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非裔美国女性剧作家艾德里安娜·肯尼迪在其戏剧世界中把历史事件与虚构人物结合起来，以强化暴力意象的方式来建构美国黑人遭受摧残的私刑隐喻语境，谴责白人社会对黑人实施的种族暴力。戏剧对种族私刑的历史再现旨在说明白人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大和顽固。

【关键词】私刑；历史叙事；意识形态；隐喻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004-03

从蓄奴时期开始，白人种族主义者以维护社会正义和美国南部传统为名，未经官方许可或适当的法律程序，私自逮捕那些被怀疑犯罪或被证实有罪的黑人，并常从肉体和精神上实施种族迫害，形成了美国社会独有的白人群体对黑人群体实施私刑暴力的历史。私刑是美国白人捍卫其至高无上权威的暴力策略，是白人种族主义者维护自身特权和种族优越观念的一种手段，更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白人集体暴力和意识形态。[1]从深层含义上讲，这种私刑历史所表现出的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种族关系和种族暴力，代表的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这种集体私刑暴力行为留给黑人的是集体恐惧记忆和对白人意识形态的接受。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非裔先锋派剧作家艾德里安娜·肯尼迪（Adrienne Kennedy）的戏剧正是对美国这种私刑历史的再现。通过对生活在充满偏见、以白人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社会中黑人噩梦般经历的叙写，肯尼迪把读者和观众带进了她设计的多种形式的私刑历史。她对私刑历史的叙事以黑人及黑白混血成年人的遭遇为中心，同时又涉及私刑阴影对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灵魂的毒害。他们既是这种私刑的受害者，对私刑有着恐怖的记忆，又是私刑的目击者，有时甚至是参与者。肯尼迪对私刑历史的这种戏剧化描述突出了私刑对黑人精神的摧残和愚昧，表明白人社会种族意识形态势力的强大和延续。

一、对黑人成人实施的私刑历史叙事

肯尼迪的代表作《黑人开心屋》（1964）中的中心人物“黑人—萨拉”和她父亲集中体现了隐藏在潜台词中的私刑问题。萨拉的父亲在她口中是“最黑心的人”，她宣称“黑人是魔鬼”，因为他强奸了“长得像白人的母亲。”[2]P15 萨拉的母亲则被描绘成遭黑人强奸的牺牲品，她在戏剧开头大声叫嚷，“黑人，黑人。我本不该让一个黑人的手碰我。那个禽兽强奸了我。”[2]P13这个罪行无疑被贴上私刑标记，成为私刑牺牲品。这个黑人强奸犯父亲是与蛮荒、不受约束的黑人淫欲语境联系在一起的，他不仅玷污了看起来像白人的黑人妻子的清白，而且毒害了女儿的血统，因而私刑就要根除它。想到私刑法典，他想“吊死自己”。而这个吊死的“丑陋的黑东西……坐在楼道里……黑乎乎的”[2]P22意象让人想起在非裔美国人记忆中，私刑作为对白人的一种补偿手段和对黑人的惩罚武器是历史的必然，他脖子上的绳索则成为他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罪恶的象征，被蒙昧的象征。

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表征上，私刑都极具讽刺性地指向萨拉。因为黑人父亲强奸了长得像白人的母亲，萨拉成了不自然的种族结合下的不和谐产物。她讨厌自己的黑肤色并想成为白人，因此，她特别憎恨她的父亲，以私刑般的狂暴抨击她的父亲。从这个层面上讲，萨拉成了私刑的执行者。

但是，萨拉同时也是私刑的受害者。作为一个黑白混血女性，萨拉的身份既不完整也不稳定，相反是分裂的。这一分裂身份由哈布斯堡公爵夫人、维多利亚女王雷吉纳、耶稣、帕特里斯·卢蒙巴四个历史人物构成，他们在剧中分别是她自我中的一个。其中维多利亚女王和哈布斯堡公爵夫人两个自我象征她所渴望的白人身份和母系传统，而卢蒙巴和耶稣则代表她憎恶的黑人身份和父系传统。这两种相互对立的人格和文化力量存于她一身，每一个自我都与另外三个相互冲突、相互侵蚀，都想取得对对方的统治权，把对方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萨拉需要调和这四种冲突的身份，但是她无能为力，最终因肤色而与其父亲遭受同样的私刑惩罚。在第一次出场和最后的场面中，萨拉都带着绳子，这是私刑历史绑定的象征，一种对任何敢于反抗种族准则的有罪黑人的惩罚。当萨拉首次出现在肯尼迪超现实主义背景中时，“她是不露面的黑人角色，执行绞刑的一根吊绳绕着她的脖子，鲜血染红的部分就是她的脸。”[2]P13私刑主题在剧尾再次呈现出来。她声称有一个白人男友，但是她发现自己以无法改变的黑人女性身份与白人男性发生关系也会被烙上私刑之罪名。她父亲因与白人女性发生关系而受到私刑绞刑的惩罚，她也因为和白人男性的关系而被处以私刑绞刑，成为白人私刑暴力的牺牲品。人们看见她吊死在房间里，绕在她脖子上的绳子象征着许多非裔美国人被以捏造的罪名处以私刑的命运。

