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新政

受伤民工不识字 固执维权险败诉公益律师释明法律 农民工接受调解获赔偿

■文/赵新政

“不识字就不要装识字。在家我干农活儿，来北京干建筑工地的粗活儿，这些活儿都不用写字，所以，这么多年，大字不识几个的我感觉过得挺好，一年四季平安无事。”王文坤说，“也许是该丢丑！去年发生工伤后打官司索赔，让我这个文盲彻底露了馅！”

因为不识字，他不会填写法律文书。因文化水平低，自以为“不会写字”可以用“嘴说”的他，竟然在法院庭审等关键时刻说不清他在哪个公司打工、谁是他的老板，甚至连工资标准是多少都弄不明白。

“我说不清楚，老婆可以帮我。人家多问几遍，我们多说几遍，还能凑合说明白！”哪料，在法院开庭时，他的妻子又“丢”了……

不得已，他只得求助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霍微律师为他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经过一番努力，最终使他获得了赔偿款。

不知给谁打工 挂谁牌子就告谁

王文坤今年47岁，来自贵州山区。在家干了20多年农活儿的他，为增加收入经老乡介绍于2014年初来到北京打工。由于没有技术，他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小工，给师傅当下手。主要工作就是转转水泥、拉拉沙子、搬运一些脚手架。

“这些活虽然累、工资低，但没有登高作业的风险，我很知足。”王文坤说，他注意到了高空坠落的危险，却没有意识到上边掉东西会砸到地面上的人。去年10月26日，由于赶工期抢活儿，他在工作过程中被四楼上落下的水泥疙瘩砸伤了头部和右肩。

受伤后，老板拒绝赔偿。无奈，他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是，由于是文盲不会写字，更不会写法律文书，他于是就花200元钱，请一位商业律师写了份仲裁申请书。但是，仲裁裁决没有支持他的任何诉求。

霍律师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拿着一份败诉的裁决书，是前来咨询的。经过交谈，霍律师发现王文坤的思维比较混乱，经常答非所问，根本说不清楚他是跟谁干活的。

霍律师接过裁决书，指着上面的被申请人问：“你的工作单位，是不是裁决书上写的这个单位？”他的回答一会儿说是，一会儿说不是。问他为什么要告这个单位，他说：“我干活儿的地方挂着这块牌子，所以，就告了它。”

由于关键细节还不清楚，霍律师建议他：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待法院查明相关案件事实，再做定论。

法院起诉失败通过租赁合同找到事主

起诉到法院后，事情进展并不顺利。第一次开庭，王文坤如果再晚到10分钟，就可能按撤诉处理。而这期间，他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

霍律师提前到达法院，快到开庭时间了，还没看到王文坤的影子。于是，她就打电话想问他到哪儿了？结果，打五六次电话均无人接听。

“这个不靠谱的王文坤是不是不来了？”霍律师心里犯嘀咕，在咨询时王文坤说不清楚事实，打这场官司的目的就是通过法院审理查清案件的事实，可是，一旦他不到庭，官司将按撤诉处理。

想到这儿，霍律师急出一身冷汗。趁着法官、律师、被告等所有人等待的时刻，王文坤的电话终于接通了，他说：正往法院的方向赶，10分钟能到。

在这个间隙，霍律师先与法官、对方当事人——京仪世纪公司代理人就案件简单聊了几句。霍律师知道王文坤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在该单位上班，诉讼结果肯定是再次败诉。不过，律师还是希望单位考虑王文坤因工受伤，适当给予一些赔偿，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

但公司的答复是：本公司已经把这个地方租给了其他公司，因此，王文坤与该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其受伤也与公司无关，无法给予任何赔偿。

大家正说着话，王文坤走进了法庭。他风尘仆仆、满脸紧张。经了解得知，因为打官司，他的妻子患上了抑郁症，开庭这天跑丢了。为了找妻子，他才迟到了。说到这里，他流下了眼泪。

待王文坤平静后，法官问他是否在被告单位上班？他非常肯定地说不是。

虽然有所准备，霍律师听到这话仍有些吃惊，这与第一次见他时的回答完全不一致。这是法庭，这次问话就是调查案情，今后要以他这次的当庭陈述为准，确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他既然这样说，那明摆着是告错对象了。

法官又问他：知道不是在这家单位上班，为什么还要告这个公司？王文坤说，是当时找的律师让他这么写的，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在哪个单位上班？只知道干活的地方写着“京仪世纪公司”，所以就把这个公司告了。

