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轶峰

历史学需要一种新的中和
——“新时期”史学理论之我见

文/赵轶峰

文革结束之后，史学界围绕“史学危机”问题讨论形成一个史学理论探索的热潮，对“十七年”的历史学和“文革”史学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反思。有此基础，才有接下来20多年中国历史学的新面貌。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普遍的理论热逐渐平静下来，但史学理论探索并没有停止。

史学理论取得的进步

大致归纳，80年代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取得的基本成绩主要有4个方面：第一是冲破教条主义；第二是实现中国史学观念、理论同国际学术的衔接；第三是史学理论的多元化；第四是史学理论成长为一个学科。

所谓“教条主义”指被笼统误解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苏式斯大林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体系。这种观念和话语体系倾向于规定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价值立场、基本预设和研究的方法，把从“经典”中摘录出来的片段言说作为事实证据和衡量史学论证的绝对尺度，以论代史。新时期的史学理论探索，大致还原了斯大林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扬弃了语录式的史学论证风格，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论说进行具体的核实与评析，更多地依据历史本身的证据来解释历史，把对中国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解和体系性叙述更多地置于中国历史演变的实践和史实证据基础上。没有这一步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存在和中国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只在有无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