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敏

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

文/马敏

在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是否具有某种独特性？是否真的存在具有特殊学理意义的现代化“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在中国历经曲折又重新崛起，经济腾飞，声誉日隆，在世界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今日，尽管还存在各种置疑，但中国客观上的确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这又是不争的事实并日益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

现代化与近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

究竟何谓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理论流派有不同的界定，但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之视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一次巨大、全面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作一个粗略的划分，在历史时序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始于1860年代晚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或称“自强运动”），中经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历史大事变，一直持续至今天也没有最终完成。其间，按现代化模式的不同，又大致上可划分为两大段：1860-1949年资本主义近代化（早期现代化）阶段，约90年；1949年至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常称为“四个现代化”）阶段，约65年。这两大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运行方式，但又存在若干共同的历史基因，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化史。

1949年以前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是一个“被延误了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或“失败的现代化”（the aborted modernization）。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欧风美雨东渐，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系列历史剧变由此而产生，李鸿章曾将之概括为两个“数千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前所未有的社会剧变，近100年中，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从晚清新政到辛亥革命，从民国肇建到国民革命运动，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企图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达到抵御外侮、富国强兵、建成工业化国家的目的。但100年过去了，这一目的并未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最终以失败告终。从近代中国工业化水平看，到1949年为止，中国远未实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仍是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充分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强行推进的结果，只能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尴尬境地，左冲右突，却难觅出路。

1949年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推进的现代化运动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其基本态势是虽历经波折，但终获成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这一阶段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1949-1966年的奠基时期，通过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初步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2）1966-1978年的停滞时期，十年文革给中国的现代化造成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3）1979年至今，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加速度发展（或称“爆裂式”发展），取得空前成功，创造了中国崛起的奇迹。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4930美元，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最终形成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

国家与社会：政府在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

国家（政权力量）与社会（民间力量）构成推动现代化的进程的两根最有力的杠杆，而两者之间是否能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遂成为各国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要在“被迫型”或者“后发型”现代化中取得成功，国家政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则更为重要，它往往起着第一推动力或发动机的作用。如果说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那么，在背后制定和实施计划，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则是另一只“看得见的手”。对中国和东亚国家而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往往所起作用更大，是东亚各国现代化进程关键的关键。

过去的现代化研究对代表市场和自由经济的“市民社会”的作用强调比较多，而对国家政权本身的作用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范本研究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无可避免的弊病之一。

中国近代的衰落有着对外战争失败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国家政权（主要指中央政府）则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从1840-1842年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一直处在一种“国家危机”（nation crisis）或“权威危机”（authority crisis）之中，随着地方督抚势力的坐大，中央的权威和实际控制力迅速流失。国家权威的式微使政府推动早期工业化的能力大打折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无论是改革派还是革命派一直都在努力探索一种能够带领中国实现近代化的新型国家形式。辛亥革命及民国的建立，意味着传统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崩溃，但却并不标志着新型现代国家体制的建立。民国实质上是一个“军绅政权”，新的中央政府仍徒具形式，在“共和”的招牌下，国家实际陷于军阀割据和长期分裂状态，长期的政治衰退导致近代化迟迟走不上轨道。由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现代型国家的任务并未实现，所以继起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把重建国家当作最主要的目标。1928年国民党政府虽然实现了表面的“军政统一”，但中国从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央政府的财力和精力大部分消耗于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抗日战争之中，无力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亦随之陷入困境。

1949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的建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国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统一，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动员能力的中央政府，从而解决了启动经济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政治条件：实现国家统一与恢复民族主权。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空前增强，能够顺利实现财政与税收这一最主要的现代国家职能，从而为迅速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最终实现国家工业化创造了前提条件。与近代历届政府相比，共产党领导的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具有最强的财政整合能力与经济动员能力，简言之，其优势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一系列棘手的经济重建问题。

当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是无限的，也不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国家干预只是在市场失灵或市场所不及的地方发挥作用。政府作用的发挥，必须在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当经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开始起主导作用时，政府职能就必须适时发生转换，向社会让渡某些经济管理职能，政府主要起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以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转。我们既需要一个强大的有经济指导和运作能力的政府，同时又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主动性的民间社会，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以达成最佳的配合效应，形成国家（政府权力）与社会（民间力量）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出发，目前需关注两个方面：

