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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读《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2016-11-26聂运伟

长江文艺评论 2016年4期
关键词:但丁天真诗人

◎ 聂运伟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读《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

◎ 聂运伟

五月槐花香的时候,去桂子山下参加华师文学院的研究生论文答辩,天无把他与天真合著的《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送给我。中午休息时,读了几篇,很是喜欢。他们的文笔,常常是举重若轻,看似随感而发,但仔细一想,又分明透示出大量阅读和恒久思考的积淀。和天无分手时,我主动说,一定为此书写一篇书评。本想在七月中旬去欧洲之前写出的,可把书认真读了一遍后,突然觉得很是茫然,我读懂了吗?或者说,我该如何写出我的读后感呢?很少写书评的我,又喜欢看书评,看了许多书评又很失望,要么一些书本身就是拿文字做世俗交换的产物,可写书评的人偏看出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看这样的书评比看被评的书更倒胃口;还有一种书评,那就是极尽奉承之能事,完全不知作者思想、学术的来龙去脉,硬是把好好的一本书按自己浅薄的理解,生切成几大块,还自以为是。有如此想法,自然想勉励自己写出一篇自认为好的书评。谁知想来想去,就是无法落笔。在准备去欧洲的行李时,我带上了天无给我的书,或许,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在一种随意的阅读中,我能真正走进他们的思想世界。

从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自己为什么喜欢天真和天无的这本书?近些年来,回归到曾经失落的读书生活,有些书,如史华慈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文版和英文版,都认真读过好几遍,我喜欢,因为它从理论上拓宽了自己阅读、思考中国思想史的视野,只是阅读过程又分明缺少悦情的轻松,只有思考的沉重感。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把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读了又读,无非是想解惑,想寻求思想重新出发的方向,这样的阅读,看似想通了许多问题,却又带来更深层的压抑感。为何如此,我不知道。理性和感性的撕裂,此病由来已久,哲学借黑格尔的名言——存在是合理的,合理的终会存在——安慰自己,其实是知识者放弃立场、逃避现实、自我麻痹的一剂毒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被知识和逻辑规训了的主体,如同被权力规训的主体,思想的自由度是有限的,他失去了用情感的方式表达个体生命的意见:喜欢不喜欢。所以,诗高于哲学和政治,诗人比哲学家、政治家更有魅力。热爱诗歌的天真和天无,他们对现实和人生的意见,在尖刻、极端抑或冷峻的言辞里,却有着生命的体温——疾恶如仇是诗的天职,是真正诗人永远不会改变的立场,对善的永恒追求是诗和生命的本真。在佛罗伦萨逗留的几天里,正好遇见名为“达利遇见但丁”的展览,看了达利图说《神曲》的100幅画后,又去过但丁的故居,还在意大利许多城市看见但丁的雕像,联想到《真无观——与他者比邻而居》中多次提到但丁,而且还有一篇以但丁为题的文章《但丁与个人化写作》,于是决定以但丁为题眼,写下我的读后感,以此感念天无和天真在一个思想荒漠时代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诗意之泪。

诗人之所以高于哲学家和政治家,根本在于爱憎分明,就像但丁一样,把贪婪专横的教皇送进地狱,绝不顾及教权的神圣和威严,他不要哲学家的一分为二,也不要政治家的审时度势,更不会要商人的精明盘算,“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人间的清白二字,大概只有但丁这样的诗人才要去分辨清楚,容不得貌似逻辑的狡辩、权力的自我粉饰和利益的交换。所以,但丁强烈而决绝地表示,如果他不能以诗人的荣耀身份回乡,戴上家乡为他准备的桂冠,他宁愿永远在亚平宁半岛流浪。今天佛罗伦萨的但丁墓,其实是一座空坟,距佛罗伦萨77公里的拉韦纳小城,才是诗人的归葬之地,可惜,“太阳还是同一个太阳,千年托身之地却早已不是故乡”(《诗人还乡:在末法时代衣锦夜行》),用不着叹息但丁的身世,他在《神曲》里为自己找到了永恒的故乡——天堂,在那儿诗意栖居着。700年后的今天,处在末法时代的我们,不管是5000年,还是10000年,人生苦短的我们,能否像但丁一样在诗的旋律的导引下皈依天堂呢?我和天无、天真一样地悲观,因为在末法时代:

