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醒龙

文学血统与世界之心
——第四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总结发言

◎ 刘醒龙

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了，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李敬泽副主席在致辞中提到，这次会议的三个议题：翻译的权利与边界，当代汉语的扩展变化及翻译的新挑战，可译与不可译——国际书写的困惑等，可以说是文学翻译永恒的话题。会议正式展开研讨之前，我曾猜想，汉学家与中国作家们要从何种角度进到这个伟大的话语中。来自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的达西安娜·菲萨克女士第一个发言，便出乎意料地从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角度进入其中，并引起研讨会期间持久的热议。达西安娜·菲萨克女士开门见山地谈到中国人名用拼音方式翻译，很不好，无法传达中国人的姓名中包含的广泛的意义，而且用拼音很容易出现雷同。在我和来自荷兰的林恪先生为双主持人的第二组，这个话题讨论了近两个小时，并迅速诞生一位插话女王——来自德国的郝慕天女士，为这个话题奉献了不少思想火花。平凹兄不愧为大师，几句话就点出中国人姓名的关键所在，认为中国人的姓名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表现，没文化的人给孩子取名往往是最直接的狗剩和狗蛋等，有文化的人给孩子取名，则会考虑多重寓意，包括名字好不好念，是不是朗朗上口等。我赞同平凹兄的观点，中国人的姓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单元，更是一个人文化命运的起始。不要说作为领导人的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名字是非常有讲究的，就是作家莫言、苏童等，也在开始写作后，就有意识地不再用本来的太过平常的名字，而使用更有意蕴的笔名。这种名字，还可以扩展到千百年来的各个王朝的年号，看上去姓名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实则大不简单，只有几个字的姓名，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是睁开眼睛就要面对的文化熏陶与心理警醒。

文学翻译要始终保持在特定的文化下面。有一个关于中国的百万富翁父亲和美国的百万富翁父亲与儿子谈自己拥有的财富的故事：美国父亲告诉儿子，说自己有一百万美元，接下来会马上说，这些钱是我挣来的，与你无关，你的钱要靠自己去挣。中国父亲对儿子说自己有一百万人民币时，一定会加上一句，这些东西老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往后都是你的。表面上是一个关于财富的故事，实际上十分准确地表现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一大区别。中国家庭文化是以“仁”“孝”为主轴的，不仅是晚辈对长辈的生生死死承担责任，更有长辈对晚辈的喜怒哀乐所承担的义务。六十年代以前，鄂东大别山区还流行一种风俗，孩子生下来后，家人会将胞衣（胎盘）埋在后门，待孩子长大成人以后，长辈会将那个地方指给他看。这个风俗在客家人中也有流行，客家人是将婴儿的胎盘直接埋在自家厨房的门槛下面，无论孩子长大后走多远，都会记得自己的另一块血肉还在家中埋藏着。中国文化讲究血浓于水，血脉相传，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东西只有放在血脉之中才能体现特定意义。西方对人的研究，往往会从医院与教堂的出生纪录开始，中国文化中对人的研究是从地方志和家谱开始的。抛开血脉传承，就事论事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一切艺术之母，就在于文学承载着我们不能或缺的文化血脉。

技术性问题总是暂时的，文化才是作品的深刻所在。中国太大，中国文化也太丰富，所带来的文学文本也千千万万，这让中国作家作品的如何翻译成为一个问题。长春的作家胡冬林几乎不为外界所知，但他的成长与写作方式却很独特，十几年来躲在长白山中，认识两百多种鸟，一百多种动物。在教科书和相关电视科普节目中，都说水獭通过水中交配进行繁殖，他却是第一个发现雌雄水獭在雪地上完成一场风花雪月事。诗人雷平阳谈到，有译者曾想翻译他的诗歌，另外一位译者却从中阻拦，说雷平阳是体制内作家，不能翻译他的作品。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有体会，2 0 0 8年5月汶川地震时，中国作家代表团正好在韩国访问，在座的朴宰雨先生曾当面对我说，我知道你，你是主旋律作家。姑且不论这类判断是否准确，将西方的政治性选择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是对中国文学的大不敬。

来自奥地利的青年小说家科内莉亚·特拉福尼塞克说，对德语国家的读者来说，中国作家作品仍然被理解成是政治的，几乎只有符合读者预期的中国形象的文本才被接受，西方读者期待看到能印证他之前的预期想法的作品，这包括与自己相关的文学作品，能引起共鸣的或者是能让自己感到震惊和同情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品位的、值得阅读的中国文学作品得不到关注的原因。要消除对中国文学兴趣的政治化，需要一个新的翻译环境，挑选文本时要考虑的是：作品是否能得到国际读者的认可，阅读作品时是否有美的享受等。总之，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考虑政治因素。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做到呢？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是充满政治的，我自己就不能超然于政治。

