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丹

【摘 要】本文将综合王维与苏轼所处的唐宋两朝不同的时代背景、二者所接受的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两人部分有代表性作品的内容，讨论关于两人作品中，不同文学风格和思想情感所体现的不同的超功利主义心态。

【关键词】王维；苏轼；超功利主义；儒释道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20-03

一、王维与苏轼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

（一）盛唐后的渐渐衰落

从初唐到盛唐的一百年里，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文人群体终于有了自由发展的平台。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儒释道三家并用，虽然在不同时期各有轻重，但这些哲学思想在士人群体中的影响不可忽略。玄宗晚年安史之乱爆发，社会动荡民心不稳，终于结束了盛世，转而走向衰落。之后的平叛成功，又为中唐社会的相对稳定赢得了时间。这期间就有一位坐看云起、宠辱不惊的诗人——王维，成就了繁华与混乱背后那鲜有的一派宁静平和。

（二）北宋初的相对稳定

历经晚唐五代战争动乱的北宋，其文学发展自开国百年以来经历了曲折波澜的斗争过程。北宋重文轻武之风兴起，文人的社会地位和受重视程度达到了空前高度。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文学的发展状况仍受晚唐五代的遗风影响，宋代独特的文学个性尚未形成。但此间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大发展以及政治力量的扶持，文人士大夫的个性终将凸显，北宋文学风格终于有了宋人自己的特点。仁宗嘉祐二年有一位神仙般的人物——苏轼，进士及第，开启了宋诗的繁荣时代。

二、儒释道思想影响下二者不同的心态

（一）王维

1.儒家“事君”责任要求

“士志于道”，历代儒生对于参政的热情有增无减。王维作为一个世家子弟（其母崔氏亦是唐代望族），从小接受的是儒家入仕理念。如《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中“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表现出他积极入仕、渴望建功立业的想法。纵观他的一生，入仕出世始终都是奉守儒家准则。贤相张九龄在任时，王维作诗《上张令公》，升任右拾遗。然而明主难求，当政治昏暗奸佞当道时，他也只能“我亦从此去，归耕为老农”（《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这也正暗含着儒家思想中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此亦官亦隐，王维一生都没有完全脱离官场。安史之乱时，他被迫出任伪官，也作有“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凝碧池》）以表不忘旧主、怀念李氏王庭之心。安史之乱后，因所作《凝碧池》免于获罪，一路升迁官至尚书右丞，但这不能把曾做伪官的负罪感真正从王维心中去除，可见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已深入其骨髓。无论是在朝为官时亲贤远佞，从不巴结李林甫之流，还是安史之乱时被捕，不惜用药戕害身体，拒绝为官，王维的这些行为无不将高官厚禄推得越来越远，而他的超功利心态成就了他的一世清名。

2.道家“逍遥”的境界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无论是“逍遥游”还是“无所侍”，都是作为凡人追求自由的最高境界。庄子所定义的“至、神、圣”之人与儒家思想培养出的“圣贤”大不相同，前者遨游天地不拘礼法，后者积极进取为求传颂千古。而身处官场中的王维，却在精神上渴望着“乘物以游心，逍遥驰骋”。如果身体被束缚在这世间纷扰之中，那么心灵可以遨游宇宙也是一种自由。“黄狮子”一案的连坐使王维仕途受挫，萌生避世的想法，如“虽与人境接，闭门成隐居。道言庄叟事，儒行鲁人馀。”（《济州过赵叟家宴》）表达出他的归隐之心。“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枝树。”（《漆园》）作者借以庄子为漆园吏的典故自喻，表现出他向往着庄子的境界。王维秉承“无为”准则，在被贬之时没有忧愁怨愤，在党争之中缄口不言，他的诗中没有战乱、讽刺、生民疾苦、宦海浮沉、功名利禄，只有“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諲·其三》）的宁静祥和、物我两忘，以及“江海自然人”（《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别业四声依次用各六韵》）的潇洒天成。所谓“定乎内外之分，辩护荣辱之境”①，大抵如此。

