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建文

(作者单位： 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在经学的语境中开拓文学的话语空间*
——论张英《书经衷论》的文学思想

章建文

在日讲官进讲《书经》之前，康熙帝在南书房预习《书经》，并与张英进行了研讨交流。张英在与康熙帝研讨交流心得的基础上整理出《书经衷论》进呈，与日讲官在日讲基础上整理的早前进呈的《日讲书经解义》相比，两书虽都是在讲筵活动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却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书经衷论》在经学的话语中开拓了文学的话语空间。《书经衷论》从“统”、文体、文法、情感与形象、风格五个方面阐述了他的文学思想，揭示张英在经学的语境中追求道、治、学、文四统合一和对文学自身统绪及相对独立性的思考。

张英；书经衷论；经学；文学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经筵讲官进讲《书经》始于康熙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秋季经筵。只是经筵每岁两举，又不是全部讲《书经》，所以经筵所讲《书经》是不系统的。自康熙十七年二月二十日起，日讲官开始在弘德殿系统地进讲《书经》，康熙十九年四月十日讲毕，共讲119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 《康熙起居注》，北京： 中华书局，1984年。日讲讲毕后于康熙十九年四月进呈《日讲书经解义》。而据《南书房记注》记载，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康熙赐张英、高士奇《书经大全》、《四书集注》、《文献通考》等书，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起康熙帝自己就开始在懋勤殿系统地讲习《书经》，并与张英等南书房侍从研习讨论。据笔者统计，康熙在懋勤殿共亲讲、复诵《书经》273次，康熙十九年二月七日《书经》讲毕后，又于二月二十八日开始温诵，共温诵62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下册，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3—476页。张英于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进呈了《书经衷论》(四卷314条)，该书“颇类宋人讲义之体。其说多采录旧文而参以新义……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99页。除此，我认为至少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康熙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与日讲官、南书房侍从研习揣摩以及复诵温诵《书经》，可见《书经》在康熙的习经活动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二是康熙在懋勤殿亲讲并与张英等南书房侍从讨论后，再至弘德殿听日讲官进讲，而且懋勤殿讲习的次数要比弘德殿多一倍，所以南书房讲习的先入为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康熙十九年二月初七日，康熙曾对张英说：“尔历年所讲，书理明畅，克有裨益。”*(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下册，同上，第435页。三是《日讲书经解义》与《书经衷论》对讲习内容进行了系统地整理，两书的进呈有助于康熙更好地消化与吸收，对康熙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四是《书经衷论》是在《日讲书经解义》进呈一年多之后进呈，张英又是后者的参编者之一，对后者有充分的了解，他之所以还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整理出来并进呈给康熙，显然有着与后者不同的地方，可能在张英看来有着更大或者不同的价值。在我看来，最大的不同在于《书经衷论》在经学的语境中开拓了文学的话语空间。下面我就从这一角度来展开论述。

一、 《书经衷论》之论“统”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康熙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就非常明确地将道统与治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策。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张英在因皇帝赐《书经大全》等书而撰写的《谢御赐书籍表》中说：“一经肇启唐虞，载传政传心之要；四子嗣兴邹鲁，备希贤希圣之资。洵文字之本根，尤道德之渊薮。”*(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273页。这几句话不仅响应了康熙的训谕，也可以说是张英《书经衷论》论“统”之纲领。那么张英在《书经衷论》中又如何展开论“统”的呢？

(一) 疏浚源头，明确《书经》为四统之源。(1) 指出《书经》为治统之源：“《尧典》……此所以开万世之治统，冠三代之典谟，与天地并垂不朽也与。”(论《尧典》第一条)*同上，第101页。(2) 指出《书经》为道统之源：“商自契为尧舜掌教民之事，传数百年而生汤，继世贤圣之君六七作，其臣如伊尹、仲虺、傅说、甘盘，又皆能发明古先王之道。故凡后世所称道德学问之语，原始于《商书》者甚多。”(论《洪范》第一条)*同上，第159页。康熙十九年张英曾说：“《书经》所载……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南书房记注》)*(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下册，同上，第435页。(3) 指出《书经》为学统之源，张英说：“《尚书》中言仁、言爱敬、言诚、言孝、言日新、言典学、言鬼神，皆始见于《商书》，遂开圣学万世之统。孔门之垂训于世者，大略皆不外乎此。”(论《太甲上中下》第五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36页。《书经衷论》中对此还展开了具体的论述，如“六经惟《尚书》最古，后世圣贤立论多本之。言心始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性始于‘若有恒性’，言志始于‘诗言志’，言学始于‘学于古训，乃有获’，后人因而扩充之以尽其蕴，如《大学》三纲领： 明德则克明俊德之谓也；新民则平章百姓之谓也；‘止’字一见于《益稷》，一见于《太甲》……故曰六经者四书之渊源，四书者六经之门户。”(论《尧典》第九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03—104页。(4) 对一直以来“文统自周始”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尧舜之时，中天之时也。从前浑浑噩噩，熙熙攘攘，制作文章之事，待圣人而后兴，天时人事俱不能安于简朴，故尧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三圣人不能违时而行邃古之事亦可知矣，岂至周而尚文哉？”(论《舜典》第三条)*同上，第105页。拈出“文思”、“文明”、“文命”，厘清了三代的文之统绪，将文统之源推进到尧。

(二) 统是君臣共同构建的。从治的角度看，治是由君臣共同实现的，“君相相倚，为治者也。”(论《太甲上中下》第二条)*同上，第135页。由此出发，统绪是在君臣互动中形成的，自然也在君臣对统绪的理解与互动中传承的。“日新之训始见于汤铭，又见于仲虺，又见于伊尹之告太甲，然则日新之学，乃有商君臣之所世守服习者欤。”(论《咸有一德》第二条)*同上，第138—139页。傅说对君之言，“能通彻治道本原，而为万世不磨之论……乃醇然大儒之言。后世论、孟诸书论学皆从此出，真古之善于立言者。”(论《说命》第二条)*同上，第143页。《恭进书经衷论序》又说：“臣窃惟人君之以道治天下，至尧、舜、禹、汤、文、武之盛而极矣；人臣之以道事其君，至皋、夔、伊、傅、旦、奭之盛而极矣。”*同上，第97页。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张英是在表明君臣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体系不仅是三代统绪的现实基础，也是道、学、文的生成基础，这就一反过去将统归于君主之身或归于儒者之身或归于文人之身的片面，统绪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得以凸显，这也为康熙构建正统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参考。