媒介是如此的发达,信息是如此的丰富,空间是如此的逼仄。我们的眼前没有视野,投向任何一个方向的目光,都会被高墙挡住,被七彩霓虹所欺压,被汽车、粉尘和噪声搅拌浇铸;我们的水流从来不会自西向东,而是从上水道拐向下水道,早已没有青荇在水底招摇成柔软的波浪,只有可猜疑的无法中和干净的化学成分;我们的星星月亮、吴刚和嫦娥都和太空垃圾属于同类材质,更别提我们的爱人和爱情了……(《谁将为诗唱一首安魂曲》)

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其传递的思想无疑源自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的分析和批判,但它不是西式抽象的哲学话语,而是纯粹的汉语表述,融思于情,理性的知识判断只是我们推开生活现象之门的一种外力,如何唤起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感觉、体验之中的灵魂之“痛”——激发我们直面惨淡人生的内驱力,迫使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眼去审视,用自己的体温去测试人间的世态炎凉,让哲学之思变成冷峻的想象之箭,呼啸穿越苍凉的历史时空,这就是诗,这才是好诗。类似这样的表述,在天无和天真的书里,或长或短,随处可见。比如谈及中国当下文学语言之乱象时,《被质押的语言——再读马尔库塞》一篇里写到:

资本主义的美国没有“传统”的负累,美国人只需思虑能否把人自己从现代化的技术极权主义治下解救出来。而我们的语言及其所映射的人性所受的是多重质押。一代又一代皇朝从儒法道等百家学说中各取所需,抽绎出治人之术,逐步融合成完备顽固的专制道童。它没有来得及在民族心理中消散,苏联老大哥有给装备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文韬武略。无休止的思想改造和群众运动终于造就了国人举世无双的思想意识形态和表达方式。而当下,忙乱的接轨又带着各种沉疴集结在技术理性麾下。这种结合而生成的超级魔怪,觊觎着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一种能力,一种把思想嚼烂,吸收精华后转化成为自己的生命呼吸的能力,读鲁迅的杂文,读朱维铮的史论文章,读陈平原的民国思想史研究,读王乾坤对鲁迅“孤独”的解读,读王彬彬《陈独秀留在沪宁线上的鼾声》,读陈丹青说鲁迅“好看”、“好玩”的文章等等,莫不惊叹这些文章之妙,自愧不如,举这些例子,倒不是说天无、天真已是作文大师,而是以自己对好文章的鉴赏标准来看,天无、天真的为文确有大家气象。咬文嚼字是文人一辈子的功夫,重要的是,作为诗人(他们年轻时都是诗人),推及所有关注天道人心的文人,唯有在一己之痛中看出天下之痛,并视天下之痛为一己之痛,方名至实归。艾略特说“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仅学中国式《文学概论》写诗的人,是很难理解艾略特的这些话的,只有透彻理解几个伟大诗人的生平和命运,才会参透诗与人生的血肉关系,我甚为赞同天无对艾略特诗学观点的解读:“但丁正是艾略特心目中‘逃避’者的典范:唯‘逃避’才能换来艺术上的‘新生’;唯‘逃避’才能使一个人的爱情,变为众生爱情的写照”(《但丁与个人化写作》);“三流的诗人看重的是自我的个性与他人的个性的差异,一流的诗人期望达到的是自我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新媒体与新世纪诗歌》)如此,诗人才会像叶芝所说:“他在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人说话同时,开始为人类说话了”。有此理解,天无、天真对诗坛现状的抨击并非少不更事的意气用事,相反,他们是在竭尽全力地陈述:何谓诗,诗人何谓?请看对某些自诩为先锋诗人的描绘:

在我看来,太多的先锋早已混同于时尚英雄,他们就算跟别人碰巧走在同一条路上,也一定要走在前面,而没有想到并非自己领着潮流,而是潮流领着自己。需要始终居于先锋的艺术家,他们的内心并不独立,因此他们的自我感觉、思想意识需要特别彰显,并期望被特殊对待。这是一种精神依赖症。(《已知的都是小意思》)

