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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文化软实力

2016-11-26陈国和

长江文艺评论 2016年4期
关键词:咸宁文化

◎ 陈国和

咸宁文化软实力

◎ 陈国和

一、温馨与浪漫

“咸宁”这一城市名称,有文献可查的记载出现在周朝,《周易》中就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尚书·大禹谟》则载有“野无遗贤,万帮咸宁”。咸宁现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和湖南、江西接壤,有“湖北南大门之称”,是武汉城市圈成员城市之一,是“中三角”枢纽,管辖咸安、赤壁、嘉鱼、通山、通城和崇阳等一区六县。

咸宁是我国著名的“茶叶之乡”。关于咸宁茶叶历史的记载最迟在晋代,晋代陶潜的《续搜神记》中就有记载:“晋武帝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这里的“武昌山”实际上指的就是咸宁九宫山一带。唐代陆羽在《茶经·茶之出》中记载江南茶“出鄂州”,而咸宁是当时鄂州的主体。唐代以后,咸宁茶叶以唐年(即今崇阳、通城)和蒲圻两个县的黑茶最为著名。宋代咸宁茶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以兴国郡和崇阳县为主的两大产茶区,质量、品种、规模、效益等在全国的茶叶产业中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咸宁茶业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茶业成为当时咸宁的支柱产业。《宋会要·食货志》记载:“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5),兴国军之永兴(今阳新)、通山936555斤,……鄂州之蒲圻、江夏、通城、武昌、嘉鱼、咸宁、崇阳177710斤12两。”可见,咸宁当时茶叶产量数量巨大。

元、清两朝,茶叶贸易受到朝廷的严重剥削,茶农民不聊生,同时由于崇阳县令张咏“拔茶植桑”,兴国和崇阳的茶叶产业逐渐衰落。咸宁茶业的重心转向蒲圻,以羊楼洞为中心,咸宁茶业再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清朝康熙年间,政通人和,茶叶交易不受官府控制,咸宁的茶业再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便于运输,制茶世家何氏家族等羊楼洞茶商改片茶为“帽合茶”,后改为青砖茶,建有巨盛川砖茶厂,并大力发展茶业对外贸易,初步占领了边蒙市场。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吸引大批晋商举家携巨资入咸宁,开办茶庄。同时,广州茶商则从通山杨芳购买红茶经广州运往英国。19世纪末英国茶叶贸易转向印度、锡兰,咸宁的红茶走向衰落。

咸宁的青砖茶远销蒙古、俄罗斯,极大地促进了边境贸易,羊楼洞成为亚欧万里茶道的源头。1861年汉口开埠后,俄国商人在汉口设立了多个洋行,这些洋行的主要业务就是采办茶叶,并且特意在汉口建立了顺丰、新泰、阜昌等砖茶厂。

为了更加方便制作制茶,这些洋行于1869年特地派人到羊楼洞出资招人包办监制茶叶,将羊楼洞茶区变成他们的原料供应地,制成青砖茶或米砖。俄国商人在汉口压制或收购砖茶以后,运往恰克图,再从恰克图运到西北利亚和俄罗斯市场。后来,俄国商人调派义勇舰队,将砖茶直接输入西方。羊楼洞的砖茶沿亚欧万里茶道将咸宁文化、华夏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1]

咸宁的茶文化根植于九宫山的道教文化。九宫山自宋代以来成为全国四大道教名山。九宫山道教兴盛,道士茶也兴盛起来。《九宫山志》记载“稚三峰高地,有茶一倾。……道徒拾柴采茶,锅炒之,手搓之,阳干之”,九宫道士茶产茶甚早,制作精良,品种众多。九宫山的云雾茶“以嫩叶为贵,味清而不腴”。道士将道士茶的种植方式、制作方法传遍咸宁,也将道教的文化精神传到咸宁民间。这种勤奋而多智,冒险而浪漫的咸宁文化因子就是得益于道家文化的滋润。咸宁民间至今尚有“客来无茶,不成人家”、“香茶留客坐”的民谚和习惯,人们也崇尚和为贵的饮茶风俗。