(三) 四统合一，以治为归，有明显的实用目的。由上述可知，道统、治统、学统和文统在《书经》的世界里是合一的，但从张英的论述中，我们发现这四统是按照一定的逻辑扭结在一起的。张英《书经衷论》呈进对象是皇帝，目的是有功治道的，他在《书经衷论》中说：“尝言六经皆治世之书，独诗以吟咏性情，美刺贞慝，似于治道为泛。观教胄子而始之以典乐，曰诗言志，观养民而终之以九歌，曰俾勿坏，然后知诗之为教极深远也。”(论《大禹谟》第六条)*同上，第111页。结合前文，我们可以说，在四统合一的语境下，道、学、文是以治为旨归的。而道为治之经理，学又以探究道、传承道为目的，文又为载道之器，因此治、学、文又都是围绕道来展开的。

(四) 在四统合一的语境中“文”的地位得到了提升。(1) “文”具体表现为典、谟、训、诰等形式的律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圣贤典、谟、训、诰之言，乃人主之律令格式，循之则治，悖之则乱。”(论《伊训》第四条)*同上，第134页。(2) “文”是文教，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与(1)相表里：“尝言六经皆治世之书，独诗以吟咏性情，美刺贞慝，似于治道为泛。观教胄子而始之以典乐，曰诗言志，观养民而终之以九歌，曰俾勿坏，然后知诗之为教极深远也……故曰言治至于诗教始成矣。秦汉以来维持上下于法制禁令之中，仅仅无失耳。乖心戾气隐伏于人心，而不能上通天地之和，时时溢为灾沴水旱、背畔盗贼，而无太和元气者，职是故欤。”(论《大禹谟》第六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11页。“诞敷文德，两阶舞羽，此圣人之以文德怀天下也。七旬苗格适当其时耳，岂因格苗而始敷文德乎？置梗化之人于度外而不与之校，盛德之至也，如斗杓东指，天下皆春，苗民阻化之心冻融冰解且不自知，圣人宁有心乎？”(论《大禹谟》第十六条)*同上，第113页。由(1)(2)可知，“文”是“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 由(1)(2)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统绪。“文类、文体是作品群体间重要关系的一种表现，它把过去与现在的文学作品间的共同联系揭示出来，体现了作品与文学传统间的关系。”*方珊： 《形式主义文论》，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张英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书经衷论》中他指出了《书经》中典、谟、训、诰等“体”为后世相关文体之祖，从这一角度来看，“统”因“体”而成。

二、 《书经衷论》之论文体

(一) 体辨论

《书经》的文体分辨依据，历代学者进行了见仁见智的阐述，而张英《书经衷论》主要在对典、谟、贡三种文体进行分辨时提出了自己的分辨依据。他说：“典、谟为唐、虞、夏三代之书，而实皆虞廷之书也。《尧典》成于虞史，《禹谟》陈于虞廷，故皆统之为虞书。二典记尧舜为君之事，故称之为典，《禹谟》记大禹为人臣时之言，故称之为谟，而别《禹贡》为夏书，以明夏有天下之由也。”(论《大禹谟》第一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110页。这里区分的依据主要有： 一是从历时性的角度，依据典、谟、贡生成的不同朝代，来区分典、谟与贡的不同；二是从共时性的角度，典、谟生成于虞，而依据文本记载的对象——言说者身份的不同，来区分典与谟的不同。

(二) 体性论

《书经》是对君臣之言之事的记载，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有礼法规定的与其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大诰》、《多士》、《多方》大约皆周公之言，然周公不敢居也，不过奉王命出之耳，故皆用‘王若曰’冠之”(论《多方》第五条)*同上，第189—190页。，受此制约，君臣交流过程中有着与其身份相应的内容、方式、方法、语气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体，因礼法的相对稳定性，文体自然也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这一角度看，“文”因“体”以成“统”。

篇中首二节告以率德改行之要，“皇天无亲”二节告以治乱初终之理，“懋乃攸绩”二节告以谨度守法之事，末复致其叮咛之意，古人文字极有体裁处，已开后人制诰之体矣。(论《蔡仲之命》第四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87—188页。

古来制诰之辞，必自述祖功宗德，而因以及其臣子之祖、父，必自言缵绪承业，而因教其臣以率祖之攸行，此立言之体也。(论《君牙》第一条)*同上，第201页。

《蔡仲之命》是周公册封乱臣蔡叔之子蔡仲的命文，《君牙》是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的命文，而“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文心雕龙·诏策第十九》)*黄霖： 《文心雕龙汇评》，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页。因此张英立足“命”与“制诰”这两种文体的共性，揭示出受话者身份不同，言说内容也就不同。

十有二牧……圣人于庶官之事，皆各得其精微简易之理而直示之，词约义该，为后世官箴诰令之祖，所谓舜明于庶物者此也。(论《舜典》第十九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舜典》“十有二牧”一段是讲舜任命官员的，从文体上讲与后来的“命”无异，受话者都是言说者——舜的下属，这段论说除了赞颂舜“明于庶物”外，在张英意识当中也因为言说者与受话者有相当了解的关系、言说者与受话者对言说内容都十分清楚,因此言说者才采用了直接而简明的言说方式。

封国者称邑，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举故爵，示不臣也。篇中惟称汤之德与微子之贤及“与国咸休”之意，绝无一语及商纣之事，温厚恻怛，和平正大，可谓得词命之体矣。(论《微子之命》第二条)*同上，第171页。

《微子之命》也是“命”体。为达笼络殷之余民和“示不臣”的政治目的，周公平武庚之乱后，命微子代武庚为殷后，奉其先祀。考虑到微子这一特殊受话对象(武王灭商后，释微子，复位如故)接受心理，文章没有采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而采用了称德称贤和举故爵的这种由远而近的方法，又回避商纣之事，以《微子之命》名篇，由此可见言说者的良苦用心。