当诗变成一种时尚,变成一种功利,诗人就变成了俗人。这样的诗人,我知道他们活得很累,很辛苦,当然也很精明。他们需要鲜花、掌声和奖项,需要媒体对自己的名字给予记忆的体温,于是,先锋也好,乡土也罢,顺潮流行,逆潮流也行,只要能达到所欲的目标,什么手段都可以上。因为“他们的内心并不独立”,他们以个性、时尚、权力的名义作践自由,作践诗歌。与此相反,“诗歌,是人抗拒不自由的标记”,“我们每个人都是诗人,至少是潜在的诗人:我们谁不想要自由,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刻起,到你化成灰的那刻止”(《在越来越逼仄的世道里不停地回车》)。普希金“若为自由故”,一切均可毅然抛弃的姿态,今天安在?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骨气,何时再现?看看那些自称在写“诗”的人,苍白的语句,空洞的哲理里,摇曳着功名利禄的身影,隐藏着阿谀奉承的嘴脸,滑稽、可恶之外,还得加上可怜二字。他们患上的不是“精神依赖症”,而是名利依赖症。对这样的“诗人”,“哪怕你在世人心目中显得精彩绝艳,哪怕凡有水龙头的地方流出来的都是你写的句子,你也不是一个诗人”(《诗人:死于不死于恶死之时》)诗人,应该像但丁一样,矗立在自由的广场,至少,意大利人是这样理解诗人的!天无和天真也如是说:“一位视文学为自由的作家也一定会严肃而严谨地约束自己;文学的自由不是由谁赐予写作者的权力,而是内在于文学这一古老艺术的灵魂之中。因此,对于写作者而言,自由是一种信仰,他得为这一信仰而义无反顾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使文学朝着理想目标前行”(《“文学就是自由”》)。就我对但丁的理解而言,诗人,真正的诗人,是自由的践行者,“哪怕诗歌的失败是命定的”,也要“朝着自己设定的那个不可企及的目标,也就是朝着失败,从容迈步”(《失败是诗人的宿命》)。

“开始为人类说话”的诗人才会走在寻找自由的路上,“诗不是形而上学。它首先是一首歌。因为它是世界的青春,它歌唱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实,树林、小鸟、云朵、星星,它是一种本能的自然延续……所以,诗不仅仅是文学的精髓,它首先是一种生活的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经过了人工的培养,但根本上是自然天成的。”这是马塞尔·雷蒙在《从波德莱尔到超现实主义》一书中引用的一段话,出自本雅明·封丹的《伪美学论》,马塞尔·雷蒙借用封丹的话反对超现实主义的故弄玄虚。当时我正在为写《达利遇见但丁》一文而读书,读到这段话,觉得用来描述天真、天无以及他们两人的诗歌理念,再合适不过。在《谁将为诗唱一首安魂曲》里,因江边涂鸦的诗作引发的议论,不正如此吗?

诗歌依然被许多人当作一种特别的东西对待,就像家园亲情依然是许多人的寄托一样。这些人,他们读诗写诗都在人们的见闻之外,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他们因为诗歌得到某个奖项、受到某种赞誉,一定也高兴得不得了;没有这些东西,也完全无所谓。对于这些人来说,兴观群怨不仅是诗歌的功能,也是他们在世上生存的方式。他们永远不会看到、更不会理解,很多的诗人正在进行着的各种运作、操作或制作。

还有:

无论你做什么,诗都帮不了你,但如果心灵中真有一处文学领地,可以使处境困窘的我们出其不意地得到欣慰,甚至感到时时充实,也或者只是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持那种安详和体面。(《与不同的事物比邻而居》)

这些话朴实无华,却使我感动,因为它们开启了我内心关于诗的记忆,温暖抚慰着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很多年前,我居住的小区里坐着一位修鞋匠,年老、单身,古铜色脸上每一条皱纹里都溢出笑意。修鞋是他赖以生活的事情,可他的收费总是低得让人不好意思,活却做得像艺术品。他的周围永远坐着一群老人和小孩,笑声朗朗,每次经过那里,都不由想起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十几年前,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突然瞥见一个农村少妇,正靠在一捆破旧行李卷上给孩子喂奶,眼中流淌出来的神情,在夕阳的辉映下,是那么的宁静与安详,一下过滤了广场上的喧闹,心中因候车引起的焦灼感顿时冰释,眼前仿佛看到米开朗琪罗的雕像《圣殇》,宛如听到但丁在《新生》中的吟诵:“如果慈祥的宽容的主愿意,我的灵魂也可以看到那爱人的灿烂,也许可以看到圣洁的贝雅特丽齐的辉煌——她的神情已经凝住在那 (时代圣洁的)神明的脸上”;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意大利小城锡耶纳,田园广场和一条古老街巷的交接处,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坐在斑驳的石条上,独自拉着小提琴,她是那么的专注,悠扬的琴声引得路过的游人纷纷驻足,我想,700多年前,但丁游走锡耶纳的时候,大概也听到了这样的琴声,生命在诗意里的绵延,恰如意大利诗人塞何里·帕维泽的诗句:“沐浴在灿烂阳光下的记忆啊,在平静如水的日子里,会时时重现”。……生活里,诗意的瞬间无处不在,常人的感动往往转瞬即逝,而诗人,会用诗行把这些美好的瞬间变为永恒,所以,“不是诗人打动了读者,而是诗人把无数读者已有的却又无法说出来的喜怒哀乐还给了读者。”(《新媒体与新世纪诗歌》)11月25日,华中科技大学“春秋讲学第8季喻家山文学论坛”会议上,天真做了一个主题发言,题目是《有多少故事等待讲述——读勒·克莱齐奥》。其中一段话依然这样解释着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作家用这些细节,似乎要擦亮我们的眼镜,拭去我们头脑和心灵中的锈迹。他通过写作唤醒读者,以正视无名的存在。所以,他写下那么多奇异的故事、孤单的旅程,写下那些异族、异类、异端的人,写下那么多弱小者、底层人的徒劳的挣扎。”