3.佛家“空”、“寂”追求

《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关于王维的妻子目前所知甚少，也没有找到王维悼念亡妻的诗歌，但王维于佛学的修为可见一斑（禁肉食，绝彩衣）。佛教思想深入到他的内心，继而上升为他的处事原则和心态，道法“无为”终归于佛法的“空”、“寂”。

《辋川集》作于安史之乱前，其中所收诸多诗作如《辛夷坞》《鹿柴》《竹里馆》等都是传世名篇。王维笔下的山水云天都是干净的、纯粹的、寂静的，“空”字和“净”字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眼中没有万紫千红，只有月白山青；没有尘嚣于耳畔，只得空谷雨声涤荡红尘万丈。王维亦官亦隐的状态，使他的生活别有乐趣，不计功名。

如果说青年时的王维还渴望着“内圣外王”，壮年时的王维还想摆脱束缚“乘物游心”，那么战乱平定后还朝的王维已经开始意识到“万法皆空”。与之前所述“空寂”亦有不同，晚年时的王维所认知的“空寂”已经不是山空云寂，而是身处人世心在世外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王维以维摩诘居士为楷模，在家时行出家之事，未出家却有修行之心。

（二）苏轼

1.儒家“治世”理想

“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②无论哪一朝代的儒生都有“学而优则仕”的想法和“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用世的兼济之道乃是士大夫的首选，而在不通达之时，有的人选择退隐避世修身养性，有的人选择委曲求全作诗诉苦，而无论“达”、“穷”都保持着“修身”与“兼济”之心的人寥寥无几。苏轼所学之儒，不是古板守旧的腐儒，更非满腹牢骚的酸儒，而是在他居高位时不忘黎民疾苦，处江湖时仍心怀天下的“治世”之儒。

如苏轼早期未入仕时的诗歌《入峡》：“板屋漫无瓦，岩居穷似庵”，又如“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夜泊牛口》），详细刻画了山区穷苦百姓的生活。作为一个来自富庶大家、进士及第意气风发的青年，在满是歌颂太平盛世的文人中间，苏轼并没有被乱花迷眼，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东坡应诏集》收录的一篇应制策文中，他对于仁宗末年社会形势“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认知，精确凝练地概括了当时局势。“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屈原塔》），苏轼更是以屈原之志为寄托用以醒己，以古代先贤为榜样追叹士大夫之节义。

入仕初期，他有诸般才华抱负不得施展，但他始终是积极的。当有困难艰险的任务时，他觉得是“奋厉有当世志”；当意识到国家有外患时，他要求自己习得弓马骑射，如“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次韵子由闻予善射》）。文人士大夫中有此等豪情壮志，有此弯弓讨贼抵御外侮之心的，却是为数不多。

苏轼在反对新法过于激进被迫离京外放时，创作了多首讽刺诗如《次韵答章传道见赠》等，这些诗歌都成为了“乌台诗案”中政敌攻击他的利器。而他在御史台狱中所作《和刘道原见寄》直抒胸臆，辛辣地讽刺新政诸公如“群乌”。如此铮铮铁骨不为强权的仗义执言，使他的诗歌在今日读来亦能感觉到兼济天下的浩然之气。

苏轼在涤荡世风的道路上圣贤之态尽显的同时，又是一个热爱家庭的人，这使得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至情至性之人。他的父母兄弟，他的三任妻子，都是他诗词文章中的重要部分，如《坟院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朝云诗》等，其中饱含的深情无不感人至深，“齐家”在苏轼的“治世”理想中也是重要一环。

2.道家“超然”心态

与儒家的积极入世恰恰相反的是道家的避世心态。苏轼作为一个标准的士子，始终保持着他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但受家庭影响，苏轼很有些道骨仙风、豁达无碍的超然气质，如他在孝期满归朝时所作《留题仙都观》：“安得独从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存”。在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乌台诗案”之后，道家的“超然”心态使他从打击中振作起来。苏轼不同于一般儒生的固执迂腐，他可以将老庄哲学的相对主义化用为抚平心中愤懑的良药，在进退之间寻得平衡。其《超然台记》更是将这种“超然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期间蕴含着超然物外、无往不乐的深刻道家思想，成为了贬谪期间苏轼的“解忧散”。他可以在任何时候拥有乐观心态且随遇而安，如《思堂记》《墨妙亭记》等。而他“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之语，足以彰显其在超然且乐知天命的同时，又敢于直面厄难的超功利心态。

