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辉

从社会流动率看“X二代”的代际继承

文/顾辉

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调整进入新阶段，各阶层之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否公平合理成为带有普遍性的敏感话题。本文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对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状况和趋势进行分析和判断，对与“富二代”“官二代”“知二代”“农二代”“贫二代”相关阶层或群体的代际继承状况以及继承的发生机制进行分析，探索这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来源与流向，解析当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表现程度及其运作方式，以回应近年来社会阶层变迁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帮助人们对社会结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代际流动的总体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加快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出现，社会流动促使不同群体之间相互流动，并重新构建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社会阶层流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代际流动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代际总流动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1990年有31.5%的人相比较父代实现了地位流动，2000年仅比1990年多0.3个百分点，但是2010年增长到了55.6%，比2000年增加了23.6个百分点。由于世袭率与总流动率为彼此消长（两者和为100%）关系，总流动率的增长，也说明代际世袭的程度在下降，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在增加。

第二，三个年份上升流动率都高于下降流动率。从1990年到2000年，上升流动略有下降，从17.9%下降到17.7%；下降流动略有上升，从13.6%上升到14%。从2000年到2010年，上升流动大幅增加了13个百分点，但是下降流动也增长了11个百分点。2010年上升流动率在总流动率中的比重为55.2%，比1990年和2000年的比重略低。

第三，从流动性质上来看，结构性流动增长幅度较快，从1990年的9.6%增长到2000年的12.7%和2010年的30.1%，尤其是后10年增长了1倍多。但20年来循环流动率增长并不大，2000年比1990年减少了2.8个百分点，2010年也仅比2000年增加了6.4个百分点，与结构性流动率的快速增长不成正比。这说明这20年来社会流动的增加主要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引起的社会阶层流动，因为社会开放度增加引起的社会流动变化不大。

第四，青年人的社会流动呈现与整体社会流动相似的特点，略有不同在于青年人的总流动率、上升流动率和循环流动率高于全体样本的比率，说明青年人的流动性更强，社会结构对青年人更具开放性。

特定阶层的代际流动与“X二代”的代际继承特征

为了与“X二代”研究一致，我们重点考察了国家管理者、企业负责人、知识分子、农民和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的社会流动情况。尽管从学理上看，这些阶层并不必然对应于“官二代”“富二代”“知二代”“农二代”“穷二代”，但是分析这些阶层的来源和去向，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二代”群体的整体把握。

（一）国家管理者阶层的代际继承与“官二代”

国家管理者阶层子女仍为国家管理者的比例非常低，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比例还有所降低，青年则更低。1990年这一比例大致为6.5%，2000年略有上升，为8.2%，2010年又下降为4.2%。在其子代为3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中，2010年这一阶层的继承率为0。国家管理者子女流向优势阶层、中间阶层和社会下层的比例各占约1/4、1/2和1/4。可见这一阶层的代际流动是相当分散的，代际继承率比较低。我们来看国家管理者父母的阶层地位状况。国家管理者阶层父母也是国家管理者的比例也很少，1990年为8.7%，2000年增加到13.7%，2010年回落到8.8%。而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2010年占到了6成以上的比例。可见国家管理者阶层出身并不具有优势，他们大多来自社会中下层家庭。由此，所谓“官二代”的社会地位高继承率并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国家管理者阶层对社会的中下层仍旧保持着较高的开放性。

（二）企业负责人的代际继承与“富二代”

企业负责人和富裕群体尽管不能彼此包含，更不能等同，但是两者绝大部分交叉，因此我们用企业负责人阶层来近似地观察“富二代”群体的代际特征。那么企业负责人的子女有多少继承了父母的地位？2000年为2%，2010年为8.3%；青年人中2000年为2.3%，2010年为8.9%。可见尽管企业负责人的代际继承率在提高，但是其比例仍然很低。2010年企业负责人子女流向优势阶层的比例约为1/4，青年人中约为1/3；流向中间阶层的约为3/5，青年人中约为1/2。那么青年群体中的企业负责人家庭出身状况如何呢？2010年近11.1%的青年企业负责人是继承了父母的职业地位，而6成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可见，企业负责人阶层的继承率并不高，但是随着第一代私营企业主陆续进入退休年龄，其子女继承家业的比例越来越多，这一阶层的继承率会有所上升。