从来誓师之词，如《甘誓》扈征皆言奉行天罚之意，声罪致讨，此天子之体也。若伯禽以方伯帅天子之师，则古所谓诸侯伐而不讨者，故但言师中之律而已，此诸侯之体也。盖其气象之大小绝不侔矣。(论《费誓》第三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209页。

“誓”是为誓师讨伐而写的，但天子、诸侯的职责、权限不同，天子可“声罪致讨”、“诸侯伐而不讨”，从而天子“皆言奉行天罚之意”，诸侯“但言师中之律”，言说内容不同，语气也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君臣气象大小不侔也就顺理成章了。

总之，张英在论文体时，没有严格从一种文体的传承来进行阐述，主要从言说者与受话者身份及其相互关系来揭示文体的特性。言说者的身份不同，文章就有不同的言说内容、方式、方法、语气，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关系也影响到言说内容、方式、方法、语气，所以在张英看来，言说者与受话者身份及其关系直接影响了文体内容、表现方法和风格等方面的特性(我姑且将之称为“体性”)。

(三) 体变论

这里的体变是指文体内容、风格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如果说体性论重在论文体之常，那么这里重在论文体之变。钱穆说：“大凡文体之变，莫不以应一时之用，特为一种境界与情意而产生。”*钱穆： 《中国文学论丛》，北京： 三联书店，2002年，第19页。所以从文体之变可观言说者对自己身份以及与受话者关系认知的变化，由此可观时代之变、人心之变。张英与康熙在南书房研习《书经》至进呈《书经衷论》这段时间，正值三藩之乱，誓、诰这两种文体与现实多有契合，所以张英花了较多的篇幅探讨了誓、诰两种文体。

三代誓师之辞始见于禹征有苗，“反道败德”、“天降之咎”，正所谓从逆凶也。奉辞伐罪者，以此誓众之辞，止于“一乃心力，其克有勋”而已，其与后世赏祖戮社、孥戮罔赦之辞，遂有今古之升降矣。(论《大禹谟》第十五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誓”就其内容来说，一要针对讨伐对象，揭其“反道败德”，以明“从逆凶也”；二要针对出征之师，提出要求与希望，鼓舞士气。而张英揭示了后一点的历史变迁，禹“其克有勋”只论赏，启“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戳于社，予则孥戳汝”(《甘誓》)则赏罚并重，对此，张英则说“至曰‘予则孥戮汝’，呜呼甚矣！”(论《甘誓》第三条)*同上，第123页。汤“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戳汝，罔有攸赦”(《汤誓》)虽也赏罚并重，但强调“罔有攸赦”,罚则比启时更严。张英于此看到了风俗气象的不同，世道人心的变迁，然而就其根本是言说者与受话者之间“信”的程度的变化。

《汤誓》者，成汤誓师于亳之辞也。其曰：“非予小子，敢行称乱。”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何其辞之恭也！故先儒谓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慢。今观《泰誓》之言，呜呼，何其尽哉！而所谓后世口实之惧亦且无之矣。君子以此论商周之际焉。(论《汤誓》第一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29页。

汤数夏桀之罪无费辞，但曰“夏王率遏众力，卒割夏邑”而已。至《泰誓》之数纣，何其辞之尽也！既曰“焚炙忠良”矣，又曰“播弃犁老”,又曰“剥丧元良，贼虐谏辅”，殆亦近于复矣。《汤誓》犹有“非予小子敢行称乱”之言，武王直曰“取彼凶残，我伐用张”。牧野之师其与鸣条之役，气象盖大不侔矣。(论《泰誓》第六条)*同上，第153页。

《汤誓》“恭”而简(“无费辞”)，《泰誓》“慢”、“尽”、“复”、“直”。合而观之，从礼的角度来看，汤伐桀、武伐纣是臣伐君，汤之“恭”犹有臣子之礼，武之“慢”则无之；与之相应，汤之“无费辞”即为简而该，武则直而尽。由此，在张英看来，一是身份认同的变化是体变的根本原因，二是恭而简是臣伐君之“誓”的正体。

成汤既克夏，至于商，此时天下大定矣，而汤发为诰诫之言，以与天下更始者……呜呼！何其辞之慽哉。武王克商之后，遂无此等气象矣。卒至四方多事，殷顽不靖，而后发为《大诰》、《多士》、《多方》之言，较古人更为费辞矣。君子以此观商周之治乱焉。(论《汤诰》第三条)*同上，第133页。

夏商文字简略，其治民之具皆不可得而见矣。每读周之八诰，如《多方》中所言，委曲详尽，反复开导，大约示以天命之不可妄干，援夏商以譬喻之，必使之心志开明，诚意悦服而后止。(论《多方》第一条)*同上，第188页。

武王没能继承商汤与天下更始之精神，无汤之“惧”与“慽”,所以武之“诰”的受话者没有很好地接受“诰”，“卒至四方多事，殷顽不靖”，后来周诰之“费辞”在这种语境中应该是由言说者与受话者之间的亲疏关系造成的，因此周诰要花更多的话语来反复开导，以消除受话者与言说者的心理隔阂。

三、 《书经衷论》之论文法

(一) 论字法

张英在《书经衷论》中围绕内容、情境与主旨对《书经》的一些篇目下字遣词之法进行了评述解说。张英主要从用字精简、以字立纲、化工之笔三个方面来评说《书经》字法之妙的。

用字精简，就是用字少而词义至赅至微至当。如：“养民曰‘时’，因乎天也。教民曰‘敬’、曰‘宽’，因乎人也。制刑曰‘明’、曰‘允’，信乎法也。工虞曰‘若’，所以顺万物之性也。典礼曰‘寅’、曰‘清’，所以为事神祇之本也。典乐曰‘永’、曰‘依’、曰‘和’、曰‘谐’、曰‘伦’，《乐书》精语莫逾于此。出纳之司曰‘惟允’，而总之曰‘钦’。圣人于庶官之事，皆各得其精微简易之理而直示之，词约义该，为后世官箴诰令之祖……”(论《舜典》第十九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09页。这里所提的关键词是舜在任命官员作诰诫时所用，这些词能抓住各个官员的岗位特点及其履职要求，简明义赅，内涵丰富。又如：“不曰‘万事’，而曰‘万几’，盖朝堂之上一念之动，而四方治乱捷于影响。其发也，至微至隐；其应也，至大至速。故曰‘几’。”(论《皋陶谟》第四条)*同上，第115页。“‘莅事惟烦’，‘烦’字极有意味。古人云，天下之事当前，学者是应之以一定之理，不学者是应之以一己之才。理则万变而不尽，才则有时而或穷。故当事务纷至，但觉其烦扰而无措者，此欲应之以才，而不能应之以理也。”(论《周官》第四条)*同上，第194页。这二条，张英不仅指出了“几”与“烦”字用的妙，还分析了妙在何处。

