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瑞华

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路径探析

文/张瑞华

库尔德人是目前世界上未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最大民族。从历史根源上看，中东库尔德问题是西方殖民者的“功劳”，是大国争夺地区霸权或干涉地区事务的“遗产”；从现实来看，由于库尔德人在所在国的少数民族权利被剥夺、限制或遭受歧视，政治地位不高，经济文化发展落后，长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等，使得“库尔德问题”主要表现为居住在中东相关国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要求尊重和承认民族身份，保障和扩大民族权利，平等参与国家事务和自主决定自己命运所引发的政治、安全和社会问题，其核心是库尔德人要求实现民族自治或独立。如今，库尔德问题已成为中东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热点问题之一。

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认同路径

土耳其库尔德人约占土人口的13%-18%，主要生活在土耳其的东部，因此该地区俗称为北库尔德斯坦，地形多为山地和高原，他们又被土政府称为“大山里的人”。北库尔德斯坦位于土东部，传统上属于最不发达地区，经济上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所以库尔德问题也被称为“东南问题”。除了受制于地理、文化等因素，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就伴随着土耳其现代世俗化的进程出现了，并深受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革命的影响。这使得土库尔德人较之中东其他地区而言，地位变得更低下，遭受的歧视也最为严重。根据土耳其的历史发展进程，将土库尔德人的身份认同路径划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奥斯曼帝国到世俗国家转化下的库尔德人民族身份冲突（1923-1950年）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前，并不存在所谓的库尔德种族/民族身份。这是因为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奥斯曼王朝与伊斯兰教为基础，具体表现为对苏丹-哈里发的效忠。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凯末尔认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源于其落后于西方文明，而缺乏凝聚力的多元民族-宗教社会更是其走向进步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废除苏丹和哈里发制度，构建一个“单一民族”的同质国家不仅为凯末尔建立世俗政体、进行西方化的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也为凯末尔推行世俗化的现代化改革提供了合法性。凯末尔的这一主导思想对土库尔德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或哈里发）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于一身，长期生活在大山里的库尔德人对哈里发高度认同，习惯通过宗教或部落群体的精神和形象去寻求身份认同。凯末尔于1924年废除哈里发，取消了附着在他身上的超越国家的宗教表达，这使得库尔德人赖以维系的宗教情感和集体认同面临着崩塌。这也成为推动库尔德反抗的关键性因素。1925年库尔德部族首领赛义德发动起义，呼吁通过圣战推翻世俗主义政府，恢复哈里发制度，拉开了库尔德人反叛土政府的战争序幕。凯末尔的重建试图以对民族新的认同来取代对伊斯兰教的神圣情感，也割裂了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团结起来的宗教纽带。之后，中央政府加快了对库尔德地区实行政教分离和强行同化的政策。1924-1938年在土历史上被称之为库尔德人的“叛乱年代”，这期间共爆发了16次库尔德人叛乱。1936-1939年土政府军对德西姆省的库尔德人展开军事行动，旨在消灭库尔德语言和民族特性，造成13800人死亡，被视作土政府对库尔德人的种族文化灭绝行动。由于土政府的严厉镇压，土库尔德人的反叛运动之后进入了一段相对平静时期。

总之，这一阶段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反抗斗争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奥斯曼帝国时期身份的多元化和大融合不同，凯末尔政府反对身份多元化，力图把土耳其建立成一个族群同质化、单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凯末尔所采取的世俗化政策，尤其是废除哈里发制度割裂了库尔德人传统的身份属性，刺激了库尔德人民族身份意识的增长。在以宗教为基础的帝国向现代世俗国家转化的过程中，早期库尔德人的身份斗争很大程度上是用来填补当宗教式的集体认同遭到解构或失效后所出现的情感空隙，是对奥斯曼帝国和昔日传统生活的留恋，也是一种对失序的社会秩序的不满。早期库尔德人身份斗争并不具备民族意识，基本上还是一种对族群文化的渴求，从早先的族群和宗教群体的精神和形象之中寻求身份认同，并借以集体记忆和历史的基础去构建族群身份认同。只是由于凯末尔政府长期的强行同化政策和武力镇压，库尔德民族意识才逐渐觉醒。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和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发展，土耳其库尔德运动渐渐失去了其宗教性和奥斯曼主义的特征，完全转变为彻底的民族主义性质运动。

