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富道

我为什么还在读晓苏的小说

◎ 刘富道

新近问世的《长江文艺评论》杂志，把吕志清、晓苏、曹军庆等三位湖北实力作家放在一起隆重推介，并将他们命名为“荆楚三杰”。这三位小说家，我早就开始关注了。比如晓苏，我读他的小说，已经有二十几年了。我给晓苏写的第一篇评论《黑灯在我眼前闪亮》，是在1993年。后来我陆续为晓苏小说写了《黑色幽默之星》《走进荒诞的真实——读晓苏〈苦笑记〉》《晓苏小说密码解读——漫议晓苏三花小说》。这些文章，都收进了我即将出版的个人文集之中，并专列一辑，名为《晓苏小说论稿》。

我为什么还在读晓苏的小说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很多话想说。

放下身段说故事

我已经77岁了。说这话有啥意思呢？我是想说到了这个年龄，很少有人还在读小说，我也几乎不读小说。我不读小说，因为在小说这个领域，我自以为见多识广，古今中外小说的套路，大体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晓苏的小说，我还在读。最近读到晓苏的小说，一篇是《除癣记》，一篇是《道德模范刘春水》，都是在手机上看微信传来的文本。

传给我这两篇小说的人，是武汉黄陂年轻女作家翟锦。看过《道德模范刘春水》那一篇，我留言说猜到了结局，她回复说她也猜到了。如果是面对面的对话，我们肯定会相视会心一笑。

我专门找来的《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2期，集中介绍“荆楚三杰”的那一部分。我读了晓苏的《寻找小说的可读性》，他不矫情，没有顺着评论家给他的各种桂冠，大谈他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作品的“意思”与“意义”之间，他首先紧紧抓住的是“意思”，满足读者阅读的期待，再才是留下可供揣摸“意义”的空间。作为小说家，他的选择是，先说好故事。

很长时间以来，小说家和小说评论家对于小说与故事的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争执。小说离不开故事，但很多人却忌讳小说说故事，总以为小说是高于故事一等或几等的文体。大多数小说家的艺术追求，是在淡化小说中的故事，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免于说故事之讥。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小说家，晓苏不是不知道小说中故事的配比，也不是不会玩弄解构之类的把戏，他是不屑于在如此高雅的红地毯上行走。晓苏的小说创作之路，是一条通往民间阅读的土路。晓苏公开宣称寻找小说的可读性，就是要大大方方地放下身段说故事。

在我看来，一位小说家写出谁也读不懂的《尤利西斯》固然伟大，一位小说家写出谁都能读懂的故事不能说就一定不伟大。放下身段说故事，有什么不好呢？我的感觉是，读晓苏的小说，读起来不累，读起来有味，读起来好玩。正因为如此，我七老八十了，还在读晓苏。

由于晓苏以说好故事为荣，他的小说就在“说”字上下功夫。在他的小说里，找不到华丽的写景，找不到矫情的抒情，更没有故作高深的议论。有的只是，可爱的平实、直白、睿智、讥俏。他的小说标题，没有一个是在玩意境、装深沉、摆阔气，而是直抵故事的要核，或直指写何人，譬如《酒疯子》《三个乞丐》；或直指写何处，譬如《天坑》《松毛床》；或直写何事，譬如《花嫂抗旱》《猪栏里养狗》。有多篇作品，他直书为记，如《除癣记》《卖糖记》《传染记》。早前有长篇三部曲，标题分别为《成长记》《苦笑记》《求爱记》。可以这样说，晓苏的小说标题，挂羊头就卖羊肉，挂狗头就卖狗肉。

说故事并不妨碍写出经典小说

“如今上市的短篇小说，很多框架就不是短篇的框架，语言就不是短篇的语言，有太多的思想内涵，而无耐人寻味的韵味。晓苏的作品，恰恰在这方面使人感到短篇小说复活了，重现了短篇小说的魅力。”这是我读晓苏的小说集《黑灯》之后，于1993年写下的文字。那时，我称他的《两个人的会场》和《三个人的故事》为当今中国农村生活小说的名篇。几年后，我干脆说，这两个短篇，可谓当今农村生活小说的经典之作。