以字立纲，就是以字作为众目之纲，以字作为行文之线索，张英指出了《书经》中关键字词对文章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史臣赞尧之德，首曰‘钦’，如万派之有源，众目之有纲，列宿之有枢极也。以之事天则曰‘钦若’，以之治民则曰‘敬’，授命治水之臣则曰‘往钦哉’，命观刑之女亦曰‘钦哉’。直以心源相示，更不别置一辞，可见此为内圣外王之要领也。”(论《尧典》第二条)*同上，第101—102页。郑康成曰：“敬事节用谓之钦”*(清) 孙星衍： 《尚书古今文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尧典》是记尧的品德、政绩的，赞尧是一篇主旨，所以“钦”为一篇之纲，纲举目张，全篇由四个“钦”字分四段(事天治民为一段)，这与张英在《尧典》第一条中对段落大意的条说是相符的。又如：“‘知恤’二字乃一篇之纲，惟其知恤，所以不得不慎也。”(论《立政》第五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1页。“知恤”生一篇之议论，由此贯穿全篇而成为文章的脉络。

化工之笔。《书经衷论》中三次提及“化工之笔”：“治历之法只用‘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句，不待分晰而朔虚气盈皆含蕴于其中矣。故下直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更不费辞细绎，真化工之笔。”(论《尧典》第七条)*同上，第103页。“‘象以典刑’一句……文止三十七字，而仁至义尽，曲折周详，不复不漏，后世刑书繁重不能出其范围，洵化工之笔也。”(论《舜典》第十条)*同上，第106—107页。“‘皇天眷佑有商’只此三语，便使伊尹欢欣拥戴之意千载如见。具此种忠爱真挚，而后放桐之举不为人所疑，真化工之笔也。”(论《太甲上中下》第四条)*同上，第136页。“无费辞”条突出简练丰裕，“止三十七字”条强调言简意赅，“只三语”条则突出语约义丰，言外有象，言外有意，所以化工之笔是建立在字少意多的基础上的自然天成。

(二) 论句法

善用比喻句。《尚书》有不少篇目运用了比喻句，《书经衷论》主要对《说命》与《君陈》篇作了阐述：“《说命》三篇中，君臣多罕譬之语，实开后人喻言之体。如所谓‘若金，用汝作砺’，是欲其磨砻德性也。‘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是欲其弘济艰难也。‘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是欲其膏泽万民也。‘若作酒醴，尔惟麹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是欲其可否相济调燮机务也。‘股肱惟人’，是欲其君臣为一体也。取譬皆有意义，而明良相须之实尽于此矣……高宗以喻言启之，故傅说亦遂以喻言答之。”(论《说命上中下》第一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42—143页。“股肱惟人”是暗喻，其他是明喻，“若作酒醴，尔惟麹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则是博喻，这里指明了其喻义，可见其运用之妙。而“高宗以喻言启之，故傅说以喻言答之”的言说方式则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君臣对于治道之谙熟，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君臣之间的默契与和谐。又如：“‘尔惟风，下民惟草’、‘违上所命，从厥攸好’，此皆治道之精语。风草之喻最得上下感应之理，可谓罕譬。”(论《君陈》第一条)*同上，第195页。风草之喻是暗喻，“最得上下感应之理，可谓罕喻。”旨哉斯言！后世儒者有广泛响应。

立警策之句。如：“然后知行师之道，以‘威克厥爱’为至切当也。古人片言居要，莫过如此。”(论《胤征》第四条)*同上，第128页。《胤征》末节全文为“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居要”指“威克厥爱”句处在末节这一重要位置，而末节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此予以强调，以引起受话者的注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言说者的目的，所以这一句是全篇之警策。又如：“‘奠高山大川’五字，一篇之纲也。此下或言高山，或言大川，大略不出此二者。次言九州，条分缕析而之也……‘九州攸同’以下，总言经理之大，文简而事该，言约而旨明，错综变化，章法字法真千古文字之宗。”(论《禹贡》第一条)*同上，第119页。“奠高山大川”居一篇之首，下文就是围绕这句展开的。

错综与整齐。上文所引《禹贡》第一条中“错综变化”主要指句子长短不齐，而论《周官》第一条说：“通篇两大段，文字典重齐整，明白正大，乃后世制诰之权舆也。”*同上，第194页。对照《周官》句式整齐，所以这里所说的“齐整”是指句式的。论《洪范》第十条“‘无偏无陂’一节乃有韵之语。”*同上，第163页。对照《洪范》中的这一节，这里的有韵之语的句式也颇为齐整。但不论句式是错综还是整齐，都要有真气组织于其中，论《文侯之命》第三条说：“今文词语大约不尚整齐，抟捖往复之间，有真气组织于中，色泽古茂，如《吕刑》、《文侯之命》迥与《周官》诸篇文气不同。”*(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208页。论《君奭》第二条又说：“总之八诰篇中多长句，不可句读，若读断，反伤文气，并义理亦不明矣。”*同上，第186页。

