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在《奥兰多》中所体现的矛盾性

2016-11-26靳晓艳

长江丛刊 2016年3期

靳晓艳

靳晓艳

【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女作家，其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探讨并重新审视了两性关系，认为理想的个体应是双性同体的，而《奥兰多》正是其双性同体理论的写作实践。本文拟从双性同体理论出发，从两方面分析《奥兰多》中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从而揭示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过于理想化而不可实现。

【关键词】伍尔夫奥兰多双性同体矛盾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是英国现代主义意识流作家，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伍尔夫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正是她最早将双性同体的概念引进文学批评与创作，《奥兰多》正是其双性同体观的再现。小说是以其好友英国诗人及小说家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为原型，记叙了英国贵族奥兰多的传奇人生。其生命的前三十年为男性，三十岁以后变为女性，跨越从伊丽莎白一世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近四个世纪，最后实现了双性同体。本文拟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入手，结合《奥兰多》分析此观点在小说中所体现的矛盾性。

一、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

（一）双性同体思想的历史

双性同体（Androgуnу）又译作两性同体、雌雄同体。不同于生物学上的双性同体性，心理学上的双性同体指同一个个体兼有明显的男性和女性人格特征，即强悍与温柔、果断与细微等气质在一个人身上得到完美体现。[1]双性同体思想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从这一时期的雕塑画像或是其创世神话中，可以发现造物主是半阴半阳的，或者是雌雄同体的，表达的是原始人类朴素的性别平等意识；[2]双性同体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发展，荣格提出“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理论，分别用“男性的女性意向”和“女性的男性意向”两个术语解读双性同体。可见，人格的和谐平衡是同时兼具两性特质的，即双性同体。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压制女性的发展，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伍尔夫首当其冲将双性同体思想引进文学批评与创作，形成自己独特的双性同体观。

（二）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的形成

双性同体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同样，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深受社会、家庭及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影响。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全盛时期，经济、工业、文化等蓬勃发展，但却有一套严苛的道德规范束缚着女性。在女王当权时，男人却认为女人是低下的。她们仅是丈夫或是父亲的附属，她们的职责也只是被限定于取悦丈夫，生儿育女。甚至是女王也充当着这一道德风尚的典范。伍尔夫出生于这一时代，甚至是她的父母都有这一时代的印记，所以伍尔夫不可能不受到这个时代的禁锢。

伍尔夫出身于一个殷实的书香世家。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剑桥的著名文学批评家、学者和传记家。母亲则是典型的“妻子、母亲”，“为人慈善，承担着母性的职责”。[3]不幸的是，母亲的默默奉献带来的是过早的耗尽自己。母亲过世后，同母异父的姐姐斯特拉以同样的方式默默奉献，直至油尽灯枯。在这样的家庭，父亲是绝对的权威。甚至就教育而言，男孩理所当然的上公立学校，而女孩则为出嫁作准备。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形成于二十世纪的英国，深受自由主义意识的浸润，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成员有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历史学家和传记家利顿·斯特雷奇，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还有伍尔夫的画家姐姐瓦奈萨。在这里，伍尔夫和瓦奈萨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们在这儿被要求做的是过去从没有人要求她们做的事——就是用脑”。[4]在这里经常发生着思想火花的碰撞，使得伍尔夫体会到男女思想交融所产生的神奇效力。并且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情爱关系一向混乱，他们谈论的话题也毫不避讳。在一封伍尔夫的信中提到“性充斥了我们的对话，‘鸡奸者’这个词从没远离过我们的嘴唇”。[5]肖瓦尔特在《弗吉尼亚·伍尔夫：遁入双性同体论》中也提到，正是这样的环境促使伍尔夫“发展了她天性的两个方面，即男性的和女性的方面”，[6]促进其双性同体理论的形成。

（三）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的构想

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伍尔夫在其著作《一间自己的房间》中详细论述了个人独特的双性同体观。

在伍尔夫看到一男一女上了同一出租车时，过去困扰其关于一个性别与另一个性别不同的难题迎刃而解，借用柯勒律治的话，即“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7]

我们每个人，都受两种力量制约，一种是男性的，一种是女性的；在男性的头脑中，男人支配女人，在女性的头脑中，女人支配男人，正常的和适意的存在状态是，两人情意相投，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是男人，头脑中女性的一面应当发挥作用；而如果你是女性，也应与头脑中男性的一面交流。