同时,咸宁市是我国著名的“桂花之乡”。有史料记载咸宁桂花种植历史开始于唐代(一说为明初),兴盛于清朝,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咸宁桂花的品种很多,有金桂、银桂及丹桂、四季桂等四大品种群,32个品种;[2]咸宁的桂花色泽晶莹,香味浓郁,四季飘香,沁人心脾。因此咸宁也有“香城”的美名。

屈原在《九章》中多次写到桂花。《哀郢》中有“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这是屈原离开郢都,在江北流亡行走的路线。《涉江》中则有“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这或许就是屈原南行的路线图。清代著名楚辞研究专家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说:“鄂渚,今武昌府。济江而西,道经武昌”,“自武昌陆行,过咸宁、蒲圻至岳州。”这种说法无疑很有道理,屈原涉江后行走的路线正是湘鄂必经的路线,即在武昌登陆,途经咸宁,过汀泗桥,穿羊楼洞,进入岳阳,到了方林(陆路终点),再舍车登舟,乘舲船,下洞庭,溯沅江西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屈原的作品中屡屡出现桂花(树)意象了。

“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屈原艺术的灵感或许得益于咸宁民俗文化的启发,如椒茶待客、焚桂祭月。咸宁于2009年被评为“中华嫦娥文化之乡”。咸安区目前收集到的嫦娥传说有三十多篇,大都属于风物传说和人物传说。涉及的题材各异,主要有嫦娥的身世以及与桂花、景物、食品、人物、民俗等的传说,涉及嫦娥的歌谣有十六首、歇后语、谚语数百条。桂花镇盘源村山上有块巨大的石头,表面光洁如镜。传说这块巨石就是当年嫦娥飞天的垫脚石,石头上还有嫦娥飞天时踏出的脚印。因此,当地人称之为仙人墩。清朝诗人董文枢曾有诗《仙人蹬》曰:“钟台山下仙人蹬,仙人足迹几寸深。飞仙飞去就不还,空山一足千年证。仙人一足如泰山,夸娥颠仆山灵哄。”这里的“夸娥”就是嫦娥。咸安的民俗如祭祀和庆典活动,很多与桂花和嫦娥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守月花、敬桂花神、扛春神等祭祀活动和结婚撒帐等庆典。

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咸宁赤壁的青砖茶,还是咸安的桂花;无论是茶文化、还是桂花文化乃至嫦娥文化,都有着咸宁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有着咸宁文化特有的温馨与浪漫。

二、闲适与旷达

咸宁是一座山水城市,城中山水相依,城在山中,水在城中,四季如画。咸宁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最适应人居城市、中国魅力城市、全国首批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和湖北省森林城市等称号。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荣誉的获得主要还是得益于咸宁的温馨闲适的城市文化形象。这种温馨闲适不仅仅表现为咸宁的花影四季,香气三秋,也表现为温泉的沸沸涌涌,雾气蒸腾。

咸宁温泉的开发和利用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宋代的“温泉沸波”就是当时“咸宁八景”之一。咸宁温泉的泉水一般出自岩窟,水激石岩,“蒸如坐暖室,从石隙之。沙沸泡起滚滚上,热如釜”被称为“温泉虹影”。近年来,咸宁市政府积极推进“将温泉资源植入历史元素和文化内核,捆绑式发展以温泉文化为主导的旅游产业”。每年一度的温泉文化旅游节日益成为咸宁城市文化品牌,加快了咸宁城市形象的传播。

其实,温馨闲适也是咸宁人学习、工作、旅游以及生活的一种人生态度。咸宁本土文化专家王建华先生将温泉的文化内涵概括为“澡雪精神”,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精神主要表现为六个层面即:清除意念的庸俗,保持思路纯正;振奋精神;自省、内修,自洁自新,自我反省;磨炼砥砺,提升修养和境界;凝神聚力,端正神志;精神上自省内修、磨炼砥砺。这种概括无疑很有道理。这种文化精神的提炼与概括也显示出咸宁人文化上的诉求。其实咸宁温泉文化的精髓也还在于精神上的温馨闲适。