第二阶段，走向组织性和极端化的库尔德人“民族认同”斗争 （1950-1983年 ）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凯末尔构建现代化土耳其国家的思想奠定了历届土政府对库尔德人政策的基础。1950年后，一党制的终结和多党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进程的启动，凯末尔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地位有所下降，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使得土耳其政治和社会气氛变得空前活跃。二战后，全球民族化浪潮兴起，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也极大鼓舞了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激发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1961年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的成立，使得伊库尔德人获得了写在纸上的文化权利、自治权和在中央政府中任职的份额，也鼓舞了其他各国普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库尔德人。中东库尔德人相继开展了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身份斗争和政治诉求。多党民主政治化的进程也为土耳其库尔德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土库尔德人积极组建各种政治组织参与到土国内的政治进程。如1964年土库尔德人成立了土耳其库尔德民主党，首次以政党的方式走上了构建民族身份的斗争道路，1969年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等地成立了“东部革命文化中心”等多个政治组织和团体。这有利于库尔德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但也催生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库尔德内部的分化，影响了后期土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路径。

这一阶段，受国内外环境的影响，土政府长期的政策打压造成的民族隔阂和仇怨已使得土库尔德人滋生了强烈的敌对情绪，使得土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斗争由政治斗争急剧转向武装组织反抗，手段也日益暴力化。以1978年奥贾兰成立的库尔德工人党表现最突出，该党以争取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家为目标，并在伊朗和叙利亚分别成立了附属党：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自此，工人党问题也成为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代名词。

第三阶段，大国介入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斗争的政治环境变化（1983-2002年）

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对土库尔德问题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欧盟“哥本哈根式”标准促使了土政府对库尔德问题的解决。1987年土政府提出加入欧共体的官方申请，为推动入盟议程，土政府针对库尔德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政策调整。第二，美、英等大国的介入。海湾战争爆发后，西方扶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自治政府，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界标。以美为首的西方大国利用土耳其充当“掮客”控制中东，对中东库尔德问题采取双重标准，更助长了土库尔德工人党的分离主义，加剧了土耳其的社会动荡。第三，周边邻国的影响。冷战后，随着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调整，海湾战争成为土耳其调整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的重要契机。中东各国虽对库尔德问题各有考虑，但均反对库尔德民族独立，这使得库尔德人往往成为各方政府利用的工具，加剧了库尔德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就土国内而言，厄扎尔上台后，传统的凯末尔主义精英地位有所下降，厄扎尔倡导符合土耳其现实的“技术西化+土耳其主义+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培育以伊斯兰文化为基础的新的民族认同。

这一阶段，苏联解体导致了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削弱了国家之间地理、政治的边界，原有的旧的认同/身份崩溃，而新认同/身份的建构往往成为地区冲突和种族战争的驱动力和内在根源。原来被殖民主义、霸权政治所切割的民族迫切需要寻找到自己的位置，中东库尔德民族也相继展开了民族解放运动。如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事实性自治”为政治框架内解决民族身份问题树立了标杆，影响了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方向，也刺激了长期遭受强行同化政策和不公正待遇的土耳其库尔德人。但这一时期，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开始借海湾战争迅速在中东扩张势力，为了掌控中东能源市场实现其中东战略，库尔德人成为美国操纵和利用的政治棋子，为21世纪中东大动荡埋下隐患。

第四阶段，以合法的政治渠道参与和构建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认同（2002年至今）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使得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传统的地理边境发生改变，库尔德人所在4国也多深陷动荡的漩涡，这为库尔德人扩充实力、加快独立的步伐提供了机会，阿拉伯之春进一步演变为“库尔德人之春”。库尔德人地位大幅提高并全面崛起已成为中东最大政治生态变化之一。这一时期土库尔德人的身份认同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埃尔多安政府主导的以“承认政治”为前提条件下的和平谈判。在对待库工人党问题上，2002年执政的埃尔多安秉承了历届政府坚决打击库工党及分裂主义的原则，但也开始了新的尝试，主要有推动承认的政治、民主动议，开启 “伊姆拉勒进程”。从2013年到2015年夏，冲突虽持续不断，谈判也时断时续，但库尔德人整体生存状况较之前都有所提高。从正发党长达14年的执政实践来看，只有把库尔德问题视作民族问题，并在政治框架内采取对话和合作的方式，才能取得成效。

