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韦彤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卢文弨文学思想初探

董韦彤

卢文弨是清代著名的校勘、考据学家。虽不专事文学，但在其一生的治学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特点的文学观念和思想。在诗歌创作缘起的问题上，卢文弨认为应当先有事，触事生情，再以诗歌表达情。在内容题材的择取上，他主张以当下社会现实之事入诗，以诗记史，尤其提出“以诗为邑之志”。对于表现不同题材的诗歌而言，他喜欢的诗风或清新淡雅，或雄浑厚重，又或是两种相对风格兼而顾之的中道。卢文弨对文学形式的规范非常看重，认为对“能诗者”而言根本不存在内容与形式的真正冲突。对于文学作品的功用，从小处着眼，它能怡个人之情；从大局考虑，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鉴时，卢文弨提出了校勘考据的重要性，承认读者理解与作品本意之间客观差距的不可避免性，并表露了自己评判文学作品的原则标准。对于文学作品，卢氏尤爱其意蕴和文气之古风。

卢文弨；文学思想；文学观念

卢文弨，字召弓，一作绍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抱经，晚年更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祖籍范阳，后自余姚迁杭州。父卢存心，恩贡士；母冯氏，清初经学家冯景之女。卢氏既禀家学，又得外王父教诲，年纪轻轻便“已知学之所向”*(清) 江藩著、漆永祥笺释： 《汉学师承记笺释》卷六，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61页。。后为桑调元女婿，并师事之，故其“学有本原，不为异说所惑”*同上。。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二十八日，卢文弨卒于常州龙城书院，享年七十有九。

乾嘉时期，校勘学大盛，涌现出一批出色的校勘学家，卢文弨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清末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说：“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渊如之手者，尤雠校精审。”*(清) 丁丙： 《善本书室藏书志》，《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九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第935页。由于卢氏在校勘学上极高的造诣和难以撼动的地位，历来对其校勘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与探讨数不胜数。另一方面，卢氏一生校阅之书无数，在校勘过程中，必然会对这些书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做出一些品评。虽然卢不专事文学，但这些文字中有很多寄托着卢氏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价值取向。卢文弨作为了不起的校勘学大家，其博其精自不必多言，在这样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历下，他所形成的文学思想，绝不是凭空捏造、臆想的，而是在极肥沃的学术土壤中逐渐萌芽、成长起来的，是有深厚的积淀和扎实的基础的，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一、 诗歌的创作与题材

在诗歌创作冲动如何产生的问题上，卢文弨赞许的是“触事抒情，磊落倾写”*(清) 卢文弨： 《汪津夫先生诗钞序》，(清) 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 《抱经堂文集》，北京： 中华书局，1990年，第70页。。诗歌的直接触发者是“情”，情的触发者是“事”，先有事，然后生情，再以诗歌表达情。许是受乾嘉朴学的影响，卢文弨的文学观念也甚为朴素务实。他鄙弃无病呻吟的功利性为文，认为文学作品应缘起于有事可发、有情要表。在这个前提之下，下笔自然顺畅，少去许多扭捏。

这里所谓的“事”，其实就是文学作品的题材问题。

说到底，卢文弨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于经学又多有涉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对于文学题材选择的主张。在《戴剡屏定边杂诗序》中，卢文弨批评姚合的诗说：

而合之诗，上之无所归美于其君，下之又不能表彰勋德，传述其邑之旧闻，诗虽多，奚裨焉。*(清) 卢文弨： 《戴剡屏定边杂诗序》，同上，第71页。

在卢文弨眼中，对于诗歌而言，“颂上”和“彰德”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和题材，这当然是从儒家的政治教化目的出发的。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素材的选择上，卢文弨对于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极为推重。在《剡源集跋》中，他批评元人为文“大率取材于先秦、两汉”*(清) 卢文弨： 《剡源集跋》，同上，第192页。，即是本于文学的现实主义立场。与之相对的，卢文弨对元好问的诗极为喜爱和赞赏，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丧乱诗以历史现实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彼时的社会状况和诗人内心真实的感受：“遗山生当易代，其诗不胜故国故君之思。”*(清) 卢文弨： 《遗山乐府题辞》，同上，第99页。卢文弨还在《叨溪诗话跋》中直接写道：“义山诗：‘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此有激之言，何尝如新丰老翁搥折其臂之出于实事者哉！”*(清) 卢文弨： 《叨溪诗话跋》，同上，第200页。李商隐在《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中所用卞和的典故历来为人所称道，卢文弨却将其与白居易的纪实诗《新丰折臂翁》相比较，认为二者在类似的含义表达上，白诗写实的效果更胜于李诗的用典。可见，文学创作所触之“事”，卢文弨极力主张本于当下社会现实之事，这种对现实题材的推崇甚至可以称得上执着了。