(三) 论章法

虚实相生。张英在论《微子》第一条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微子》一篇，乃微子与箕子、比干相与忧乱之词，今读其书，但著微子、箕子之言，岂比干无所言哉？盖比干之以谏而死，其义易明，其答微子之言当自无异箕子，故可以不复著也。箕子之谏与比干之谏自同，特比干死，而箕子偶不死耳。比干其初当亦无必死之心也。圣贤处人家国必求其事之有济与其道之所安，不苟为一死以塞责，如后世荀息之所为也，大约其时箕子、比干于商为元臣，故以臣之道自处，微子于商为宗子，故以子之道自尽，臣之道莫大于救危亡，子之道莫大于存宗祀，比干非徇名，微子非避难，三人之心昭然如揭日月，故孔子曰：‘殷有三仁’，皆从此章‘人自献于先王’看出也。”*同上，第148—149页。实写微子、箕子，提及比干，却无所言，可谓虚提。这样写从章法安排上来说是为了避重复，从这种虚实安排中，读者看到了文章围绕忧乱这一主题表现出微子、箕子和比干各自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处理方式，可谓虚实相生。

详略得当。张英在论《康诰》第五条中论及了“详略”：“‘明德谨罚’乃一篇之纲领。篇中言慎罚之事详，而言明德之事简。盖明德之事可以一言尽之，其大要在于法古。故‘绍闻衣德言’数语尽之矣。慎罚之事不可以一言尽时，其难在于得人情。故‘敬明乃罚’以下十二节，反复而不已，其委曲详审，莫如‘汝陈时臬事’一节，其切要莫如‘文王之敬忌’一言，敬则钦恤之本，忌则哀矜之实。祥刑之道未有能愈斯语者。自‘爽惟民’以下，又曰‘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皆专重德而不重罚，则二者虽并举，而武王之意更可见矣。”*同上，第173页。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慎罚”部分详“明德”部分略，还分析了为什么这样安排。同时张英还论及了《康诰》将“明德”内容安排在开头与结尾，以结构平衡篇幅，突出“德”之重要，这样的结构安排可谓意味深长。

结意有余。《归震川先生论文章体则·结意有余则》说：“人于结末处多忽略，谓文之用工不在于尾，殊不知一篇命脉归束在此，须要言有尽而意无穷。”*王水照： 《历代文话》，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35页。张英非常关注《书经》中篇目的结尾，并对此进行归纳与总结。如：“《多士》之结语有‘又曰： 时予，乃或言尔攸居’，《多方》之结语亦有‘又曰： 时惟尔初，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古人于言之将终必反复叮咛，致其属望之意，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等笔法皆与《无逸》篇末‘周公曰： 呜呼嗣王，其鉴于兹’同一格局也。《康诰》、《蔡仲之命》皆用此体，益可无疑于《梓材》之末节矣。”(论《周书·多方》第二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书经》中的这些篇目为“命”“诰”之体，是上对下的言说，其言之将终而反复叮咛，言者的谆谆之意、殷殷之情溢于言外，缠绵剀切，回味无穷。

层次分明。《书经衷论》对段落层次的论述较多，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的： 一是指出一些篇目段落层次的标志：“《无逸》一篇凡七段文字，皆以‘周公曰： 呜呼’起之。”(《无逸》第一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83页。“篇中凡五以‘呜呼’引起，与《无逸》篇相类。”(《立政》第五条)*同上，第192页。《多方》第四条论及段落时也以“王若曰”、“王曰”作为分段的标志。等等。二是梳理了不少篇目的段落层次，《尧典》第一条、《舜典》第一条、《大禹谟》第二条、《禹贡》第一条、《五子之歌》第四条、《武成》第七条、《大诰》第一条、《康诰》第五条、《召诰》第二条、《无逸》第一条、《蔡仲之命》第四条、《多方》第四条、《周官》第一条、《顾命》第二条共十四篇论及了段落层次，占所论《书经》五十篇的28%。三是论述结构方式。如：“《舜典》首节统论其德，‘慎微’以下言历试之事，‘正月上日’以下言摄位之事，‘月正元日’以下言在位之事，‘舜生’一节总言帝之始终。”(论《舜典》第一条)*同上，第104页。这是总分总的结构方式；“此言其用功之次第，故先大而后小，《禹贡》言其成功之次第，故先小而后大，其实一也。”(论《益稷》第二条)*同上，第116页。这是按事之大小的顺序来安排结构的方法。“从‘凡民自得罪’，是言寇攘奸宄之刑，所谓元恶大憨也。进此，则不友不弟之刑，所以重人纪也。进此，则有弗念弗庸瘝厥君之刑，所以励臣工也。然君身者，臣民之表帅，故又有‘惟君惟长’一段，所以重身教也。其立言之序如此。”(论《康诰》第四条)*同上，第172—173页。这是按递进的逻辑顺序安排结构的方法。

四、 《书经衷论》之论“情感”与“形象”

张英《恭进书经衷论序》说：“迄今相去数千载，当日之言论谋画，纲纪设施，与夫仁爱忠恳之心，谐弼绸缪之计，虽散见于六经，旁流于诸史，而弘纲钜节之所统会，则莫备于《尚书》，使后之人犹得于方策之中，想象唐虞三代之君臣，如见其形容，若聆其謦欬，而不觉有时代旷远之隔者”*同上，第97页。。“仁爱忠恳之心”论及了情感，而通过想象激活起来的“如见其形容，若聆其謦欬，而不觉有时代旷远之隔”则论及了形象。实际上分析篇中人物的情感，也是为了彰显人物的形象。

《书经衷论》中多次论及了“缠绵剀切”等情感，甚至在论《尚书》某一篇时集中分析了篇中人物的情感。如论《汤诰》：

虞夏言天，至上帝之称，始见于《汤誓》，曰：“予畏上帝。”再见于《汤诰》，曰：“惟皇上帝。”又曰：“惟简在上帝之心。”……言天尚近于虚，至称为上帝则若实。有人尊居于上，有形声可见……

伊尹，耕莘之夫，汤三聘而起，尊之曰“聿求元圣”，以布告天下。古人之尊礼其臣者如此。

成汤既克夏，至于商，此时天下大定矣，而汤发为诰诫之言，以与天下更始者，憟憟危惧，上援天命，下结人心，中引己过，遑遑乎如将或失之。其言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何其辞之慽哉。

成汤作君作师之道，及保邦致治之谟，俱见于《汤诰》一篇，精微宏阔，剀挚敬慎，《商书》严肃，此篇有焉。*(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133页。