根据伍尔夫的论述，其双性同体理论其实是一种理想的创作状态，要求写作者淡化性别意识，忘记性别偏见，实现两性和谐。这样的“聚合”才能造就伟大的作品，而“任何写作者，念念不忘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

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声音，所以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双性同体理论也存在分歧。自伍尔夫提出双性同体观以来，备受女性主义批评家的关注。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对双性同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她认为传统概念的双性实际上就是中性，“在阉割恐惧象征的碾压之下，带着一种‘完整’的存在的幻想（尽管这存在是由两半组成的），会消除差别的。” 而她提出另一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动差别，追求差别，并增大其数量。”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批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提到“双性同体论是个神话，帮助她逃避使自己感到痛苦的女性本质，不与之碰撞，并且使她能堵住自己的愤怒和雄心，把它们压抑下去。”

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双性同体理论在《奥兰多》中所体现的矛盾性

虽然奥兰多由男变女之后，表现出一段时间的犹豫与踌躇，但最后摆脱了当时男女对立的狭隘观念，实现了双性同体。但这只是伍尔夫创新性的解决两性问题的一种理想，这理想是乌托邦式的，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性，这一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一）自由vs 妥协

伍尔夫所设想的双性同体的理想状态是可以超越性别，摆脱性别意识对个人的束缚，冲破世俗的桎梏，真正走向自由。然而事与愿违，奥兰多非但冲破桎梏，反而囿于桎梏。

作为双性同体人，奥兰多享受着一定的自由，“时而为男，时而为女”频繁地转换性别，由此，“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人生的阅历也更加丰富”“同时享受两种性别的优越”，但是与她所做的妥协、权衡，这种自由也是微乎其微。十七、八世纪的时代精神使得身为女人的奥兰多不能再挥舞刀剑，决战沙场。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沏茶倒水，侍奉主人；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是不可战胜的，奥兰多被迫顺应时代潮流穿起裙撑，结婚生子。

自由，顾名思义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然而奥兰多却囿于常规，一步步地使自己屈服于时代潮流，“强行去做有悖自己天性的事”。回顾人类发展史，一整套完整而明确的男性意志强加在女性身上，如，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为悦己者容，使得女性寄居于男性大家长的权威下亦步亦趋行事。所以，女性生活在社会给她们定的角色里，戴上面具扮演一位好妻子、好母亲。正如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及，“男人对妇女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阴险凶暴地引导妇女憎恨自己，与自己为敌，发动她们的巨大力量与自己作对，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即使是奥兰多这样的双性同体人也深受社会的压力，不自觉融入时代精神。

社会将女性角色定位，女性朝着这一定位努力，从来没有认清自己，这就是女性的悲哀，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做最后陈述时提到“做自己要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可以说伍尔夫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也珍视自由，但不可避免地使奥兰多失去自由，向时代精神做出妥协。这就是伍尔夫双性同体理论本身具有的矛盾性。

（二）双形同体vs 精神迷失

伍尔夫以奥兰多为武器直刺向当时盛行的父权制，试图就两性问题找出一条出路，但这只是伍尔夫乌托邦式的理想，奥兰多最终还是在汹涌的时代潮流中迷失了自己。

二十世纪的英国正处于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的社会变革中，奥兰多“的耳朵听惯了笔尖划在纸上的沙沙声，此刻街上的喧嚣嘈杂在她听来粗暴刺耳，不堪忍受。”各人忙于自己的生计中，她竟不知何去何从，以致处于一种精神状态，将现实与过去或是现实与幻觉混淆，沉浸于自己幻想中不能自拔，迷失于追忆往昔岁月，与现实格格不入，致使自己人格分裂。

伍尔夫塑造奥兰多这个理想个体，超越性别，实现两性交融，但不得不妥协于时代精神，违背自己的初心，失去自我，人格分裂。一方面，伍尔夫探索两性问题，认为女性一直活在男性的阴影下，理想的人生应该是男女平等和谐，双性同体，实际上，奥兰多也达到这一理想状态，深谙男女两性优势与弱点，享受双性同体的快乐；另一方面，她清楚地知道双性同体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固有的制度禁锢着人们的行动与思维，束缚着个性的发展，根深蒂固，不可调和。

奥兰多的悲剧是注定的。他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而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又不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最终淹没在时代潮流中，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也就是说，双性同体在探索男女两性问题上自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两性困境的试验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