可以说，在卢文弨的文学观念中，“以诗纪事”、“以诗记史”、“以史入诗”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应该与清代诗坛“诗史”观念盛行、叙事诗大兴有关。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民族危亡，诗人们感于时事，大量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这些现实题材，抒发身世飘零之感，比如吴伟业、钱谦益、陈子龙等等，也由是引领了一代诗歌之风气。在“诗史”观的指导下，清代的叙事诗多记录重大的史实，卢文弨的文学观念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卢文弨又有自己更细腻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他并不将纪实诗的题材内容限定在重大时事和政治事件，而是将眼光延伸到了更加细微具体处。在《戴剡屏定边杂诗序》中，他极力赞扬戴剡屏之诗记邑中之事：

其颂扬有体如此。访邑中节义之事，奋笔为阐幽，以及隐者艺之工者，方外之勤于其教者，咸甄录不遗焉。至鸟兽草木之异，可以广见闻者，亦以余力及之。邑故无志，是诗也非即是邑之志乎？此固非武功*武功即姚合，曾授武功县主簿，世称姚武功。之所得而媲美者也。……噫！明之大盗张献忠，实生斯地，流毒天下，宜有叹恨而惩戒者。君诗中顾不之及，此岂即在所逸篇中邪？虽然，彼献忠何足道，而邑之大事，实赖是诗以传。*(清) 卢文弨： 《戴剡屏定边杂诗序》，(清) 卢文弨著、王文锦点校： 《抱经堂文集》，第71—72页。

卢文弨直言“以诗为邑之志”，可谓其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叙事诗的题材不应止于主流的大人物大事件或者诗人自身的经历，一邑之中的人物风貌、风土人情甚至草木鸟兽，都是很好的入诗题材。以历史的观念来看，这样的诗歌具有现实的历史考证作用，相较于单纯的抒情性诗歌更容易得到保存和流传。

二、 诗歌的风格

从卢文弨对诗歌的品评之语来看，他所喜欢的风格大致可总结为三种。

1. 清淡雅绝，不落俗媚

卢文弨喜欢清新淡雅的诗风，在评点诗集作品时多有称许：“古风雅淡，近律安和”*(清) 卢文弨： 《先祖春柳堂诗钞小序》，同上，第69页。、“风格清劲，多见道之言”*(清) 卢文弨： 《题张氏所刻栲栳山人诗集后》，同上，第176页。、“格高气劲”*(清) 卢文弨： 《题钞本栲栳山人诗集后》，同上，第177页。、“温润妍雅，与陈腐之言迥别”*同上。、“循环讽咏，可谓清无点尘，淡余隽昧，书法亦不染俗派”*(清) 卢文弨： 《题曹荔帷遗诗后》，同上，第177页。、“诗致清婉”*(清) 卢文弨： 《徐常侍文集跋》，同上，第183页。、“冲瀜演迤，自能成家”*同上。、“潇洒出尘之致”*(清) 卢文弨： 《刘公是集跋》，同上，第186页。、“风格峭异”*(清) 卢文弨： 《玉楮诗藳跋》，同上，第191页。、“清绮流美，有萧闲之韵”*(清) 卢文弨： 《仇山村金渊集书后》，同上，第194页。、“情与境俱清绝”*同上。……从这些品评语中可以看出，卢氏尤爱一个“清”字，撇清一切浮尘，唯余诗歌自然清新之根本。

与此相对的，卢文弨极恶丰缛艳媚、虚夸浮泛的诗风。他认为作诗应“绝远纤缛佻巧之习”*(清) 卢文弨： 《先祖春柳堂诗钞小序》，同上，第69页。，又批评“不合雅奏、熟媚绮靡之习”*(清) 卢文弨： 《题贾长江诗集后》，同上，第182页。。在《徐常侍文集跋》中，他直指昆体丰缛之弊：“诗致清婉，在昆体未兴之前，故无丰缛之习。”*(清) 卢文弨： 《徐常侍文集跋》，同上，第183页。西昆体为诗多宗主李商隐，极力追求诗歌的形式美，好用典故，往往辞采华美，偶丽工整，执着于表现才学和技巧。其风格特征与“清雅”背道而驰，且多卖弄之嫌，不复诗歌本真之美，故而不为卢氏所喜。