科内莉亚的观点很有针对性，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但我是深表同意的。莫言先生说，翻译文学所遇到的困难，看起来是来自语言，但其实是来自文化。中国文化有主流，中国文学也有主流。2 0 1 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蟠虺》中有这样的一段闲笔：春秋战国看似天下大乱，实际上仍存有强大的社会伦理底线。公元前5 0 6年，吴兵3万伐楚，楚军6 0万仍国破。吴王逼随王交出前往避难的楚王。随王不答应，说随国僻远弱小，是楚国让随国存在下来，随国与楚国有世代盟约，至今没有改变。如果一有危难就互相抛弃，就算吴国也与随国签订了盟约，随国又能用什么来服侍吴王呢？吴王若将楚国灭了，楚国与随国的盟约也就不存在了。随国自然会像服侍楚王一样服侍吴王。然而，眼下随国是断断不能将楚王出卖给吴王的，否则，不仅随国将无法取信天下，就是吴王也会因为威逼随王，让品行高贵的随王变成背信弃义、卖身求荣的小人而受到天下人的耻笑。随王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让吴王觉得理亏。史书上特别提到，吴王是羞愧满面地引兵而退。此处的羞愧也体现出一种大义。春秋大义是中国文学一直以来的主流。对春秋大义的传承是中国文学的灵魂所在。

一部文学作品，哪怕只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也远比逗得十万人无聊痴笑来得重要。能让一座城市狂欢的文字，很快会被这座城市当成垃圾扔掉。经典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一切艺术的母本，就在于文学是用我们的母语创造的，文学承载着我们母语的全部精华，成为我们不能缺少的文化血脉。经典文学能给阅读者接种文化疫苗，使我们不会轻易受到化装成文明符号的病毒的侵害。对社会公众来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是抵御伪文化的卓有成效的免疫抗体。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来说，也应当如此。作为主流的汉学家应当让自己的翻译作品成为了解中国历史主流、中国社会主流、中国文化主流和中国文学主流的有效窗口，而不是偷窥中国社会毒瘤的猫眼，用中国话来说，这叫窥阴癖，是一种不健康的文化心理。

贾平凹先生在主旨发言中谈到，中国作家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上，因个性、习好、修养的不同分为两个支脉，一支是《三国演义》《水浒》，在我看来实际上是《西游记》《水浒》；一支是《红楼梦》。前一支可能好翻译，后一支可能难翻译。前一支容易出成果，后一支才最为中国人所推荐，是真正的中国文学经验。

莫言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谈到翻译的错译问题，有译者因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将他的作品中的“八路”，翻译成“八号公路”。在文学翻译中很难避免不犯错误，就像莫言对错译他的作品的译者那样，作家要以宽容之心对待译者，译者也要心怀敬意处理原作的每个语言单元。

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本着热爱与善意，真诚坦率地谈到新近兴起的孔子学院学者与传统汉学家们在传播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过程出现磨合不顺当，如何才能实现和谐、合力，如何才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而不是小于二的效应。

在铁凝主席的家乡河北省，著名女作家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过的桑干河边，有个名叫泥河湾的小地方，于2 0世纪7 0年代出土了一只十万年前的古人类头盖骨，头盖骨上有一只人工钻出来的小小圆孔。差不多同一时期，大洋彼岸的印第安人，也用工具在某个人的头盖骨上钻了同样大小的一个洞。考古学家经过考证认定，那是黄种人祖先和印第安人祖先，出于相同目的，试图将寄居在这些头脑中的灵魂取出来修理一番，除掉那些给祖先们带来病痛的魔鬼。古老的开颅术与现代脑科手术，相隔十万年，其目的还是一样的，没有丝毫改变。再过十万年，科学技术的进步，也许能使人类能够摆脱生与死的纠结。但是科学技术永远解决不了灵魂问题，对灵魂的追寻与守护，是文学永远也改变不了的重要责任。

文学是人类表达幸福与痛苦的重要工具。铁凝主席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如果回到2 0 1 0年以前，中国文学现今的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刘欣慈获科幻文学雨果奖，除了这些光照世界文坛的文学成就，还有国内文学事业的蓬勃与兴旺。如果要说什么，真的要感谢，这些年中国作家协会正确的思想方针，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促进所起到的巨大作用。1 9 9 1年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这一次坐高铁到长春，同样是纵览中国北方大地，感受到的是天地翻覆。发生巨大变化的还有中国文学的国刊《人民文学》，也是从2 0 1 0年以后，一口气办了英法德俄日韩西班牙等多个外语语种版本，这其实也是中国文学翻译走向世界的最快捷窗口与平台。

莫言先生由在中国乘坐高速铁路所体验到的快速谈到，什么都能快，文学不能快，文学翻译也不能快。在世界快速巨大的变化中，有一种东西从未改变，那就是被文学所守护的人类灵魂。在日复一日的人生中，在忽隐忽现的幸福与痛苦中，文学是人类替自己发明的伟大的表达方式。在我们生活中，能够拥有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读懂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不要说胜过那些日常珍爱的小宝贝，甚至比战胜某个情敌，赢得一场爱情，更让人荡气回肠。

十万年前的中国前辈与印第安前辈，将灵魂从头脑中取出来，修理掉属于魔鬼的部分，再归还原处，这种被付诸具体实施的想象，如今是由文学来实现的。从有文字以来，那些被人类长久传承的文学，便是人类认识灵魂、理解灵魂、记住灵魂的重要途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都有其独立存在光荣与梦想，在相互传播，相互阅读的过程中肯定存在形形色色的差异，重要的是通过文学的相互流传与交融，更加重视对方的存在，善待彼此的文化。

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才办到第四届，就表现出如此高水平，在座各位能看到第四十届的人恐怕很少，但大部分是可能看到第十四届的，相信那时我们再聚时，无论是各位汉学家，还是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都会更精彩。

刘醒龙：武汉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