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玉生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美学
—— 兼与李志宏教授商榷

文/郭玉生

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正处于“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语境中。后形而上学思想置身在一个可以向“后”审视、检讨形而上学的“位置”上，反对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目标的形而上学，从而影响了各门学科领域包括美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的变更。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精神境界中，传统形而上学关联的美的本质问题是否仍旧持守着内在的存在根据？科学形而上学引发的美学研究方法具有怎样的意义与限度？未来形而上学之于审美价值的生成应当如何界说?这些问题的引出和回应无疑对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美学的探讨与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传统形而上学与美的本质问题

传统形而上学以追本溯源式认识、说明一切事物，揭示世界的普遍本质与一般规律为理论旨趣。这种理论旨趣表现在美学上，则是认为审美现象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规定性或绝对本质。批判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是现代美学的重要内容，这使谈论关于美的本质话题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形态主要表现为本质主义。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本质”观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本质被看做某种事物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种类事物的共相或必然规定性。而“本质主义”把这样一种本质观“主义化”，即将它绝对化和普遍化，赋予纷纭复杂的审美现象以同一性的意义、属性和价值。这种一元论的知识学诉求使得美学研究超越了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定或限制，导致了独断论亦即“形而上学的恐怖”。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但仔细辨析传统形而上学，其理论弊端并不在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思考，而在于以始基的还原和终极的大全为形式构造抽象的美的本质，把人的个体审美经验解释为某种抽象的美的本质的各种表现；希冀通过抽象的简单来把握丰富的具体，把丰富多样的审美现象简化和还原为一些抽象的概念范畴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可以认为，美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思维表现了人对于美的普遍性的寻求。不过，对于美的普遍性寻求和对于美的本质的把握并不必然导致本质主义。没有对美的普遍性与美的本质的寻求和把握，人们就会失去审美判断起码的基准、参照或目标，所以确保通常的对于美的普遍性的寻求和对于美的本质的把握是美学研究的必需。西方当代美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强调审美活动具有不同群体和集团利益及表征权利的差异性，否定存在确定的美的本质。然而近年来很多西方美学家又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使美学研究走向了相对论和虚无主义，主张美学研究重新回到传统路径，自此在西方美学界关于美的普遍性理论不断出现，它们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本质主义美学理论，而是在多元文化语境重构形而上学的普遍主义价值观，改变了单纯强调区别和差异的美学研究范式，更加关注不同文化间审美的共同性和相似性，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审美共通性远大于人们所设想的差异性。这样审美判断不是完全主观的，而是具有相当普遍性和共同性。由此可见，美的普遍性对于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来说，它总是基本的甚至是永远生成的东西，美的本质是一个不能简单否定的问题。

英美分析美学和李志宏教授的认知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所否定的，只是那种以静态的、封闭的最高实体为研究对象的本质论，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那种以事物的生成和显现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本质论。由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引入，本质概念不再表示抽象的本体，而是具体历史实践关系中的存在状态及其生成过程。美的本质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它不能从审美活动中抽象出来，而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语境之中，以一种“生成主义”的视角探究审美活动，否定超历史的美的本质；同时，实践意识将创造性原则纳入审美活动中，审美活动不再是就世界本身而言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而是实践中的生成。这样一种由实践和历史中介的美的本质意味着超越实存的开放性，从而指向差异性和多元性。所以美的普遍性未必就意味着整齐划一，美的本质也未必就是一定与差异性与多元性相对立的。

可以说，如何有效地寻求美的普遍性，成功地把握包容广泛差异性的美的本质，而避免陷入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窠臼，乃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美学建构的重要内容。审美活动既不是没有任何确定性而任意变化，也不是只有一种规定性而永恒不变，所以有必要提倡一种选择性的多元论，提倡一种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新理路。在本质主义的视角中加入特殊性和地方性意识，在反本质主义的思考中融入相关的普遍性视角，每一种对立的理论都从对方那里获取了反思性的参照，也许是在传统形而上学走向终结后研究美的本质的有效路径。

