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宇

极权主义的产生——对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的梳理及补充

陈思宇

精神分析学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的，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他的全部学说都关于人的生物性，而不注重人的社会性。对此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地发展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代表人物的埃里希·弗洛姆将精神分析应用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人本思想。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它探讨了现代人的性格结构及有关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纳粹主义心理学的分析。

逃避自由 极权主义 平庸之恶 恐惧 思考

一、对弗洛姆《逃避自由》的梳理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的开篇就提出了自由乃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人作为社会中的人，除了生物化的需求（如饥、渴、睡眠等）这一强制性需求，还有另外一种根植于人类模式的本质与生活实践中：“人需要与自身之外的世界相联系，以免孤独。”①感到完全的孤独和孤立会让人精神崩溃。随着人切断原始纽带个体化进程加剧，个人一方面出现自我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孤独会日益加深。一方面人摆脱了外在权威，益发独立，获得自由；另一方面人日益觉得孤独。个人愈发觉得和他人及世界分离，面对强大而危险的世界，这种分离使人不断产生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简言之，个体化的完成带来了两个结果：自由和孤独的增长。为了消减这种孤独感，人产生出一种逃避机制：放弃个人自我，与自我之外的人或物合为一体，或者说，屈从外界权威。对此，弗洛姆提供了一条出路：自发性的爱与创造性的活动，即劳动。这也是解决人的个体化与人与世界就关系的唯一可行性方案。

弗洛姆接着论述了宗教改革时代的自由。新教义为个人指明了一条应对焦虑的道路：贬抑自己，臣服于权威的上帝。在逃避孤立感中，人被迫屈从于新的权威，被迫从事于强迫性的非理性活动。这无疑是那些孤立无援的欲与世界产生联系的个人的一剂良药，但这也是一种“消极自由”。弗洛姆通过分析新教教义的心理含义，接着论述资本主义延续新教的任务，试图从精神上解放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使获得物质利益成为最高目的，人成为了一个服务于自身目的之外的齿轮，即马克思所批判的人的异化——他活动的目的是外在于他自己的。个人感到更加微不足道，人开始试图发展成社会所希望的人，与社会合拍。这时，人的全部自发性和主体性都丧失了。据此，弗洛姆深刻地批判道，“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意义上的精神病症患者健康。”②前者以放弃自我为代价适应社会，后者可以看作在争夺自我的战斗中绝不投降。

由第一种逃避机制产生了权威主义，纳粹运动的核心就是权威主义机制。弗洛姆在这里详细地论证了人的施虐-受虐共生依恋心理。施虐与受虐的目的都是除掉个人自我，即自由的负担。一种满足个人受虐冲动的文化模式如法西斯意识形态中的“领袖”，可以使人发现自己与数百万人拥有同样的情感，这是他就会获得一种暂时的安全感。数百万人为权力的胜利感到惊叹，并以此作为力量的表现。但事实上，“渴求权力并不根植于力量而是软弱。”③弗洛姆辩证地看待纳粹主义的成因，认为纳粹主义由心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作用而成。心理因素是社会经济因素塑造而成的，而对整个民族的统治主宰是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④弗洛姆具体地论述了心理因素的部分。他认为普通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不被一个更大的群体接纳，即一种被孤立感。一政党剥夺了国家的权力后，利用人们害怕孤立和相对薄弱的道德原则就可以赢得大多数人的忠诚。如弗里德利克的政治措施就“意在彻底摧毁封建政权，把人民变成无意识，无抵抗力能力，但极有利于国库收入的乌合之众。”⑤这种现象在现代更广泛地表现为一种愚民政策。

《逃避自由》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在民主中人在文化方面的机械趋同，本文不加以展开。