《书经衷论》论《汤诰》凡四条。综观四条，第四条是对前三条的总结。第一条论敬天。第二条论敬贤臣。第三条论成汤诰诫天下诸侯时如坠深渊的恐惧和遑遑若失的不安与担忧。而这一敬慎之情又发于剀挚，洋溢于言说之中。成汤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臣伐君而取得天下的君主，他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是以前的君主所没有的，在论同样以臣伐君的武王则指出其“慢”，没有了成汤之“惧”。所以张英为我们分析了成汤的心理，使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开国之君的形象更加鲜明。

《书经衷论》有不少篇幅论及了《尚书》文本所带给我们的如见若聆的形象感，论《太甲上中下》第四条、《盘庚上中下》第六条、《无逸》第五条、《立政》第八条等直接提到。有些虽没有直接点明，但却在论述《尚书》篇目中的人物形象。《书经衷论》重点论述了成汤、伊尹、盘庚、周公等人物形象。论《盘庚》可谓集中论述了盘庚的形象，凡七条，除最后一条论及语言及风格外，都论及了盘庚形象。

《盘庚》三篇之意，皆为有位者而发，其兼言民者，特并进于庭而连及之耳。且其人又皆世有功德于朝廷，为国家之旧臣，不可以刑格势驱，乃反复晓譬，征色发声，动之以先王，动之以乃祖乃父，动之以祸福，动之以刑罚，词愈复而意愈厚，必欲使之悦于从己而后已。呜呼！三代而后，秦为弃灰徙木，法在必行，至刑加于太子之师傅而有所不恤。试与此参观而知王道霸道之分途矣。

虽其中言刑罚处甚多，要不过见之空言，而非忍实用之也。自秦汉以后设为刑赏，不终朝而驱民之从己，宁若是之烦且重哉？圣人非不知此逸而彼劳，而宁为此，不为彼者，以赤子待其民，而不以仇雠待其民也。后世奉天之诏，武夫悍卒闻而洒涕，其犹有此风也欤！

首篇之“猷黜乃心”，正窥见群臣之至隐而发其覆也。

故《盘庚》中篇历历言鬼神以警动其臣民，真觉洋洋如在。其后高宗尤崇尚祭祀，有以也夫。

三篇之中未迁之词严……将迁之词裕……既迁之词慰……一张一弛，或缓或急，古人其敢径情率意，以贵役贱，以智加愚乎？

要其文字之层峦叠嶂，往复留连，则所谓咳謦如闻，形影如见者也。*(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40—142页。

第一条，前文已说，盘庚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又以仁爱之心反复劝说旧臣，敏锐、虑深、仁爱的明君形象已呈现于我们面前。第二条虽也谈劝说，主要写出之以真心，发之以至诚，董之以刑罚，闻之以洒涕，与第一条重在谈说之以理不同，这一条则重在说之以情而不以为劳，恩威并施，于此剀挚、勤勉、威严的贤君形象已宛然在目。第三条“窥见至隐”是识，“发其覆”是胆，所以这条是论盘庚的识见深邃，又具有政治家的胆量、自信与魄力。第四条是说盘庚有着非常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这为我们指引了盘庚是一位能言善道的君王形象的想象。第五条指出盘庚在迁都的三个阶段采用了三种语气予以劝说，盘庚因时而变的机智表露无遗。第六条是对前五条的总结，正是在前五条的分析中，我们才有“咳謦如闻，形影如见”盘庚形象。

在《书经衷论》中，张英不仅引导了我们对君的形象的想象，也引导了我们对臣的形象的想象，还引导了我们对君臣和谐场景的想象，历史在想象中成为现实，可见张英的目的是明显的，即是将治的场景具体化，让康熙于中更好地体验为治之道。然而于此我们也可看到张英充分地认识到文学想象的价值。

五、 《书经衷论》之论风格

《书经》风格多样，“合观《尚书》所载誓师之词，禹之词温，甘誓之词简，胤征之词烦，汤誓之词惧，泰誓之词慢，牧誓之词谨，费誓之词小，诸侯之体也，秦誓之词惭，霸王之略也。”(论《汤誓》第三条)*同上，第129页。甚至一篇之中也有不同的风格，“三篇之中未迁之词严……将迁之词裕……既迁之词慰”。(论《盘庚上中下》第五条)*同上，第141页。张英《恭进书经衷论序》“由其文至古，其意至厚，其旨趣至弘远，流连往复，而可以不穷也”从文、意、旨趣三个层面提出了“古”、“厚”与“弘远”三种美学风格，则是对《尚书》美学风格进行的总体概括。

(一) 古

“六经惟《尚书》最古”，所以《尚书》是“古”这一美学范畴生成的原生态的话语环境。张英在此基础上，以“古”为中心，以古奥、古茂、古雅、古穆等构建起风格体系，疏浚了源头，这不仅是建立统绪的现实的需要，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复古思想，特别是明代以来复古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思考。

1. 古奥

“古奥”一词在《书经衷论》中多次提到，与“奥”义相近的“佶屈聱牙”也多次提到：

《召诰》、《洛诰》之文，周召告君之言也，缠绵剀切，蕴蓄深至，特其文古奥，非熟读静味则古人之精神不出，若能于熟诵之后，往复再四，遂觉古人微气深息，皆拂拂从言外遇之，真绝世文字也。(论《召诰》第四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77—178页。

篇中词句古奥，而大义则朗如指掌。(论《大诰》第一条)*同上，第170页。

《立政》与《周官》二篇相较，《立政》自是纯古之文，《周官》则言从字顺，明白易晓，细思三代时如《诗》如《易》，文皆古奥，如此言从字顺者亦少。《立政》诸篇虽佶屈聱牙，蹊径难寻，而意味深长，耐人绎玩，故愚每味《尚书》中今文远胜古文，今文真三代之宝典。(论《周官》第二条)*同上，第194页。