霍律师为了帮到他，向法官说明：王文坤不识字且说不清楚准确的雇主的情况，恳请单位提供有关租赁的证据，也就是该公司把地方租给了哪家单位，以便王文坤找到准确的责任主体。

法官很同情王文坤的遭遇，要求该公司必须提供租赁合同，以便王文坤向真正的用人单位主张权利。该公司迫于法官的压力，答应提供《租赁合同》。租赁合同显示，中奥公司是该办公场所的实际使用人。

至此，这一场官司虽然败了，但通过诉讼程序，王文坤拿到关键证据，知道谁是自己的老板了。

二次诉讼再遇波折单位称没用过告状员工

找到了单位，也就找到了包工头。于是，王文坤提起二次诉讼，将包工头刘文强、中奥公司作为共同被告，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起诉到法院。然而，这次诉讼依然遭遇诸多波折。

首先，王文坤提供不了刘文强的个人信息。他是经老乡介绍给刘文强干活的，霍律师帮他想办法寻找刘文强的线索。后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了刘文强的车牌号。

光有车牌号未必能确定车主是谁？如果有个闪失，这条线索就又断了。万幸的是，霍律师到车管所一查，车主正是刘文强。由此，调取出了刘文强的身份证号及家庭住址信息，可以到法院立案诉讼了。

本案开庭审理的焦点，是王文坤与谁存在雇佣关系？王文坤主张，雇主是刘文强和中奥公司，应当由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刘文强认可自己是雇主，并且承认从中奥公司承包了一些工程，愿意承担王文坤的合理损失；中奥公司则主张王文坤与其无关，也不承认认识刘文强。与此同时，该公司又提供一份《租赁合同》，并以此作为证据，称其已将该地块租给了鸿基公司。

霍律师在庭审中提出，刘文强作为直接雇主，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奥公司虽然主张应当由鸿基公司承担责任，但提供的证据仅盖有本公司公章，鸿基公司是个人签字但无公章，不能证明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同时，由于中奥公司无法提供鸿基公司的联系方式，更无法证明租赁事实的存在，因此其主张不应当被采信。对于王文坤的损失应当由刘文强和中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伤残不够等级法院调解包工头赔款

确定了承担责任主体后就是赔偿数额问题。首要赔偿项目自然是伤残赔偿金，而这一赔偿数额需要做伤残鉴定来确定。对于是否做伤残鉴定王文坤一直犹豫不决，霍律师觉得他的伤情并不严重，可能够不上伤残等级，建议他可以不做。

起初，王文坤接受了律师的建议。可是，过了几天，他反悔了，要求继续做鉴定。考虑到他文化程度、理解能力有限，遇事怕吃亏，律师就一遍遍向他解释相关法律后果。经过一番周折，直到鉴定中心工作人员对他说：够不上伤残等级，建议放弃鉴定，他才放弃了做伤残等级鉴定的要求。

在索赔理由上，霍律师与王文坤商量，建议通过雇员损害赔偿诉讼程序解决。原因是如果通过工伤认定程序，首要难题仍是证据，而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证明与中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法行不通。可是，通过雇员损害赔偿程序，有包工头刘文强的工资发放记录作为证据，起码能证明与刘文强存在雇佣关系，即使法院判决中奥公司不承担责任，至少有刘文强承担雇主赔偿责任。

双方答辩结束后，庭审进入了调解程序，没想到在这过程又出了一次意外。原来，刘文强在王文坤受伤后先行支付了4000元，王文坤主张是自己的工资，刘文强的律师主张垫付的医疗费，并要求在医疗费中予以刨除。王文坤主张自己工资每天200元，刘文强的律师主张每天100元。王文坤听到这话，当庭就骂了起来，骂对方胡说八道，法官和陪审员几次相劝才阻止了他。

事实上，王文坤的赔偿项目主要包括医疗费和误工费。而他支付的医疗费只有7000元。对于误工费，由于没有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作为误工时间，加上工资标准亦无法证明，因此拿不到多少经济赔偿。如果由法院酌定，最多赔几千元钱就了事了。因此，律师预估他所有的诉讼请求赔偿数额不会超过15000元。

然而，经过法院做工作，刘文强同意赔偿24000元。霍律师认为这个数额不低了，但是为了能多争取点，建议刘文强再加1000元钱，碍于面子，刘文强也答应了。过了两天，王文坤打电话告诉律师：如数拿到了赔偿款。

（本文当事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