“正视无名的存在”,是诗人的道义使命,如艾青:“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正视无名的存在”,亦是诗人对善的信任与寻觅。在《追寻那微弱而坚忍的人性之光》一文里,作者引用了卡尔·雅斯贝斯的话:“无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那些正视无名的人才拥有抵御虚无的保证。但与此同时,无名又是非存在的生活,其力量无可比拟和不可思议地强大,它发出了摧毁一切的威胁。无名,乃是我为了成为一个人而努力与之一起飞升的东西——如果我寻求存在的话。”天无和天真读书的年代,正是存在主义流行的年代,他们接受了哲人们的睿智,不再相信虚假的粉饰,但他们仍然坚信:人心之光,尽管“微弱”,却依然“坚忍”地存在;尽管“这是个污言秽语、强人欺世的时代,它不给诗以任何位置”,“但并非不需要诗,改变这个现状非得仰仗诗的精神不可”。(《关于我们以诗抗恶的梦想》)我以为,这不是一个“梦想”,因为“我们仍然将在诗歌里若有所思,‘思那已逝者,盼那将至者’”。(《诗歌回忆,兼致“一二·九”》)但丁以“诗意的善”作为穿越苦难的火炬,“《神曲》的内容既美丽又使人愉悦。它不但指引了男人,还教育了妇女和孩童。文章里隐藏着令人回味的深刻意义,让知识分子在一阵焦虑思索后,重新获得了精神的能量和养分。”(薄伽丘:《但丁传》)揭穿黑暗,指向光明,《神曲》道出了诗的伦理本分。今天的中国诗坛,路在何方?诗人的意义何在?

在现代中国的权力与资本逐渐合流的语境里,我们普遍采用“知识生产”的概念,这或许是某种基本事实,但从价值理念上来说,恰恰是精英人物必须反抗的东西。否则,精英的灯塔意义竟又何在呢?福柯、布迪厄的理论很现实,也很好用,但他们最糟糕的是,没有为人类文明史的走向点燃明亮的灯盏,哪怕是一盏温馨的小桔灯也好呢?然而不,他们或许是坚持求真的学人,在一往无前的求知路上执着前行、风雨无阻;但他们忘记了,人是需要方向的,茫茫大众就更是如此。(叶隽:《场域思维与学术归位》)

天真、天无说我们处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我补充一句:我们处在一个史、思、诗被撕裂的时代,历史的世俗化、思想的虚无化,正肆无忌惮地玷污和肢解着诗的魂灵。但我不悲观,我和天无、天真一样喜欢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去海德堡的时候,我追踪歌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思绪,踏上了渴望已久的“哲学家小道”。我本以为,那条小道上一定有许多哲学家的遗迹供人瞻仰,出人意料的是,被称为哲学民族的德国人在“哲学家小道”上只建有一个纪念碑:诗人艾辛多夫 (1788—1857)。但愿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特录下艾辛多夫著名的诗歌《月夜》,以兹证明:诗歌不死。

曾经,那苍穹

静静的吻过大地,

此时在斑斓花丛

她梦想着与他相遇。

清风曾经拂过这片土地,

麦穗随之轻舞,

树梢为之摇曳,

这是一个月朗星稀的静夜。

我的灵魂

舒展开它的翅膀,

掠过这寂静的田园,

飞翔,回归她的故乡。

聂运伟: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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