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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欲望中沉浮——论电视剧《蜗居》中的海藻形

2016-11-26褚春元

长江丛刊 2016年26期
关键词:蜗居海藻都市

褚春元

在欲望中沉浮——论电视剧《蜗居》中的海藻形

褚春元

《蜗居》以都市白领买房为切入点,以赤裸真实的镜头展现了当前中国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中都市群体所遭遇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在充满诱惑的现代性的物质社会里,剧中主人公郭海藻在自我不断膨胀的欲望中沉浮,追寻着灵与肉的满足与快感,最终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悲剧性人物形象昭示着世人,在现代性和都市化的转型时期,都市群体还有待实现精神转型,才能规避悲剧的重演。

《蜗居》 郭海藻 欲望 转型

20世纪末叶以来,似乎以神话般的速度,一向以宁静、温馨的农业文明、乡村文化而著称的古老中国,瞬间就被以钢筋水泥、玻璃橱窗、supermarket 等构建的工业文明、都市文化占据主导的现代化中国所颠覆和取代。十字街头的喧嚣、玻璃幕墙的耀目、霓虹灯光的暧昧,这一切向世人昭示着中国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步伐永不停歇。都市的繁华、灯红酒绿的诱惑,一旦唤醒了憋屈地囿居于被人遗忘的角落里的灵魂,那些从沉睡中苏醒的心灵就再也无法抑制住骚动,而重归于安宁了。于是,从乡村到城市,以小镇到都市,一支支移民大军向城市进发,尽管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甚至还遍体鳞伤,付出惨重代价,却还是前赴后继。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藻姐妹便是这些进军城市,希冀植根于大都市的移民大军中的平凡而又显眼的身影。

以反映高房价时代“房奴”的悲剧性命运为切入点,《蜗居》于宏大叙事之外,以赤裸裸的真实叙述了一对年轻夫妇——郭海萍夫妇为能在大都市植根而历尽艰辛买房的故事。郭海萍夫妇大学毕业后本可以回到家乡过上有房有家的安逸生活,但大都市的诱惑和年轻人的梦想促使他们蜗居在租来的石库门小屋里奋斗着。由于无法抑制住对远在家乡的女儿的想念,海萍内心时刻在煎熬抓狂,于是决心即使一辈子做“房奴”,也要买房接来女儿,共享天伦之乐。尽管海萍夫妇自虐似的省吃俭用,但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自小就与海萍有着非同寻常的手足之情的妹妹海藻不忍心姐姐的近乎绝望和崩溃,在向未婚夫借钱未果后,接受了对她心生怜爱之情的有妇之夫宋思明的援助,做了他的地下情人,从此陷入一段无法自拔的情感纠葛中,最终姐妹二人在不断膨胀的欲望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可否认,郭海藻毁掉了与男友的单纯而幸福的恋情,堕落为“职业二奶”,被生活抛向无底的深渊,与满足姐姐膨胀起来的近乎疯狂的购房欲望有关,似乎姐姐成了直接的推手。但实际上,在一个现代性的物质社会里,物质的诱惑充塞着个体的每一个毛孔,而个体生命如不具有特别的“免疫”功能,进行精神上的自我免疫和超越的话;那么,这样的悲剧就会无法规避,还会有“海星”们、“海葵”们继续重演。海藻的悲剧就在于她置身于充满各种诱惑的物质世界中,无法清醒地认识自身处境,无法牢固地竖立自我抵御之墙,而任凭灵与肉的欲望在自我体内无限膨胀,在欲望中沉浮,付出的代价便是从灵魂到肉体都坠入无底的堕落之渊。

海藻原本是个单纯而可爱的女孩,受姐姐的影响,对大都市的生活充满了无限向往。她大学毕业后留在姐姐所在的都市,尽管生活艰辛,一根冰激凌也舍不得吃,却在男友单纯得透明的爱中感到幸福、快乐。但是,在燃烧着各种欲望之火的现代化都市中,在能呼风唤雨的钱与权面前,这种单纯的爱所带来的幸福感是渺小的、脆弱的,显得不堪一击。在和市委秘书宋思明的接触后,海藻的抑制已久的欲火被慢慢点燃。如果说起初她和宋思明的肌肤之交还是被动的、痛苦的,那么而后她就是疯狂的索取和占有。她从成熟的宋思明那儿获得性欲上的快感,使她快乐如仙,而这种快感是她的男友所无法给予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结构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在这三者中,“自我”是一种驾驭“本我”的理智,遵循着现实性原则;“超我”是理想化的“自我”,遵循着理想化原则;而“本我”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一种无意识,由各种本能和欲望组成,奉行着快乐原则。它要冲破“自我”的抑制,消除肌体所产生的各种兴奋和激动,释放能量和消除紧张。因而,“本我”往往全然不顾理性、伦理和社会秩序的约束而追求欲望的发泄,而在各种欲望和本能中,性欲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易冲动的。