二、平庸之恶——阿伦特的解释

弗洛姆揭示了解释了人主体性加强带来的逃避机制并解释了极权主义形成的心理学基础，但他并未具体回答纳粹主义的反犹行为和集中营的建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汉娜·阿伦特那里找到回答。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解释里，阿伦特认为极权统治是一套特殊的统治逻辑，这一逻辑以不言自明的“种族斗争”或“阶级斗争”为前提，试图对人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做全盘解释。作为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阿伦特分析了极权主义这种狂妄荒谬的统治逻辑。极权主义蔑视并冒犯人类理性，通过摧毁人们据以理解政治、法律和道德的那些传统范畴，它还消除了人类经验的可理解性……在那里，人类独特的生存和理念的实质都被消除了；个体的生命被当作是‘多余的’而转化为推动灭绝机器运转的‘无生命的’原料，而灭绝机器就加速着自然和历史的意识形态法则的运动。⑥除此之外，她还特别提到了个体的平庸之恶。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中，阿伦特指出，恶的平庸性不是一种理论或者教条，而是反映了一个不思考的人为恶的全部特征，这种恶表现为“不思”。

对于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阿伦特认为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危机。阿伦特以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体系的运作为立足点，阐述资本主义是如何把人固定的满足其生存之必须的“私有财产”转化成不断投资和再投资之无限流动的“资产”，这种转化也是滋长“资本主义意识”的过程，为了扩张资产而进行无休止的资产之扩张，以及以征服全地球为目的，构成了此意识的本质。无独有偶，齐格蒙·鲍曼也将现代性作为批判对象。他认为大屠杀乃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正是现代性的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的理性走向极端的不理性，从高度的文明走向高度的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着逻辑的必然。

三、对极权主义心理学的补充：恐惧

弗洛姆解释了人的逃避机制，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重视极权主义下另一种普遍的心理：恐惧。人的逃避机制除了来自人本身不能忍受的被孤立感，更来自这种恐惧。

极权的恐惧总是有暴力相伴，只有依靠暴力残害人的精神和肉体，对其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打击，才能维系极权的良好运作，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大清洗都是极典型的例证。暴力与极权共生共长是由于极权得以诞生的基础，它总是来自于用暴力对现世政权进行夺取。暴力的使用是对人本身的极度蔑视。极权体系在根本上拒绝宽容和多元化。极权的运作是为了保护它每一个谎言和个别人的具体利益，他创造出的神话是不能被质疑的，每一个质疑对它而言都代表者对其进行瓦解。它也因此要本能的对质疑其谎言者进行打击。这是存在于每一个极权社会里的事实，也是存在于每一个有着极权事实的社会里。极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属于人类本身，对抗极权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一个人类命题，是人类自身的肿瘤。极权无疑是邪恶的，它的形成充满罪恶和血腥，而他的走向也同样是邪恶而满沾罪恶的。它整个的过程都以毁灭人性为代价。极权主义的最终形态是绝对邪恶的出现。绝对到与人类的动机无关。

四、结语

在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会担心拷打、流放、死刑等施加压力的残酷行径。今天的压制采取了更微妙和精致的形式——威胁。每个人知道当权者如何操纵他们——生存压力领域的威胁，人不断“改善”自身以迎合权势者。“在出于恐惧的自我保护的态度和为了自己的利益急切地征服世界之间，存在着一个往往被错误地忽略的情感领域，它们在组成今天‘团结的社会’的道德氛围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冷漠的情感和它们所伴随着的每一件事情。”⑦更可怕的是，人们在隐形的恐吓下逐渐将生活自动地分为可以涉足的部分和不可涉足的部分，后者一旦被涉足人可能会面临失去工作、自由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人们对某些话题（如政治、权力）敬而远之，这恰恰就是阿伦特极力批判的行为——不思。

在弗洛姆的论述中人们逃避自由，在阿伦特那里人们逃避思考。尽管现代人尚且“并未获得不受他人干扰独立思考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⑧尽管思考是一种孤独的行为，尽管思考需要足够的勇气，但我仍然要呼吁人们去思考，用独立思考来对抗平庸之恶。在思考的基础上，每个个体才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这是极权之下拯救之途，也是最根本的拯救之途。

注释：

①参见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2007（2）：17.

②参见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2007（2）：96.

③参见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2007（2）：110.

④参见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2007（2）：141.

⑤参见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921（5）.

⑥参见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2011（7）：1，10.

⑦参见哈维尔.哈维尔文集（电子版）.

⑧参见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2007（2）：74.

［1］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2）

［2］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

［3］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商务出版社，1921.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