这种温馨闲适得益于新时期以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人们能从容地享受生活的自由,能自由地享受时代的繁荣。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生的苦难和政治的风雨,这时咸宁文化就表现出旷达的一面。

1969年初,文化部创办“五七”干校。6000多名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及其家属先后下放向阳湖,经历了为期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向阳湖位于咸宁市郊,原属咸宁地区咸宁市(县),现属咸宁市咸安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咸宁一隅,为古今中外文化史之罕见。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才成为历史名词。向阳湖文化名人的经历折射出时代风云和历史印记,他们个体命运的流离,生命体验的承载,观念形态的流变,精神漂泊的羁旅,人文价值的沉淀等等,这些都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咸宁这个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以自己羁旅的生命体验历史与命运的悲凉,在咸宁文化的旷达中放飞生命。从“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萧乾),“向阳湖给了我明亮的研究”(文洁若)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对苦难的乐观;从“怨也向阳,念也向阳”(阎纲)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生命无常的尴尬;从侯金镜不惜以自虐的方式,拼命劳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常行为中,我们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狂狷与坚守;“五七路,长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的歌声中,我们更体会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忠诚与责任。这些文化人的心路历程本身就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的重要一脉,也成为中国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进取与激情

咸宁文化中不仅仅具有闲适与旷达的一面,同时还表现出进取与激情的一面。三国文化、红色文化都是咸宁进取与激情的文化因子的重要表现。

咸宁的赤壁“赤壁之战”而青史留名,一千多年以来,赤壁古战场成为后人遥想三国历史,洞察战争谋略,感慨人生沉浮的主要场所。如诗人杜牧描写的《赤壁》一般,“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也许得益于赤壁之战以少胜多、智慧取胜的文化滋养,如今咸宁在绿色崛起,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开展得有声有色。同时历代文人墨客寄情于赤壁之战,感慨人生风雨。如李白的《赤壁放歌别》、杜牧的《赤壁》,苏东波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都提升了三国赤壁文化的底蕴。“大江东去浪淘尽”,置身于赤壁的人文景观之中,如赤壁矶头的悬崖石刻、南屏山诸葛亮祭风台,金銮山庞统阅兵处,翼江亭、武侯宫、凤雏庵等,我们或许能感受到当年战火的云烟。当然,对咸宁文化当下影响更为深广的是一些深入人心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如周瑜打黄盖、草船借箭、三气周瑜,鲁肃怒斩牛百万等。我们梳理这些具有神奇色彩的三国故事不难发现咸宁文化积极进取和浪漫激情的一面。

在近现代,这种进取与激情的咸宁文化同样书写了非常绚丽的一笔。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职北伐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北伐军从广东出发,进入湖南、湖北。北伐军在两湖地区遇到的阻击是吴佩孚部,吴自称为“百战之雄”,曾在民初军阀混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可是战争开始不久,吴佩孚苦心经营的汨罗江防线即告溃败,岳州、通城、羊楼洞等重镇先后失守,吴佩孚将防御重心放在咸宁的汀泗桥、柏墩等地,由其部将宋大霈、董政国重聚余部,据守汀泗桥,全力阻击狂飙突进的北伐军。同时派遣武汉方面陈嘉谟部万余兵力南下驰援。并亲自率领精锐部队陈德麟、刘玉春所部日夜兼程,南下阻击,试图阻止北伐铁军向北推进。

汀泗桥是在咸宁南部,是南来北往必经之地,粤汉铁路贯穿全境。东边高山耸立,南、北、西三面则有水路包围。

向北推进的北伐军到达汀泗桥时暂处于相持阶段,考虑到北伐军士气旺盛而装备不良,勇于进攻而不善于防御。叶挺建议绕道古塘角,抄袭敌后,全线夜攻击,突击敌人高地,挽救危局,并定于8月27日凌晨2点为总攻。北伐军在正面强攻不下的情况下,由当地农民汪远福带路绕道塔垴山后面,最后前后夹击而取胜。[3]北伐的铁骑已经远去,可是北伐的战鼓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咸宁人。这种进取与激情是咸宁历史文化的沉淀,是咸宁助力中华民族独立、投身现代建设的文化禀赋。