2. 雄浑苍劲，沉郁厚重

对于不同题材的诗歌，卢文弨有着不同的看法。于表现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而言，卢氏喜其清雅；而对于容纳有分量的历史题材的叙事诗，他对雄浑厚重的艺术风格大加赞赏。《遗山乐府题辞》有云：“遗山诗浑雄沉郁，有唐大家之嗣响也。”*(清) 卢文弨： 《遗山乐府题辞》，同上，第99页。《书毘陵集后》提到：“集中诗，风格苍老，源于少陵。使事亦复精切。”*(清) 卢文弨： 《书毘陵集后》，同上，第175页。又在《景菊公先生诗集跋》中赞其《钱塘怀古》七言长律“气象雄浑，音节亮拔，不落宋、元以后格调”*(清) 卢文弨： 《景菊公先生诗集跋》，同上，第196页。。在“诗史”观念的指导下，卢文弨站在“史”的大格局、大视野下看待诗，自然冀其大气磅礴，摒除客气与寒酸之气。

卢文弨对这种风格的崇尚，大抵与其对杜甫的极力推崇有关。纵观其文集，在对各色诗集进行品评时，卢氏极爱谈及杜甫。或直接称扬，或拿他人与之比较，以杜为标杆，他人似者即扬，殊者即贬：

随州诗固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笼众美。*(清) 卢文弨： 《刘随州文集题辞》，同上，第98页。

集中诗，风格苍老，源于少陵。*(清) 卢文弨： 《书毘陵集后》，同上，第175页。

中有诗三卷，多感时伤事之作，亦浣花之遗也。*(清) 卢文弨： 《高耻堂稿跋》，同上，第175页。

风格苍老，颇近老杜《留花门》、《塞芦子》诸章。*(清) 卢文弨： 《刘后村集跋》，同上，第192页。

至子美之广厦与乐天之大裘，其意一也，其词则有工拙。*(清) 卢文弨： 《叨溪诗话跋》，同上，第200页。

唐杜少陵，固所称细于律者，故能不失乎和声成文之遗意。*(清) 卢文弨： 《杜诗双声叠韵谱序》，同上，第81页。

皆尊杜之语。这大概是受清代尊崇杜甫的大环境影响所致。

3. 兼而顾之的“中道”

除了以上两种不同题材所适用的风格以外，在一般的诗歌作品中，卢文弨极为看重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特点以恰当的比例完美地整合、融化在一个作品中。当然，这绝非易事。他在《徐常侍文集跋》中说：“李文正称其为文敏速，不乐豫作，临事立挥草，云‘速则意思壮敏，缓则体势疎慢’。今观集中之文，则其言也信。亦唯其如是，故亦无潆洄渟蓄之趣，崩云裂石之势，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胜，虽使自知之，而固无能相易者乎？”*(清) 卢文弨： 《徐常侍文集跋》，同上，第183页。这里提出了文学风格难以两全和平衡的问题，且大抵是由于“人之才力”的先天制约。大概因为卢文弨对这一点的清楚认识，所以他对于能够做到兼而顾之的“中道”风格的文学作品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不遗余力的褒扬。比如“妍雅而不淫，和易而不流，其抒情也婉以畅，其赴节也亮以清”*(清) 卢文弨： 《遗山乐府题辞》，同上，第99页。、“格高气劲……然亦温润妍雅”*(清) 卢文弨： 《题钞本栲栳山人诗集后》，同上，第177页。、“丰缛而不失气骨”*(清) 卢文弨： 《胡方平文恭集书后》，同上，第183页。、“和易而不流，谨严而不局，质直而不俚，华腴而不淫”*(清) 卢文弨： 《剡源集跋》，同上，第193页。，归根结底，这是为诗的中庸之道。

三、 诗歌的形式

作为一个治学谨严的校勘学家，卢文弨对于文学该有的形式是很看重的。他在其文集中多次提到诗歌的格律、用字等形式上的规范性问题，且极为严格。《胡方平文恭集书后》谈到：

亦有不免割裂凑泊者，如以昆明劫灰为“昆灰”，武都泥为“武泥”，黄堂为“雌堂”，《老子》“如登春台”为“老台”，畔牢愁截去愁字以叶韵。且于小学亦殊疎，押青韵云“宁待据梧瞑”，不知此瞑与眠同。又云“更筹深策破先零”，不知此零当读怜，皆非青韵内字也。……唐人于小学，极不敢忽，以故篇章流传，可指摘者极少。宋人则不然，虽腹笥富有，墨渖横飞，而细颣微瑕，究不得为全美。辞章之士，往往轻视小学，其所以不及前人者，正坐此，乌可忽哉！*(清) 卢文弨： 《胡方平文恭集书后》，同上，第184页。