对于海藻来说,一旦她突破了从灵到肉的心理防线和禁区,获得了性欲宣泄所带来的快感,就从社会学意义上的人蜕变回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她就会毫无顾忌,一变矜持而主动挑逗、出击,尽情地享受着激情男女肉体交融所带来的生理上的巨大快感,而其自我涌起的快感、幸福感就会彻底颠覆和淹没内心底处的羞耻感、罪恶感。她不是自豪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就步入职业二奶的道路”了吗?她不是毫无羞涩地说“人情债,我肉偿啦”吗?她像女间谍似的成功地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若无其事地以清纯的表象呈现于男友的视野,更是使她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刺激和快感。正如剧中男主人公宋思明所说:“女人对红杏出墙的向往,就像每个男人渴望拥有一个处女,是无法抑制的念头。”而当姐姐海萍得知她陷入了与宋思明的婚外情而沉迷不悟,就告知她别被一切表面现象所迷惑时,海藻毫无羞愧地说:“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挺刺激的。”而这种刺激正是满足她无限膨胀起来的性欲的最有效的方式。《蜗居》中一段旁白关于海藻无法抗拒成熟的宋思明时说:“她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她却逃不开。这种奇怪的关系像一块磁铁,让你在正面相对的时候,拼命抗拒;而在背身过后,又期待被拽入磁场。”其实,海藻无法抗拒的并不是“他者”,而是自身体内越来越膨胀的“本我”——即各种欲望(包括性欲)。因此,海藻的悲剧是无法规避的,能够救赎海藻的人不是她的姐姐、妈妈或男友,而是她自己,进一步说是海藻体内的抑制“本我”冲动的“自我”。

如果说海藻膨胀起来的性欲把她慢慢推向堕落之渊的话,那么贪恋于从金钱物质所带来的满足,迷恋于权力无所不能所带来的快感,则彻底断送了她的前程。不可否认,海藻起初过着单纯而简朴的生活,和一切女孩一样有时尚爱美之心,但并非刻意追求潮流。面对商场橱窗中各类精美的服饰,心生爱慕却总在它们换季打折时才去买它,她的所有的衣服也都是和姐姐轮换着穿。但在这个充满物欲的世界中,在金钱物质高于理想信念的时代,这种单纯和坚守是很脆弱的,一旦遭遇某种外在机缘的冲击,则会轰然倒塌。在起初拒绝宋思明的借款,到坦然接受宋思明给予的一切——房子、车子、票子,海藻逐渐认识和体会到金钱的万能和价值所在,那就是金钱物质能够给自己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挥霍金钱时一掷千金获得的快感是何等的美妙。所以,当海藻遭遇售货小姐的冷遇后,直接用现金报复性地连买两件高档大衣,在收银员因数钱数得手发抖中和售衣小姐尴尬和歉疚的表情中,海藻获得了幸福的满足感和快感。正是金钱物质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快乐,使她认识到金钱的价值和作用,从而沉迷于金钱构筑的美梦中而不能自拔。她挥霍着宋思明给的二奶费,明白了“五十块钱的内衣和五百块钱的内衣本质的区别是:女人和女色。”她享受着宋思明提供的住所,在“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速度”的时代,别人用一辈子的心血换来的东西,她却可以做到探囊取物,这是多么的惬意!而在这种惬意之中,海藻也彻底迷失了自己,断送了前程。

同样,建构在权力根基上的快感也使海藻痛快淋漓。当海藻的姐姐海萍因为兼职而不愿意加班遭到公司的惩治后,姐妹俩是满腔的激愤与满腹的懊恼。可是在宋思明稍稍动动关系后,海藻姐妹俩便得到一大堆需要休病假的证明,带着它“啪”的一声摔在公司经理的桌前,在经理那惊讶惶恐的面部表情中与而后主动来电话的低声下气地求和声中,姐妹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感。而这种快感的获得并不仅仅是来自挽回那几千块钱的工资和奖金的损失,而是在一种人情冷漠、权钱至上的社会中,人与人博弈、权力与权力博弈获胜后所带来的一种酣畅淋漓的畅快感,一种通透全身心的满足感。

