多有知音之感，并且担心她听了消息会为自己担忧消瘦，这些全无狎妓之感，是一种几近于真正的男女相好的爱恋。

词的发展进程中，词究竟应该表达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意境，一直是词作家们追寻的问题。苏轼扩大了词境的表现范围，但“以诗为词”的创作方法却含混了诗词界限。而周邦彦词在题材上回归了传统的恋情题材，羁旅行役词中寄托了很多的身世之感和离愁哀思，营造了一个属于词人的自我世界，并且没有突破诗词的界限，尊重了词体的特征。但是要明确，如果单方面讲对词境的开拓，周邦彦是没有做出多少贡献的，也即所谓“创意之才少”［4］。他只是在创作技巧上和传统题材的角度有集成之功，从而使后代作词者多多少少都受他的影响，也即“难以出其范围”。

三

周济、陈廷焯都是清代词学评论家，对于周邦彦词“集大成”地位的评价，确实有他们的合理之处，但是如果将周邦彦的词的创作成就放置在两宋词史之中去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解释的出发点是对前代的总结，而并没有强调他在两宋词史上绝对的地位，这也就导致了这一评价的片面性。

“集大成”评价主要是针对周邦彦对北宋婉约词的创作技巧的总结以及在词的传统题材的深化两个方面。之所以后代词人“莫能出其范围”，也就是因为他是对前代词创作的总结，他是作为一个重要节点出现的，一方面是北宋婉约词创作技巧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对南宋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将之放置于两宋词史中去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词的表现内容和词境的开拓方面并没有特别杰出的贡献。南宋姜夔、史达祖对周邦彦词创作技巧有继承，但并不是沿着周邦彦词的雅化道路一成不变的走下去，而是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确立了新的雅词的标准。

造成这种情况主要原因首先是文体的分工差异，诗和词表现的内容不同，在周邦彦继承传统词题材的时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不会在词境上有过多的开拓，对于“以诗为词”的创作方式，他也是选择了规避。二是周邦彦所处的时期是北宋末期的追求歌舞升平的时期，加之其官职的限制，虽然在词作中没有歌功颂德的作品，但对现实人生没有充分的表现，也不能有更多的自我个性展示。第三是南宋对词的雅化有了新的要求。周邦彦词的雅化程度已经难以符合南宋的“雅化”的需求，也正是这样，则更加显出了其在词境开拓方面的短处。南宋经历了靖康之变，多数词作家的词风在南渡之后都有了极大的转变，对于时事的反映明显增多，在咏物比兴方面的追求明显要高于前代，词中隐隐的都有一种对故国之思，甚至于姜夔的咏仙词《满江红·仙姥来时》［6］中“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也隐隐有暗含百万雄兵的感觉，一种对英雄的呼唤更是前代词作所没有的。周词中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咏物词，但是是否有寄托比兴则难有定论，其艳情色彩依旧较为浓厚。周邦彦在形式技巧方面的雅化手法为南宋词人继续使用并且深化，而南宋雅词的创作更加的朦胧、迷离。沈义父指责周词“咏物最忌说出题字”［5］等方面，就体现出了南宋词雅化上新的追求。而在内容的选取上，周邦彦词的“脱俗不脱艳”特征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雅化要求，所以被后世的词评论家指责。尤其是基于儒教“诗言志”的评论家们，更是对周邦彦词的内容方面大加挞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周邦彦词“集大成”评价一方面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在创作技巧上，但是也应该认识到他并没有开创新的词境。对于其缺点和不足我们应结合时代背景，不应过分苛责。

参考文献：

［1］周济．宋四家词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6）．

［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

［3］孙虹．清真词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12）．

［4］王国维．人间词话［M］．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10）．

［5］沈义父．乐府指迷［M］．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2005（10）．

［6］陈书良．姜白石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7）．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沈阳师范大学201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510166325）、沈阳师范大学2015年度大学生科研基金项目（W2015117）结题论文。

作者简介：曲晟畅（1995-），男，沈阳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