科学形而上学与美学研究方法

科学是现代性演进中聚讼纷纭的焦点，也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图景。海德格尔敏锐地意识到，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是统一的。由于传统形而上学不能满足“实证”的需要，所以产生了科学形而上学思潮，即认为只有通过形而上学的科学化才能适应整个时代对科学的需要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科学形而上学反对传统形而上学那些缺乏经验内容的思辨，主张树立科学思维的绝对权威，将科学的范式和方法作为一切领域研究的普遍准则，掌握必然性，排斥偶然性，力图建立知识论的框架。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美学也被要求要按照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从十九世纪费希纳引进心理学试验方法研究美学问题到二十世纪托马斯·门罗把艺术和审美看成自然现象而要求美学逐步获得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从蔡仪倡导在认识论基础上建立科学的美学，追求逻辑性、系统性、完整性到李泽厚提出把美学建设成为具有数学方程式般的精密科学，很多美学家相信一门严密的、客观的、可实证的审美科学能够建立起来，清晰而精确的审美法则能够统摄审美经验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人的审美心理也将随着心理科学、生物科学、现代医学的发展，随着人的大脑结构、心理黑箱奥秘的破译，得到完美的说明和阐释。

科学化了的形而上学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它将世界分为主体和对象两个世界。人作为主体认识、测量、征服、制造对象，由之显示为一个科学技术世界以及相应于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的可控制的设置的胜利。所谓科学主义的方法论把在自然科学中所采用的方法，运用在审美领域，以分解性思维方式来理解审美现象，因而将美学思想阐释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必然性理论，美学研究以知识的确定性为终极价值。

然而，自然科学方法的有效性本身就存在可疑之处。一方面，如果承认自然科学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形态，而不局限于零碎的经验，那么组织这些经验的核心概念就不可能完全是经验的。这意味着彻底的反形而上学会使科学不再以理论知识的形态存在；另一方面，将经验作为知识的可靠性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设定。尽管科学形而上学向人敞开了一个思维的视角，但它同时也是对视角外的视线的遮蔽。科学形而上学将经验作为知识的可靠性基础，那些不可经验的领域便成为一种不可见的“阴影”。这种阴影指示着一个拒绝为人所知的其他领域。这样一来，科学形而上学就会使我们的思维局限于一个狭隘的范围，也就是作为相对之物与有限之物的经验事实。因此，英美分析美学和李志宏教授的认知美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信奉了一个独断论的意义观，即认为只有合乎逻辑的、经验上可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事实上，并非只有合乎逻辑的、具有严格同一性的语言才是具有意义的，也并不是只有那些在经验上可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

以自身根据尚且晦暗不明的自然科学方法来建构美学理论，还会导致美学自身对象的丧失。美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感性学，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具有个体性，承载着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个体生命世界，关联的是人的生存意义，包含着不可实证的价值问题，与自然科学所要面对的“事实存在”有着质的区别。所以，采用个体感受、领悟、体验等手段去面对审美经验对美学研究尤为重要。当美学研究不顾及审美活动的特征，把审美活动纳入自然科学的范畴，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处理，由于作为人对物性超越的冲动、灵性、情感、爱等不可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例如观察、实验、归纳得以确定以及得到实证的检验，这就使很多具有模糊性、偶然性、不可捉摸、不可表达的精神现象被漠视与压制，如飘忽不定的感觉感受，魂牵梦绕的感情心理，没有现实必然性的意念意绪，不能被社会秩序承认的爱与痛苦，被理性排除在外的死生忧患等。在自然科学方法所提供的参照系中，人变成了逻辑划分、知识切割、技术操纵的对象，呈现为某种单一或特定的形态。当人的审美活动沦为一种知识论框架中的自我探究的时候，审美意义上完整性的人走向单一化或片面化，但它却留下了一种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张扬的虚假外观。

美学研究方法需要与研究对象适应，否则所建构的美学理论就会失去解释的有效性。因此对审美活动的研究，就不能完全采取客观的、明晰的、精确化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当然，美学研究不能忽视自然科学方法，通过自然科学方法能够在某一角度、层面丰富或增加关于审美活动的知识。但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更需要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有效性限度保持清醒的态度，从生命的整体去观察审美活动从而寻找到适合美学学科本性和与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未来形而上学与审美价值生成