由对文学作品形式规范的严格要求谈到小学的重要性，自然与卢文弨自身的学术渊源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来说，尤其是诗歌，小学不只是工具，更是堆砌构筑成其规范形式的不可或缺的砖石。另外，在《濂洛风雅跋》中，卢文弨指出：

其意以为题曰风雅，即文不当在所录中；又刘屏山戏作十二辰属诗一首，亦当去。其言良是。*(清) 卢文弨： 《濂洛风雅跋》，同上，第197页。

可见，对于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文学形式，卢文弨是有严格的区分和归类的，容不得半点草率和慢待。其文学观之谨严由是可见一斑。

对于诗歌格律的严格遵守，卢文弨亦十分看重。他认为杜甫诗的一个很大优点即是对音律的讲究，后人学杜甫而不得其要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

唐杜少陵，固所称细于律者，故能不失乎和声成文之遗意。后人习其读而置其律之严于不问，乌在其深于杜也！*(清) 卢文弨： 《杜诗双声叠韵谱序》，同上，第81页。

对于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卢文弨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盖欲明乎诗之本旨，由少陵而溯三百，以示后人之所当宗，庶乎志和音雅而举合于律，将见诗教之益盛也。或曰：“诗以言志达情尔，如必拘拘于是，得毋舍本而专治其末乎？”余曰：“不然。彼不能诗而强为诗者，即逐字以求其孰平孰侧也尚难，而能诗者初未闻其如是也。彼诗人之以双声与双声若叠韵之相为配偶也，亦如谐平侧之一出于自然而已，非强探力索而始得之也，又何害乎性情哉！”*同上，第81—82页。

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之争自古而有，但在卢文弨看来，真正的矛盾却并不在于这二者，而在作家自身，在“能诗者”与“不能诗者”的区别。他认为，摇摆纠结于情志与声律之间的“不能诗者”，往往连基本的诗歌声律规范都不懂，也就谈不上对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平衡与把握，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忧更像是自说自话，基本上并不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对“能诗者”而言，抒情言志为诗歌之“体”，韵律格式为诗歌之“用”，二者是互为表里的一个整体，根本不存在割裂对立的关系。在创作时，“能诗者”以恰当的范式表现一定的题材内容，过程中音韵格律等要素自然流于笔尖，并不会出现有意识地在内容与形式之间平衡钻营的情况。卢文弨的这种观点，对诗歌创作者的文学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四、 文学作品的功用

对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功用，卢文弨亦有自己的体悟。

一是怡情作用。在卢文弨的认识中，对于个人而言，和乐时诗歌可助兴，忧愤时诗歌可寄情，无出其右。他在给诗集《遗山乐府选》的题辞中评价说：“春之朝，秋之夕，联佳客于一榻，怀故人于千里，意有甚适则引之而永焉，情有不怡则融之而释焉，便观览，资吟讽，莫若此选也宜。”*(清) 卢文弨： 《遗山乐府选题辞》，同上，第100页。娱乐心性与发泄忧思，都是给人以精神上的照顾。而在《书徐霞客游记后》中，卢文弨说：“余老矣，无能遍游宇内名山大川，聊以此作卧游，是不可以不读。”*(清) 卢文弨： 《书徐霞客游记后》，同上，第137页。这里卢文弨是把《徐霞客游记》看作一种实用性文学作品，读者借助此游记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虽未实览而如临其境。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对读者的休闲娱情作用是偏向实用性的。

二是社会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中，大多数时候文学是要肩负起社会责任的。作为深受正统儒家思想浸润的传统文人，卢文弨自然也对这种观念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他认为，一方面，文学作品要扬善抑恶，于潜移默化中教化民众：“其颂扬有体如此。访邑中节义之事，奋笔为阐幽，以及隐者艺之工者，方外之勤于其教者，咸甄录不遗焉。……噫！明之大盗张献忠，实生斯地，流毒天下，宜有叹恨而惩戒者。君诗中顾不之及，此岂即在所逸篇中邪？”*(清) 卢文弨： 《戴剡屏定边杂诗序》，同上，第71—72页。另一方面，文学作品还要于文学性之余体现经世之务，以期闻之于庙堂：“其负性直介，而又非全阙经世之务，徒为汗漫游者比。……山水之趣诚非高牙大纛者所可兼而有，此又在位者所当闻而知戒也。”*(清) 卢文弨： 《书徐霞客游记后》，同上，第137页。

五、 文学作品的鉴赏与评价

卢文弨一生所考据校勘过的书籍无数，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许多感受和认识是很多专事文学的文人一生都无法体会到的。前人的文学作品一代代流传下来，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面貌上的改变，这一点卢氏是最有直观感受的。因此，他比别人更能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文本问题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在校勘考证过程中，卢文弨见惯了文本的脱漏、衍生和错讹等问题对古书原貌的巨大破坏，所以他提出了校勘考据之学与文学作品的理解与赏鉴的重要关系：