这样看来,海藻背弃男友,投怀送抱于宋思明,无名无分,还要甘心做未婚母亲,被人们认为是真心爱上了宋思明,这是一种“误读”。其实在海藻与宋思明交往的天平上,真爱的分量要永远低于虚荣、爱慕的那一端。爱慕的是什么?海藻深陷迷乱之中而并非能够清醒地认识。而饱经人生风霜与艰辛的郭妈妈却能从迷乱的表象中洞悉事件的本质:“他为什么喜欢海藻,他是真心喜欢海藻吗?不是的。与其说他喜欢海藻,不如说,他是在享受手里的权力带给他的那份荣耀,一个人的荣耀如果压抑久了不释放会得病。……海藻不过是他借以炫耀他成功的手段而已,没有海藻也会有水草、珊瑚。而海藻呢?她口口声声说爱他,这是真实的爱情吗?我看她爱的不是宋本人,而是宋那个光环照耀下的一种对所欲所求无不点头的畅快。你们姐妹俩,还是阅历太浅,看不穿,看不透啊!”而正是宋思明能够轻松地略施手段就可以满足海藻所欲所求,而使她获得从未有过的快感,才使得海藻深深地迷恋于宋思明,其实并非真爱使然。海藻不会明白:真爱需要责任、忠诚、坚持、容忍相伴;相守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调味。《蜗居》编剧六六曾说:“什么是真爱?真爱就是,当你刨去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等等一切的时候,你依旧会选择的情感。海藻会这样对待宋思明吗?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不会。”[1]而就宋思明来说,在他到达权力和生活的巅峰以后,也是在欲望的驱使下,冒险尝试着一种向往的生活,包括在海藻身上完成他的处女情结、初恋梦想,以及实现自己不被当前社会边缘化之“理想”。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海藻和宋思明都是受着欲望的驱使,在欲望中沉浮,在追寻快感中迷失自我,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海藻失去了孩子和子宫;宋思明则失去了家人和性命。

当然,海藻的悲剧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悲剧的影子。海藻个人的命运是与整个社会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个体总是承载着太多的社会关系,个体意识和行动总是受制于集体意识和行动之中,集体既可以成为创造个体幸福的欢乐谷,也可以成为扼杀个体幸福的屠宰场。海藻走上一条不归路,也并非完全应由她个人担负起全部责任,也应有社会的责任。其实,身处于物质财富巨大丰富发展和思想观念巨大变化的现代性社会,每个个体都被推向各种诱惑的浪尖上,艰难地作着灵与欲的挣扎与抉择,而在精神超脱和物质享受的博弈中,个体更容易走向香艳的物质享受,或企图通过物质之途走向精神的圣地。宋思明不是明确地告诉海藻吗?——“通往精神的路很多,物质是其中的一种。”“我希望能在物质上帮助你,并且最终让你获得精神上的快乐。”而无数的事实证明,要想通过物质的满足之路来通向精神上幸福与愉悦,这是无法行得通的,最终都会付出一定的代价,甚至是惨痛的。

实际上,宋思明从占有了海藻的肉体那一刻起,就在不断地慢慢蚕食着海藻的灵魂。何况海藻的身边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宋思明那样的“王思明”、“马思明”呢!物质财富越是高度发达,越是需要精神上的自我调适和救赎,以适应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而海藻的灵与肉毫无保护地裸置于如此纷纭复杂、杂乱无序的现实境遇,那么在露骨的导诱和巨大的诱惑面前,“幸福就是筷头上的肉丝”,只能退却为一个单纯得近乎幼稚的童话。作家肖复兴指出:“《蜗居》不是承载问题的一个筐,而是刺向当下社会和我们内心的一枚刺。”[3]即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整个社会境遇与个人命运是密切联系的,个体是无法逃向社会之外。因此,海藻的堕落是必然的,其所经历和承受的一切,注定她是个悲剧性人物,最终“丢了属于自己的鱼眼睛”。

总之,电视剧《蜗居》以都市白领买房为切入点,以凌厉见骨的镜头展现了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都市化进程中,都市白领群体的最真实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并对人性与灵魂进行剖析与拷问。在来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生活在都市中的这个群体焦灼而苦闷,寻找不到出路,在欲望中沉浮,最终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实际上,在弥漫着物质诱惑气息的现代化都市化转型时期,都市群体若不进行精神上的转型和救赎,坚守“自我”(不放任“本我”),这样的悲剧还会继续重演。每个个体需要蜗居——需要一种心灵的蜗居,否则在获得物质享受的当下,也可能失去心灵的家园,有了房子却发现没有了家,有了金钱却没有了尊严。而这是每个个体和整个社会都须直面的真实而危急的境况和问题。

[1]刘畅.《蜗居》编剧六六:其实我也不喜欢“海藻”[N].武汉晚报,2009-11-2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3]肖复兴.《蜗居》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N].新京报,2009-11-19.

(作者单位:巢湖学院 艺术学院)

本文系巢湖学院校内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褚春元(1971-),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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