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需求。虽然以寻求“最高原因”为目标、以实体性旨趣为归宿、以神学为最高境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和将理性原则确定为衡量一切对象的尺度，坚持思维的明证性、优越性、至上性原则的科学形而上学不断遭到质疑和批判，乃至于不时有人提出“形而上学终结”的观点，但是人类的形而上学的冲动或追求是一直存在的，它是人类寻求和实现理想性的生存方式的理论表征。人的思维的根本特性是它的超越性。它总是要超出经验的局限，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世界。而这种整体性理解和把握世界必须以形而上学为支点，没有这种支点，人类的思维就无法展开。由此推论，形而上学在人类思维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规定性，憧憬更加自由的境界；形而上学引导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与神圣感相连，把人生统摄为一个至善的意义整体。因此，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虽然反对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目标的形而上学，但仍然强调对形而上学采用重构而非解构的方法，保留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

未来形而上学既摒弃“超时空”的思维模式，“终结”关于“永恒真理”的形而上学的幻想，又为现代生活提供深层意义，“开启”形而上学的自我批判中的普遍性追求。由此出发，审美价值就在于提供社会实践的理想尺度，唤起“个体”的自由体验，重建意义世界，将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超越性、厚重性与崇高性体现在审美活动中。

审美价值关联到人的三种精神维度，即感性、理性与神性。由此审美价值既包括人在审美活动中对有限自然的现实的超越，亦即对人的有限旨趣，特别是与人相关的世俗功利的超越，也包括人在审美活动中对整个经验世界的超越，其实质是人对自身的终极体认和关怀。前者涉及的是人的认识和情趣，表现为感性与理性的和谐；后者则把人们的认识和情趣升华为信念或信仰，表现为审美活动的神圣维度。在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中，审美价值与感性、理性和神性的关联常常是严重失衡的，或神性独尊（传统形而上学），或理性独霸（科学形而上学），或感性至上（后现代反形而上学）。而审美价值与感性、理性和神性的关联的严重失衡会导致精神压抑。后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兴起原是为了反抗神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压抑，它要为“感性”正名，为感性合法地介入人类的社会实践开辟道路。但当它以极端感性主义的方式发展时，它自身也有成为新的精神压抑的危险。后现代主义美学以身体性取代精神性，否定审美活动的自由性与超越性价值，否定审美活动对现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认为艺术无本质，无深度，不具有真理性，只是能指的游戏。然而后现代性演进带来的物质主义、消费欲望使审美活动沦为单纯的快感，精神低迷的“无意义”状态不断积聚。这种后现代状况激发人对存在形而上意义的追问和审美理想的追求。从传统形而上学肇始，形而上学就已经具有了“超验”、“自由”的精神特质，包含着信仰、至善及目的论的追求。形而上学的这种“超验”、“自由”的特征就内在体现着对审美活动的批判与矫正功能。

在对美学问题的思考中，如果缺少超验的、形而上的价值维度，就可能会淹没在审美经验的细节之中而失之目光短浅，只能生产出一些琐碎的美学知识，甚至陷入了审美价值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困境。美学的目的在于，探讨如何通过当下的、具体的美感经验去领悟神圣的、形而上的意义，进而开辟每一个人的心灵通道，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

由此，美学的使命既不是单纯描述形而下的审美经验，也不是抽象论证形而上的审美理想，而是在这两者之间架起一座引渡的桥梁，让审美活动成为实践的自由的显现。显而易见，审美价值的生成不能停留在人的现实存在的层次上，还要从“未来”的超越领域与“价值”的批判领域引领人的心灵上升，提供形而上的慰藉，开启更高的理想境界。审美活动的真正意义或许就在于让人在自由的光照下看到自己的不自由，从而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可能的更大的自由。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摘自《黑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原题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而上美学刍议——兼与李志宏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