夫一字之不安，通章之病也，学者可不唯善本之求，而但沿流俗之所传乎？有志风雅者，其必乐考于斯矣。*(清) 卢文弨： 《刘随州文集题辞》，同上，第98页。

文本的正确是真正理解文学作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后面的一切都将寸步难行。

在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上，卢文弨一直保持着一个朴学家的冷静和严谨。他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读者而言，基本上不可能完全领会到作者在文学作品中所要表达的确切含义，这是非常正常且理所当然的事情：

义可断章，辞无达诂。*(清) 卢文弨： 《增校王伯厚诗考序》，同上，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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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诗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清) 卢文弨： 《校本韩诗外传序》，同上，第28页。

不过，卢文弨承认并接受这种现实并不意味着他就陷入了消极的不可知论。他认为读者应当通过各种方法尽量去接近文学作品的原意：

是在善读者意逆而微会之耳。*(清) 卢文弨： 《增校王伯厚诗考序》，同上，第15页。

善读者融会而贯通之，将孔子所谓告往知来，孟子所谓以意逆志，举可于斯参观焉尔。*(清) 卢文弨： 《校本韩诗外传序》，同上，第28页。

卢文弨深受儒家文学观之影响，在批评方法上认同孔子的“告往知来”和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夫诗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读诗者有因诗人之情而忽触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诗人之情，而远者忽近焉，离者忽合焉。*同上。

这里卢文弨提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理念。他认为在文学作品的鉴赏过程中存在两个独立的主体：“诗人之情”和“己(即读者)之情”，二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一个合格的文学作品欣赏过程中，会有两种情况发生： 一种情况是，读者在读诗之前并没有预设什么情感或感受，但随着对诗歌欣赏的深入，在某一个点上，“诗人之情”突然引起读诗者的共鸣，从而引发出“己之情”。这种引发被卢文弨概括为一个准确而生动的“触”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己之情”与“诗人之情”是相当接近的。另一种情况，读者在品鉴诗歌之前本就怀有一种主观感受和意愿很强的“己之情”，并且一般与作品中的“诗人之情”相差程度较大，但在诗歌欣赏的过程当中，在某个或者某些点上，“己之情”会发生瞬移，与“诗人之情”距离越来越近。

在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上，卢文弨意识到并承认了读者审美趣味和水平的差异性：

虽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也有一些标准被卢文弨视为判断、评价文学作品不可撼动的根本原则。比如他在评价北宋大奸臣蔡京之子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时说：

此宋蔡京之子绦谪郁林、博白时所作，欲掩其父之恶，正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况于绦哉！……噫！即观其名书之意，亦可知其诞也已。*(清) 卢文弨： 《书铁围山丛谈后》，同上，第173页。

评价《韩诗外传》时说：

中间或亦有里俗之言不尽归典则者，鉴别之明，当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训之厘然有当者正多也。*(清) 卢文弨： 《校本韩诗外传序》，同上，第28—29页。

可见，是否符合正统的主流价值观是卢文弨评判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除此之外，卢文弨对文学之“古”极为看重，其文集中处处流露出对“古”的推崇：“古风雅淡。”*(清) 卢文弨： 《先祖春柳堂诗钞小序》，同上，第69页。“长江诗虽不合雅奏，然尚有古意，读之可以矫熟媚绮靡之习。”*(清) 卢文弨： 《题贾长江诗集后》，同上，第182页。“余于贾诗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贵之耳。”*(清) 卢文弨： 《再题贾长江诗集后》，同上，第182页。卢文弨对于有古风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喜欢的，且格外宽容。

对于何之谓“古”，卢文弨有自己的见解：

夫好用难字，此剽窃涂泽者之所为耳，文之古，不在此。*(清) 卢文弨： 《絜斋集书后》，同上，第188页。

然古于文者，不必皆古于辞也。如第以辞之古为古文，则又恐以形貌求之，而非精神命脉之所在，是乃赝古非真古也。继得黄梨洲所录《剡源文钞》，则大好之。……其文和易而不流，谨严而不局，质直而不俚，华腴而不淫，此非徒古于字句之末者也。*(清) 卢文弨： 《剡源集跋》，同上，第192—193页。

他认为文学之“古”，本质不在用字、遣词、造句，而在其意蕴，在于文气。

综上，卢文弨一生虽不专事文学，但他关于文学的很多观念都有自己的见地，值得后人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