（三）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继承与“知二代”

与国家管理者和企业负责人阶层相比，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继承率是较高的。这一阶层的子女中，有23%左右仍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且从1990年到2010年几乎没有变化，而在青年群体中，这一比例还略有提高，2010年青年群体中专业技术人员的阶层继承率略超过1/4。那么这一阶层子女的其他流向如何呢？体力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是他们的主要流向，占到1/3～1/2，他们流向国家管理者阶层和企业负责人两个优势阶层的比例很低，不超过4%。从专业技术人员的家庭出身看，1/5左右专业技术人员来自同一阶层背景的家庭，而且不同年代这一比例相对稳定。青年群体中的这一比例略有增加但也较稳定。此外，他们中6成以上来自于农民和工人家庭，而且这一比例在各个年份变化也不大。可见，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一个继承率相对较高的优势阶层，无论从流出还是流入来看，这一阶层的继承率较为稳定地保持在1/5～1/4，且较少受到时代变迁和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

（四）农业劳动者的代际继承和“农二代”

农业劳动者是继承率最高的阶层，他们子女绝大部分继承了父业，仍为农民。1990年和2000年，8成左右的农业劳动者子女还像其父辈一样从事着农业劳动，即使到了2010年，他们仍有超过半数的继承率。但是当我们来分析35岁以下青年群体时，这种情况则大有改观。1990年青年中继承父代农业劳动者职业地位的比例为10.7%，2000年下降为9.8%，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3.1%，远低于他们流向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人员、体力劳动者阶层的比例（分别为22.9%、32.3%、12.5%和20.8%）。可见，如果说农民的子女缺少向上流动机会，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或许是适用的，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上升流动成为农民子女阶层流动的主流。农业劳动者的家庭出身也说明这一阶层的高继承特点。现在仍为农业劳动者的人员中，其父母9成以上是农业劳动者，青年农民父母为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可见，农业劳动者阶层是一个高流出和极少流入的阶层，尤其对于青年人而言。但是由于其庞大的人口基数、二元社会结构的限制以及人口生命的影响，总体上来说这个阶层仍然保持着最高的代际继承率。

（五）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的代际继承和“穷二代”

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并不必然是贫困群体，这个阶层具有过渡性的特征，多数人在经过短暂的无业、失业或半失业期后又会回到其他阶层上去，甚至回到优势阶层中。但是他们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沉淀下来，长期处于无业、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从而成为贫困群体。无业、失业或半失业阶层的子女仍为无业、失业或半失业人员的比例，三个年份分别为10.6%、18.4%和13.6%，也就是说这一阶层的继承率约为1成多，远低于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继承率，也低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人员和体力劳动者等中间阶层。因此，无业、失业或半失业阶层的代际程度是比较低的，其子女绝大多数流向了其他阶层，6成以上流向了农业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阶层，极少数流向了优势阶层。尽管如此，无业、失业或半失业阶层子女中仍有略高于10%的代际地位继承者，很可能成为那些代际贫困恶性循环的牺牲者。从无业、失业或半失业阶层的家庭来源看，这一阶层更主要出自农业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两个社会下层家庭，2010年出自这两个阶层的比例超过了9成。而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出身于本阶层家庭的比例并不如该阶层的子女流向于该阶层的比例高，2010年仅1.1%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的父母都为无业、失业或半失业人员。从这一阶层青年人的阶层继承来看，无论是流出还是流入，他们的继承率都低于全部样本的继承率。