1927年,蒋介石、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向人民,汪精卫也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共湖北省委审时度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鄂湘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要求,制定了《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当时正在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学习的罗荣桓就被派往通城,领导农民暴动。罗荣桓与通城县委取得联系后,马上成立了暴动委员会,并制定了周密详细的暴动计划。8月20日上午,十多名农民自卫军装扮成“共匪”,由原崇阳县团防局长叶重开(实为中共党员)带领骗开城门,智取通城县城,打响了大革命失败后农民秋收暴动第一枪。并于当日召开农民自卫军成立大会,并确定了领导机构。21日,召开全县各区农协代表会,宣布成立“通城县劳农政府”,受到湖北省委的大加赞赏。通城县劳农政府成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罗荣恒领导的“八·二〇”暴动是党的“八·七”会议后农民举行的第一次成功暴动,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罗荣桓投笔从戎的元帅之路也从通城起步。正是因为进取与激情的咸宁文化推动了乃至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咸宁人前赴后继,不惮前驱,为民族独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这种进取与激情使世人至今还缅怀着英雄的伟业。

1937年,“国共合作”后的通城,抗日热情高涨,由石美豪、唐棣分别任队长的通城县保安大队一、三两个中队从通城出发,经沙坪,赵李桥,到湖北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蒲圻(即赤壁)集中,在汉阳蔡甸“九栋营房”经短暂整编集训后,这些咸宁的革命英雄于1937年10月奉命编入湖北保安第5团,在汉口大智门车站登上列车,经过五天五夜到达上海。这些来自鄂南山区的年轻小伙,来不及看看十里洋场是什么样,就马上开赴淞沪抗日前线,对口编入第19路军88师262旅524团第1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的谢晋元团,实际人数为420人,其中湖北籍将士占80%以上,而通城将士就达150余人。1938年8月13日起,在团副谢晋元的率领下,奉命留驻上海四行仓库,与数以十倍的日寇血战四天四夜。他们人人写有遗嘱,抱着必死决心,克服重重困难,与敌血战到底。壮士们坚毅顽强的意志,血战到底的浩然正气,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震惊了整个租界。该团成为抗战初期的四大名团之一。西方列强为避免战火不致危及各自驻沪领事馆,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责令“八百壮士”从四行仓库撤入租界,“八百壮士”不得不在“孤军营”中羁留四余年。在此期间,“八百壮士”与租界各国的绥靖政策和损失民族尊严的行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争。[4]后在新四军的帮助下,“八百壮士”辗转到达重庆,回到88师,未做片刻修整,随之开赴缅甸抗日前线。[5]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将咸宁的文化内涵归纳为温馨与浪漫、闲适与旷达、进取与激情,并进而认定这是咸宁文化的软实力等。但是仅仅这些肯定不能完全概括咸宁文化丰富的内涵和品质。而如何将咸宁的文化内涵与品质提升为文化产业,增强咸宁文化软实力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陈国和:湖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注释:

[1]关于咸宁茶叶发展历史,主要参考陈勋、宗庆波、龚自明、雷该翔的《谈谈咸宁茶叶历史与文化》,《茶叶通讯》2015年第3期。

[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tXuYG-ww SwCEMgRjpzmH4M25NGgQ_jN9vwcOraal5d-mdhDqe YAZHLEZA7cSYigsMb-9u_ObXUKjqs4blLg4eTt2Hip5P lNjv83uh1kdy

[3]余玮:《汀泗桥战役始末及真相》,http://dangshi. people.com.cn/n/2014/0930/c85037-25766379.html

[4]丁一:《通城保安大队·八百壮士·孤军营·其后行踪》。

[5]吕杏庐:《湖北档案》200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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