（二）土耳其库尔德人的身份斗争向合法性和理性化转化。土政府的政策调整使得土库尔德人的民族身份斗争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奥贾兰领导的库工党日趋转向合法性斗争。库工党领袖奥贾兰被捕之后，就开始逐步放弃武装对抗和建立库尔德国家的计划。2002年库工党更名为库尔德自由民主大会，声称将主要以政治组织形式开展斗争。2009年8月奥贾兰提出了他的全面和平建议，即“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倡议书”与“和平路线图”，并提出“民主解决计划”，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2.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的议会选举。埃尔多安执政时期，亲库尔德的政党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并参加议会选举。2015年6月，人民民主党党主席德米塔什在大选中首次以政党身份进入议会，土库尔德人拥有了一定的政治话语权。

（三）伊拉克、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的建立及示范效应 。在叙利亚，因抵抗“伊斯兰国”，叙利亚库尔德人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借机整合并提升了自己的武装，向国际社会证明了是维护地区稳定的主要政治力量，改变了国际形象，美国开始承认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自由战士。2013年11月，叙库尔德人正式宣布成立自治政府，建立了事实上的政治实体。在伊拉克，海湾战争后，伊库尔德人在伊北部建立库尔德自治区，伊拉克战争后又建立了联邦制，拓展了中东库尔德人政治解决民族身份的空间，随着中央政权的弱化，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权利进一步扩大，具备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机能和结构，成为了事实上的“准国家”。“伊斯兰国”带来的地区动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东区域内所有库尔德人的合作，激发了他们休戚与共的命运一体化意识，强化了库尔德人对建国事业的认同。

（四）美土关系的亲疏对库尔德人民族身份斗争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后，重新定位了对外战略，“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转向更加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谋求对中东的主导作用和地位，这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开始出现了较大分歧，其中库尔德问题尤为突出。早在海湾战争后，美扶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自治区就已引发土强烈不满。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双方分歧再次深化。2014年科巴尼事件中，土阻碍了美国依靠叙利亚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双方关系一度僵化。但在2015年土击落俄战机事件中，危机之下的土耳其再次表现出对北约的依赖。可见，尽管双方在库尔德问题上存在争议，但美土不会放弃双方的盟国关系。

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发展趋势

对土耳其库尔德人而言，从民族身份的意识觉醒到为民族权利斗争再到民族自治的政治诉求，是在土耳其社会发展和外部环境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同时受土政府的政策制度与自身利益诉求的调整而发生变化。近期土政府和库工党持续不断的冲突再次凸显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内外交困下，土政府和库工党是否会进行新一轮的和谈，未来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双方继续和谈的意愿与共识。和解进程的不顺主要是双方缺乏共同意愿与和解共识，也未能根据现实状况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2016年土耳其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双方均未能客观和理性的对待，致使土耳其国内安全环境一再恶化，不仅使土耳其经济深受重创，而且其社会内部更是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对抗情绪。在中东地区的大动荡背景下，双方若不能重回和谈框架，摒弃暴力和搁置分歧，建立新型民族关系，土耳其安全局势短期内将难见曙光。

2.和谈需要实质性的宪法保障。对土库尔德人来是说，需要土政府采取真正平等有效的社会政策，为其政治平等和民族身份提供一种制度的承诺。埃尔多安自当选总统后，为谋求更多的权力，试图通过修宪把土耳其的议会制改为总统制，但由于其他政党的反对，新宪法迟迟未获通过，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因此受到牵连，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3.双方需要共同培育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共识。尤其是土政府需要以平等、开明的方式对待库尔德的族群文化，将其纳入土耳其现有文化体系内，借助媒体等公共传媒对大众进行文化传播，使其成为土耳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促进社会融合。

4.和谈需要尊重民众意愿。正发党执政时期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库尔德人也受益很多，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民族同化政策后，绝大多数土耳其库尔德民众并无建国的意愿，只想享有更多自由平等的权利，因此，库工党的态度和行为并不能代表库尔德民众的意愿。

5.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推力。2015年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成功进入议会，实现了少数民族对中央权力的分享，在土耳其社会里构建了一个事实性的库尔德“共同体”，并由合法性渠道获得了政治身份的承认。该党主张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库尔德问题，也赢得了部分土耳其民众的支持。作为唯一在土耳其议会的库尔德政党，它的存在将有助于政治框架内解决库尔德问题，未来该如何平衡与埃尔多安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三者间的关系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

6.借助国际力量，寻求和谈的基础。库尔德问题作为一个跨界民族问题，对中东地区的未来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在解决该问题的思路上可以灵活多变、多渠道并行，如引入第三方机构搭建对话的平台将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7.双方要最大程度地消除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扰，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别有用心。这需要双方必须站在国家认同的高度自我重新审视，让国家免于陷入无休止的动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摘自《世界民族》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