不要以为晓苏就是一个传统的老式小说的写手。他的作品中，暗藏着的现代小说意识，一般不为读者所察觉。就说近作《酒疯子》吧，由小卖店男主人以第一人称叙述，酒疯子谎称村长死了，自封为代村长，于是有许多想入非非的设想。所有设想，其时态都应该是未来时，而酒疯子与店主畅谈起来，自然转换为现在时，或者是过去时。酒疯子想当上村长的重要目标是，可以与村长的女儿成为相好，他想着想着，说着说着，就像真成为相好了，真约会一起吃过小龙虾了。晓苏一不小心就让酒疯子玩了个小穿越。

晓苏从进入小说创作之初，就与黑色幽默结下不解之缘，黑色幽默并非指写黑色事物，他知道一般人不喜欢黑色，于是偏偏故意让黑色弥漫在他的小说里。小说集《黑灯》如此，长篇小说《大学故事》也如此。

我为什么还在读晓苏的小说？因为晓苏的所有故事，线条都十分清晰，看起来不费劲。他的诀窍是选择由谁来讲故事。当然大多数时候，都是晓苏在讲故事，第三人称贯通全篇。但有些时候，晓苏懒得自己讲了，他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讲，譬如《道德模范刘春水》，就是村长、丈母娘和女婿刘春水三个人物分别讲，三节三个第一人称。

挠到人性的痒处

大约是1988年，我主持王振武中篇小说《生命闪过刃口》研讨会。这篇小说写得惊心动魄。一个北方部落与一个南方部落展开了残酷的杀戮。北方部落只剩下一名青年男子，南方部落只剩下一名美丽少女。少女在清江沐浴，她初潮来了，染红了江水。两个部落的最后一人，停止了继续残杀，他们选择和好，让生命得以繁衍，使陶艺得以交流。这部作品写到了性，写得非常大胆，写得非常美。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发言，为了肯定作品的正当性，他说他读这部作品不会产生邪念。座中有位青年哲学家，对王氏小说极为推崇，当即按捺不住地反驳说，如果读这部作品不会产生邪念，只能说明这部作品失败了。

哲学家的意见，于我有如醍醐灌顶，让我对这一绕不过去的文学问题，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1993年出席晓苏作品研讨会，我想挑明说晓苏小说中的性意识，但囿于自己的行政身份，怕产生不良效果，也怕给晓苏添麻烦便没有说出来。当年写文章时留了个尾巴，大意是等有闲暇时再就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直到20年过去了，2013年，我写《晓苏小说密码解读——漫议晓苏“三花”小说》，才挑明说了出来：

“三花”小说，每篇标题带个花字，这也是一种文字游戏的玩法。不说花被窝、绣花鞋了，那个参与抗旱的花嫂，什么姓不可以姓呢，为什么偏偏要她姓花？她所在村子，都不姓花，她是唯一从外村嫁过来的花姓村民。在汉语里，花的引伸义，用来形容一切美好的事物，也用来比喻婚外情如花心，用作朴实本分的反义词如花花公子。因此，三花小说，渗透着显而易见的性意识。

上述三花小说，指晓苏前些年连续发表的三个短篇《花被窝》《回忆一双绣花鞋》和《花嫂抗旱》。所谓晓苏小说密码，就是那种隐喻性的性意识。他真诚地坚守了文学的人性立场。他的小说好读，以至我至今还在读，也因为他的文本直抵人性的痒处。

人性的痒处在哪里？有个小故事，我憋了几十年，今天必须说出来，再不说就没有时间说了。在晓苏所写的那个有油菜坡的地方，五十多年前我去过一次，在县城里住过多天。当时亲历了一个真实的小事件。县城驻军有个老班长，他每个周末可回家同妻子团聚一天，而在一周的其他六天中，其妻每天都要偷情。老班长忍无可忍，庄严地提出离婚。县法院调解时批评其妻，怎么能这样做呢？其妻当面指责法官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你的耳朵痒，还要找个小棍挠一下呢。这是真事，虽然粗俗，但你无法否认，那个女人的大实话，就是人性深处的痒处，或者是痒处之一。

晓苏在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中，没有绕过这一人性的普遍存在，大胆而又有节制地写性，乐此不疲地写性而又常写常新。不过本老汉每每带着一点可爱的邪念读着晓苏的小说，屡屡都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其实，他的涉性文字写得干干净净，其实没啥。

刘富道：湖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