3.佛家“慈悲心”与“圆融”

苏轼对百姓的关心与爱护，已经不止是儒者所谓上对下的“仁”，更不是道家所说的“无为而治”，而是感同身受的悲悯。当百姓无辜受害，他又无能为力时，“执笔对之泣，哀系此中囚”（《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值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因题一诗于壁》）。在黄州时，苏轼曾躬耕于东坡，他不把自己当成官吏，而是融入百姓以“牧民”自称，以亲手耕种为荣，歌颂劳动人民。密州任上，适逢天灾（蝗灾、旱灾）人祸（苏轼认为新法多弊病），苏轼见百姓之苦往往心痛如焚，“民病何时休”（《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的发问却无人可答。他冲在一线抗灾救援，以身作则节衣缩食，怜悯孤儿、广修善堂，办教育兴文化，做这一切他不为功利，只为民生。

满腹才华、爱民如子、仗义执言……这些并没有使苏轼在仕途上有所裨益；牢狱之灾、贬谪出京也没有使苏轼像普通儒生般灰心丧气忧愤难平，更没有使他像老庄遁世般归隐山林。少年学儒时的意气风发不再，建功立业之心却仍未泯；家学渊源的道家“超然”心态使他安于江湖，而佛家的“圆融”之法使他在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碰撞中找到了统一之路，成就了苏轼独特的乐观心态。经历过颓唐萎靡的苏轼从浑噩漩涡中慢慢走出，秉持最平和的“返真”心态，圆融无碍。

（三）两者超功利心态的对比

王维与苏轼同为儒生，都接受了老庄哲学与佛教影响，但其超功利心态却迥然不同。王维诗中是没有苦难的，他经历过战乱不可能看不见苦难，但他的诗中却没有表现；王维是经历过贬谪的，但他的诗中却鲜有对政治的不满与讽刺，也不会诉说壮志未酬；他只是把他的一切归于山水和白云。他是仁爱的，因为他可以与飞鸟相亲与走兽对坐；他是爱国的，因为他宁可服药伤害自己也要拒绝出任伪官；他是正义廉洁的，因为他从不愿与奸佞合流。但他从未吐出满是抱怨的言语，不会写下饱含苦泪的诗句，因为他已经了解了佛法的奥义——众生各有缘法，不可强求。这是难得的真如佛性，不是冷酷薄情，而是任运而行、随缘度日。

苏轼的笔下有他为百姓落泪、为国运忧心的情怀，更有超脱尘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他的辛辣讽刺是因为新法有碍民生，他的仗义执言是为国家前途。面对邪恶，他是怒目金刚；面对黎民，他是慈悲菩萨。与王维的“空寂”相比，苏轼的诸般计较可谓“着相”，但其可贵之处恰恰是争斗却不为自己。

王维晚年仕途平顺最终官居二品，而苏轼却是漂泊在外任上。尽管如此，苏轼始终保持着乐观心态且超然世外。也许他的诸般苦恼未曾放下，常乐我净的境界未能全至，但是他的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流传千古。

三、结语

王维与苏轼分别是唐宋两代杰出的大家，人品出众且才华横溢，他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但诗文中所呈现的心态却有不同。本文从儒释道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出发，以两人的作品为例，将两者不同的超功利心态进行对比，希望可以更深刻体会两者诗文所包含的思想感情，以及进一步了解古代文人的超功利审美心态。

注释：

①出自《庄子·逍遥游》。

②出自《太和正音谱·庞涓夜走马陵道》楔子。

参考文献：

[1]谢桃坊.苏轼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87.

[2]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陈铁民.王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

[4]谭朝炎.红尘佛道觅辋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吴相洲，高萍.王维研究（第六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6]韩娇.王维的超功利审美心态与山水诗创作[D].山东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