通过分析发现，与“官二代”“富二代”相关的国家管理者阶层和企业负责人阶层是继承率较低的阶层，他们高流出和高流入的阶层流动特征说明了这两个优势阶层对社会中下层保持着足够的开放性。我们也发现，尽管企业负责人阶层的继承率目前仍然很低，但是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与“知二代”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是一个继承率相对较高的优势阶层，这与这个阶层知识和技能生产的家庭传递有关，但是他们的继承率相对于农业劳动者仍然是很低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具有最高的继承性，但是这种继承性主要体现在中老年农民当中，农民出身的青年人越来越多融入到工业化过程中并最终摆脱农业劳动者的身份。与“贫二代”相关的无业、失业或半失业阶层是一个过渡性阶层，但是这个阶层主要在农业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等社会下层之间过渡，这些阶层落入社会底层的风险较大，其中少数无业、失业或半失业阶层通过代际传递容易形成贫困的代际恶性循环。

理性认识“二代”现象及促进阶层合理流动的政策思考

当前舆论对“二代”的认识存在极化现象，对于“富二代”“官二代”等优势阶层，以负面认识为主。新闻报道以“富二代”“官二代”的劣性行为居多，相关的评价也以负面为主。污名化、标签化的舆论炒作容易造成人们对这些群体整体认识的偏差，由于通过科学、客观的实证调查，揭示这些群体的代际继承性及其真实生活方式存在相当程度的难度，因此当前舆论对优势阶层负面认识的消解，仍需要整个社会以公民精神为基础的理性共识的成长成熟。另一方面，对于“农二代”“贫二代”等劣势阶层，舆论认为这些阶层受制于父辈阶层地位的限制，缺乏上升流动的机会，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优势阶层的代际继承堵塞了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因此舆论对劣势“二代”群体多有同情。舆论对两类“二代”群体认识上的对立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阶层矛盾，但是这些认识存在一些不理性的成分，极化的对立认识不仅难以消除阶层隔阂，也容易激化民粹思想，不利于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因此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官二代”“富二代”和“农二代”“穷二代”等现象。

一方面，所谓“官二代”和“富二代”并不是普遍现象，国家管理者阶层和企业负责人阶层仍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人事选拔任用制度以及公务员考试制度，基本贯彻了人才选拔的竞争和绩效原则，保证了国家管理者的阶层来源多样性。在家庭财富继承的合法性获得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市场竞争既历练了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的新型青年企业家，也淘汰了一大批不思进取的财富继承人。当前“官二代”和“富二代”群体之所以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群体中极个别负面典型案例被网络和少数媒体放大，从而掩盖了他们的普遍特征。“官二代”和“富二代”现象本身无可厚非，关键看他们的社会流动是否遵循能力主义的绩效原则，如果官员和富人的子女通过自己努力，本身具备成为官僚和企业经营者的素质，那么他们的地位继承则无可厚非，而那些不具备这些能力和素质的人，则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以及市场竞争排斥在地位继承的范围之外。

另一方面，所谓“农二代”和“穷二代”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困境。我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型，首要的问题是减少农民，实现从农民向工人的转化。但是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这种转变，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农民仍是继承率最高的群体。但是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近10年来农民向城乡体力劳动者的流动，是当今中国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而且相对于农民阶层来说，这种流动是上升的流动，因此它构成了我国城乡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措施的推进，农民转化为市民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农二代”也将逐渐融入城市并实现与其他阶层之间的流动。从“穷二代”来看，我国中西部农村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根据最新的贫困线标准，我国仍有近2亿贫困人口，这些人口主要分散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成本高、难度大，容易返贫，发生“贫困的代际循环”。因此，正确认识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特征，要正视现实，科学理性地看待阶层流动中存在的问题，既不要漠视存在的问题、掉以轻心，也不要情绪化夸大问题、惊慌失措。

当前，党和政府已经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城市经济发展的成果；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有利于疏通青年上升流动渠道；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兜底作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有利于打破特殊利益集团对优势地位的垄断，等等。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破解社会阶层固化的藩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来看，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力地化解了社会结构中长期积累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进步。当前，除了总体上的改革部署之外，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促进阶层合理流动还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上进一步落实改革措施。重点以当前调整经济结构为契机，促使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协同转型升级；通过制度改革释放社会活力，培育社会中间力量，优化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规范和治理劳资关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对底层群体兜底的社会保障政策；打破特殊利益集团对优势地位的垄断，建立健全上下通畅的人才流动机制，使青年人看到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希望。

【作者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原题为《从社会流动率看当前“X二代”的代际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