文字之佶屈聱牙者无过于《盘庚》三篇。今读其言，缠绵往复，味之愈永，意厚而思深，故不觉其言之复也。(论《盘庚上中下》第七条)*同上，第142页。

如《吕刑》、《文侯之命》迥与《周官》诸篇文气不同，岂伏生所口授者尽皆佶屈聱牙，而平易之篇反不能记？(论《文侯之命》第三条)*同上，第208页。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 一是在《书经衷论》的语境中，“佶屈聱牙”与“古奥”同义；二是在古今文《尚书》的比较中，因今文《尚书》语言具有“古奥”的特征而赞“今文真三代之宝典”，张英推崇“古奥”可以想见。三是“古奥”不仅仅是因为年代久远而造成阅读时的难懂，而且有着非常丰富的审美内涵。从文本来看，《尚书》具有“词句古奥”、“耐人绎玩”的特点，这就是说文本本身存在着吸引读者去阅读的东西，而“朗若指掌”的大义又指引着读者理解文本的方向，读者的阅读在不断激活大义的丰富性，古人之精神由此而得以显现。“迄今相去数千载，当日之言论谋画，纲纪设施，与夫仁爱忠恳之心，谐弼绸缪之计，虽散见于六经，旁流于诸史，而弘纲钜节之所统会，则莫备于《尚书》，使后之人犹得于方策之中，想象唐虞三代之君臣，如见其形容，若聆其謦欬，而不觉有时代旷远之隔者”(《恭进书经衷论序》)*同上，第97页。，这虽没有像接受美学家伊瑟尔对文本的召唤结构表述的那么完整，却有着与他相同的思路。从阅读过程来看，张英不是以“古”为难，而是以“古”为美，不仅《尚书》篇目内容是审美对象，语言本身也成了审美的对象，要“熟诵之后，往复再四”、“缠绵往复”，这样阅读过程延长了，审美体验也愈加丰富了，“味之愈永”，“不觉其言之复”，这与西方形式主义所主张的陌生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是陌生的，需要花相对于“今”的对象更多的时间来阅读，阅读的过程被迫延长，然而阅读过程延长，审美享受也就被延长，也就会获得更多的审美享受。

2. 古茂

《书经衷论》有一处论及“古茂”：

今文词语大约不尚整齐，抟捖往复之间，有真气组织于中，色泽古茂，如《吕刑》、《文侯之命》迥与《周官》诸篇文气不同，岂伏生所口授者尽皆佶屈聱牙，而平易之篇反不能记？(论《文侯之命》第三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208页。

此处“古茂”与“色泽”、“真气”联在一起，可见，“古”主要指外在的色泽，如词语“不尚整齐”、“抟捖往复”，具有古色古彩的特点，而“茂”主要指内在的真气，这种真气是灌注于“不尚整齐”、“抟捖往复”的句子之间的，所以真气之茂在句子的层面上就是指气脉贯通，气流畅通，充满生机与活力。

3. 古雅

《书经衷论》有一处论及“古雅”：

其言最为周密精微，意若不相属而脉络贯通，章法尤古雅有体。末节以‘呜呼！嗣王其鉴于兹’收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老臣之声容忾息千载如将见之。(论《无逸》第五条)*同上，第185页。

此处“古雅”是指章法得体。张英在《无逸》第一条中论析了章法，他说：“《无逸》一篇凡七段文字，皆以‘周公曰： 呜呼’起之。首一段言君子以无逸为本，而所以无逸者在知稼穑之艰难也。第二段言商之贤君皆以无逸而致寿，其后嗣王以不知无逸而不克永年也。第三段言我周文王亦以无逸而致寿也。第四段言今王当以文王为法，而以商纣为戒也。第五段言诪张为幻之害。第六段言当勿听诪张之言，而以商三宗、文王为法也。第七段欲嗣王鉴于斯篇之意而不忘也。无逸是一篇之旨……末独举诪张为言者……诚能宽绰厥心……闻小人无根之说但如阳和之溃夫春冰，何嫌何疑何芥何蒂之有？所以消怨气而召和气，莫善于此。此周公所以特举以系于《无逸》之末欤！”(论《无逸》第一条)*同上，第183—184页。《无逸》是一篇诰体文，主旨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要以殷为鉴，效法文王勤劳节俭，勤勉为政。综合这几个方面，我认为“古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周密精微，意若不相属而脉络贯通”即为“古”；委曲详尽，反复开导，结语叮咛，报以期望，为老臣诫主之体，即“古”即“雅”(正)；结意有余为章法之雅(含蓄)。

4. 古穆

《书经衷论》有一处论及“古穆”：

其言古穆冲和，所谓大含元气，细入无间者也。(论《舜典》第二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05页。

《尧典》第一条就说“字字有太和元气”。*同上，第101页。在《书经衷论》开首二篇中论及“元气”，不仅指明了《尧典》、《舜典》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也暗示了《尧典》、《舜典》是《尚书》的“元气”之所在，对后面的篇章具有滋养、渗透、催生、温煦的作用。根据张英的表述，“古穆”显然是元气的一种存在状态。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再来理解“古穆”的内涵才能更接近其本质。“穆”从字典义来看，有多个义项，主要有恭敬、温和、美和端庄之意。“冲和”的意思是淡泊平和。张英则在此基础上赋予了“古穆冲和”新的内涵，他认为，“古穆”一方面表现出至大、包含、浑朴，另一方面又有着入于无间的至细、绵柔、精深，可见“古穆”是一种阴阳合一的浑朴境界。

总之，“古奥”主要是从字词层面揭示了《书经》的形式特点，“古茂”主要从句子层面指出了《尚书》的气脉状态，“古雅”主要从章法层面论及了《书经》言说者的身份及其言说方式，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古穆”主要从整体风貌层面上提出了《书经》的最高审美境界，自然也是张英所追求的审美理想境界。由此，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张英以“古”为中心，以“古奥”、“古茂”、“古雅”、“古穆”为架构建立起了层次分明的风格体系，而这完全是在“文”或形式的基础上构建起来，或者说在文学话语中构建起来，这显然已摆脱了经学话语的影响，将文学话语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来看待，这对构建相对独立的文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厚

“厚”这一范畴或风格在诗学与词学领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对其阐述非常丰富，而在散文领域得到的关注则比较少。张英《恭进书经衷论序》指出了《尚书》“其意至厚”的风格特征，检索《书经衷论》，与“厚”组合的词主要有三个：“意厚”、“温厚”、“忠厚”，但都没有作比较具体的阐述，所以只能结合具体语境来梳理“厚”的理论内涵。