第一，为突破长期形成的“行政权力至上”的传统，需要适当划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限，列出政府权力范围清单，该政府管的事坚决而有效地管好；不该政府管的事，应还政于民，还政于社会，形成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小政府、大社会”并不是“弱政府、强社会”，而是“强政府、强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和配合，既有来自于政府的宏观控制、指导与管理，又有来自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自治性，从而纠正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当全面干预和强控制，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健康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二，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又有赖于在国家与民众之间营造适当的中介空间，培育介于国家权力与个体、家庭、企业之间的中国式“市民社会”（Chinese civil society)。中国式市民社会系构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上的社团和组织的集合体，具有自立、自主及自律的特性。与西方界定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概念不同，中国式市民社会既相对独立，但又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双方本质上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关系。中国式市民社会的活动空间既包括经济领域，也包括非经济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文化、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领域。作为一种社会自组织的理性力量，市民社会将在政府和民众之间起到联系和协调的作用。政府将主要借助于民间社会组织（如商会、各种协会等）来管理整个社会，并以此作为国家权力渗透于民众的管道；而市民社会则负有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义务，补国家权力之不足，并借助于政府的权威和扶持来发展自身。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市民社会的崛起及其相应的理论解释，将极大地修正西方话语权下的有关“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通常认知，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民社会新模式。

传统与现代：传统在现代化中的“活用”

越来越多的经验告诉我们，正如历史本身无法完全割裂一样，传统与现代之间也并不存在一条截然的界限，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关联。强调现代化对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可以脱离传统而发展。不管承认与否，传统文化始终在制约、影响着现代文化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现代文化，只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而不可能凭空产生。有时候，最现代化的观念也难免借用传统文化的某些形式，这是文化具有内在继承性的明证。因此，文化的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传统的转化和“活用”，是传统在现代的“再生”。

所谓传统的“活用”，一是要寻找和发现那些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一以贯之”，继续显现着历史和现代价值的“活着的传统”，说明其为什么仍然“活着”；二是要辨认和发掘那些看似落后、过时的旧传统中包含的合理因素，使之通过一定形式的转化服务于现代。从这两个维度来观察，中国延绵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实则是一座历史资源的宝库，从中可以发掘出有利现代化的无穷无尽的思想资源。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笼统地看作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应该努力发掘经过长期筛汰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生命活力，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并为当代文明的发展服务。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中国现代化为什么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呈现出今天的形貌？我们必须回到“过去”，回到“历史”，回到那些曾经和正在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因素”之中，严格讲，是回到现代与传统的真实关联中，方能最终寻觅到导致形成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答案。以下不过只是一些抽丝剥茧、浮光掠影般的举证和思考：

市场传统与今天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源头活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开始的，活跃的市场经济无疑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当代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辅助和补充作用到起着“决定性作用”，为何获得如此之快的发展？为什么能很快为社会大众所接收？追溯起来，可能与明清时期甚或更早时期的市场传统不无关系。明清时期江南和岭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甚至出现了与欧洲同期相似的“原始工业化”现象，一旦放开限制，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些蛰伏已久的种子便会破土发芽，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的混合体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较好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两个积极性的发挥，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秘密所在，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

冲突与合作：中国式市民社会的历史解读。中国式市民社会与西方界定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或“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概念不同，中国式市民社会既相对独立，但又与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双方本质上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同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关系、官民关系的传统不无关系。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雏形与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有很大区别，其建成的初衷，并不是要与专制国家权力相抗衡，而是协调民间与官方的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补官治之不足。

法治、德治与礼治：治国理政的多样性。依法治国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并非我们治国理政的唯一手段，法律毕竟不是万能的。在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型大国中进行治理，应充分利用我们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依法治国的同时，同样重视以德治国和以礼治国，将法治、德治和礼治有机结合起来，综合加以运用。中国应当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养分，实现“法治之国”与“礼仪之邦”高度契合，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法治道路。

民本与民生：以民为本的现代化。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民本观是儒家学说的精华，也是中国古代的优良文化传统。民本与民生不可分。中国传统民本主义向来关注民生问题。以史为鉴，中国的现代化也必须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重视民生。如习近平所说，推进现代化、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子还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在中国发生的种种“奇迹”和创新，除当代人的智慧和勇气外，更多的可能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求答案，要找出背后隐藏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因素”。我们常说“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道路自信是根本，文化自信是基础，而无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或文化自信，又皆是源于历史的比较，是5000年文明传承和170多年近现代历史不断探索、比较的结果。历史上，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曾有多种道路选择和多种尝试，但最终证明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中国的成功证明现代化进程中，西方道路并不是唯一的道路，西方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固然要学习西方，但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照搬前苏联与日本模式，只能是创造性地探索属于自己的模式。尽管中国现代化模式也有其缺陷和不足，但必须依靠它自身在实践中自我纠正、自我完善、自我成熟，而不可能以其他任何一种外来模式来取代它。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必须根据各国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即国情来决定，国情与世情是决定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根本因素，也是现代化路径选择的最根本的考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