张英在论《盘庚上中下》时二次提到“意厚”：

故《盘庚》三篇之意，皆为有位者而发，其兼言民者，特并进于庭而连及之耳。且其人又皆世有功德于朝廷，为国家之旧臣，不可以刑格势驱，乃反复晓譬，征色发声，动之以先王，动之以乃祖乃父，动之以祸福，动之以刑罚，词愈复而意愈厚，必欲使之悦于从己而后已。*同上，第140页。

文字之佶屈聱牙者，无过于《盘庚》三篇。今读其言，缠绵往复，味之愈永，意厚而思深，故不觉其言之复也。*同上，第142页。

由此，“意厚”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立意深(厚)。《盘庚》三篇针对有位者而发，抓住了迁都问题的关键，思考深刻。

二是层次多(厚)。为了更好地说服特殊的对象，反复劝说，“动之以先王，动之以乃祖乃父，动之以祸福，动之以刑罚”，内容(意)有层次，有深度。

三是德之厚。盘庚作为君主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而没有采取，却采取了反复劝说之方法，盘庚之宽厚仁爱溢于言外，所以张英说“词愈复而意愈厚”。在论其他篇目时，张英还用了“忠厚”与“温厚”。如：“每读周之八诰，如《多方》中所言委曲详尽，反复开导，大约示以天命之不可妄干，援夏商以譬喻之，必使之心志开明，诚意悦服而后止，所谓至于再，至于三，盖不啻其流涕痛哭而言之矣，终不忍驱之以威，胁之以势，惧之以刑，甚矣！周道之忠厚于八诰见之矣，安能复望此于秦汉以后哉？”(论《多方》第一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88页。与论《盘庚》比较，两者表达的意思相同。周之八诰都是周公摄政时面对政治动荡而发布的，周公居臣之位而奉王命出之，恪守身份，尽忠职守，力挽狂澜，发言得体，所以张英称之曰“忠厚”。“先儒谓《牧誓》一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诰相表里。盖谓其数商王之罪，但云‘惟妇言是用’、‘惟四方之多罪逋逃’、崇长信使、‘俾暴虐于百姓’，未尝明言商纣之恶，故谓之温厚。”(论《牧誓》第一条)*同上，第154页。《牧誓》是武王伐纣的誓师之辞，与《汤誓》一样，都是臣伐君的誓师之辞，不忍尽其罪，所以称之为“温厚”。总之，不管是盘庚、周公还是武王，作为言说者或者作为创作主体，他们身上的品德也就通过与之相应的言说方式、方法和语气等方面表现出来，从文本的角度来看，文本也就反映了言说者或者创作主体的高尚的道德品质。

(三) 弘远

“弘远”是对《尚书》旨趣特点的概括。旨趣即宗旨与意图，是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依据。

“弘”也作宏，即大，那么何谓“大”呢？张英在《御制文集恭跋》中说：“典重鸿硕，得《书》之大”。*同上，第388页。“典”即标准、法则，是“道”的具体化；“重”即重大，《尚书》记载的是君臣之言之事，是国之大事；“鸿硕”即学之渊博。道、治、学这三者是文的内容，作为表现它们的“文”，除了内容之“大”外，还要与之相应的形式之“大”。如“《洪范》一书，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备具于此……其言宏阔而精微，尧、舜、禹、汤不言之秘隐跃其中，信非浅学所能测也。”(论《洪范》第二十条)*同上，第166页。

在位之事，询岳咨牧，行政之大者也；“咨四岳”以下，用人之大者也。百揆以纲之，纳言以维之，教养兵刑，工虞礼乐，灿然有章，秩然有序，慎简于其始，考绩于其终，一堂交让，君明臣良。其言古穆冲和，所谓大含元气，细入无间者也。(论《舜典》第二条)*(清) 张英： 《张英全书》上册，同上，第104—105页。

这里除了说明内容之重大、语言之宏阔外，还包含了明君良臣之间良好的交流互动所形成的气氛包融一切、至大无边的特点。

旨趣“远”即含蓄、深长。《书经衷论》多次论及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以及相近的观点。如：“《召诰》、《洛诰》之文，周召诰君之言也，缠绵剀切，蕴蓄深至，特其文古奥，非熟读静味则古人之精神不出，若能于熟诵之后，往复再四，遂觉古人微气深息，皆拂拂从言外遇之，真绝世文字也。”(论《召诰》第四条)*同上，第177—178页。“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此等笔法皆与《无逸》篇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鉴于兹’同一格局也。”(论《多方》第二条)*同上，第188页。从这两条引文可知，含蓄一是通过“古奥”的语言来实现的，一是通过章法的安排来实现的。此外，从《尚书》为四统之源来看，影响之深远可以想见。

综上所述，与《日讲书经解义》讲道论治的纯经学话语不同，《书经衷论》的“统会”、“想象君臣之形容”等则不仅在经学语境中通过《书经》将道统、治统、学统与文统合一，而且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书经》的文学性，与张英同一时期和康熙帝南书房的古文阅读方面的交流一起，开启了康熙帝的文学教育。从君臣的身份、言行想象其形容，唤醒了过去，融入了现在，情意化、形象化的文学话语得以凸显。这在经学家看来，是“据理臆测，至不足观”*徐敬修： 《国学常识》，扬州： 广陵书社，2009年，第125页。，而实际上，这不仅使《书经》的经学话语更加生动化、具体化、现实化，丰富了经学的内涵，也有助于经学思想更好地落实。尤其让我们注意的是，张英在《书经》的经学语境中构建了相对独立的文学话语体系，进一步坐实了“以经学为文章”的理论命题，对康熙朝文统的构建提供了思想的指导。可以说，张英是在讲筵活动的经学话语中最积极开拓文学话语空间的大臣之一，这一文学话语无疑也会用到他后来的庶常馆教学中去，同时也为他以后的科举衡文与文学批评提供了基本的原则与方法，因此我们认为，《书经衷论》对清代的文学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尚书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 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国家社科基金“桐城派视域下张英父子研究”(14BZW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