从萨拉的身上可以看出，她悲剧性地把自己幻想成来自白人世界雍容华贵的维多利亚女王和哈布斯堡公爵夫人，但“卷曲的头发”从艳俗的冕状头饰下露出，白色化妆品没能掩藏而是更加暴露了其下的黑皮肤。她的身份依然是看似白人的黑人，依然要因为黑人身份而受到惩罚。不可能做白人的现状造就了萨拉的自我憎恨，因此萨拉又将自己转化为白人刽子手角色，一个矮小好色、心理残缺、想对黑人罪恶复仇的棕色肤色耶稣和黑人领袖卢蒙巴。现在的萨拉以同血缘的黑人领袖和上帝的名义、以殖民主义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义、以丈夫的名义寻求复仇。这就极具讽刺意味。萨拉是在对自己实施私刑惩罚；她既是私刑受害者又是私刑实施者。她最终成为美国白人暴力下的祭品，一个反对种族和性别准则而被处以私刑的牺牲品。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幻觉中，萨拉就像她父亲一样被白人霸权遗弃，这种霸权将惩罚强加于任何一个敢于超越种族界线的黑人；萨拉因触犯这条界线被处以私刑。无论是萨拉还是其父，他们都在意识形态上被标上性、种族和政治标签，所有一切都以隐喻的方式集结于私刑套索。

二、对黑人儿童实施的私刑历史叙事

在美国私刑政治中，虽然实施私刑暴力的是白人成年男子，但在场的人中也不乏儿童，这些儿童被称之为“未来私刑者，”[3]P562他们以幸灾乐祸的残酷心态欢呼雀跃。肯尼迪戏剧中的白人种族私刑实施者同样也包括白人儿童，私刑实施的对象同时也针对黑人儿童。她早期的两部作品《老鼠的弥撒》（1963）和《死语言之课》（1964）毫不掩饰地关注黑人儿童在白人世界中遭受的私刑梦魇和黑白儿童心灵遭受的毒害。

在《老鼠的弥撒》中，肯尼迪把美国白人至上运动历史化，描绘了哥哥布莱克和妹妹凯两个黑人孩子所经历的超现实主义恐怖故事。剧中对黑人儿童实施私刑的代表是露丝玛丽，一个典型的受白人种族主义毒害的“未来私刑者”，一个穿着“圣餐礼服”的意大利裔白人女孩。她告诉黑人孩子们黑人不能成为天主教徒，他们没有资格向她纯洁的欧洲祖先要求这样做，宣称她“最大的悲哀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2]P53虽然露丝玛丽曾经对他们以朋友相待，还让布莱克认为他们会结婚，但因为他们是黑人，她现在宣布将他们遗弃并被逐出教会，与她受种族主义鼓舞的白人文化一起捏造并控告布莱克兄妹犯有乱伦罪，把他妹妹送进收容所，接受强制流产手术。不仅如此，顽固不化的白人社区还毒害黑人儿童的心灵，把他们变成老鼠，失掉人性，并让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啮齿动物，肮脏、遭人嫌弃、理应处以私刑。肯尼迪的舞台说明以寓言式的比喻揭示了在纳粹一样的美国儿童所受到的私刑摧残：“老鼠哥哥长着老鼠头，人肚皮，一只尾巴。老鼠妹妹长着老鼠身子，人的头，一只尾巴。”[2]P47这一贬损形象隐喻并强化了强加在兄妹身上的离谱的种族耻辱。因为他们的种族，这两个被老鼠化的黑人孩子被残酷地穷追猛打直至猎杀。不断出现的死鼠仔意象让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种族暴力对黑人儿童所犯下的罪行。在兄妹的老房子阁楼里全是死鼠仔，还有房梁上垂死鼠仔的声音，现在“我们每次出去都会踩在我们孩子的坟墓上。”[2]P53孩子们曾经纯朴的小教堂现在异质成到处都是啮齿动物的肮脏场所。

在肯尼迪眼中的种族主义美国，黑人儿童被否认拥有灵魂和人体。喊着“耶稣，玛利亚，约瑟夫，两个智慧男人和一个牧羊人”的游行队伍变成了带着霰弹枪的行刑队，从种族和精神上对黑人儿童实施私刑惩罚。此剧所表现的远不只是政治上的愤慨，或许更突出的表现是所谓的“黑人大屠杀”，一个从奴隶制到私刑到黑人全球种族灭绝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的上义词。

在谴责大规模谋杀无辜的黑人孩子中，此剧在日期、场景、人物和意象上唤起了1963年那个最残酷罪行的回忆。除对黑人男性实施私刑外，当时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非裔美国人社区实施私刑的另一种最常见最可怕的罪行就是焚烧、炸毁黑人教堂，使他们失去希望。此年9月，种族主义者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第十六大街浸礼会教堂的浴室里放置了15支炸药，炸死四个黑人小女孩，爆炸还伤及数十名无辜。这次教堂爆炸事件对研究肯尼迪戏剧中的私刑暴力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此剧正好创作于这一年。剧中的意象和场景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复制了第十六大街教堂所遭受的私行恐怖场面。肯尼迪在剧中把教堂圣地转化为一个执行私刑的场所，教堂的窗户被炸毁，里面被烧毁，野蛮地把无辜的孩子变成了血和泪。这些被谋杀的黑人孩子成为白人种族仇恨的牺牲品，种族主义罪恶的见证。像十六大街教堂一样，同样的偏见也把凯和布莱克兄妹当作执行私刑的目标，理想的小教堂之家被露丝玛丽和她的种族宗教群体亵渎。他们把孩子们质朴的教堂妖魔化，将它变成一个令人作呕的肮脏地。

同《老鼠的弥撒》一样，《死语言之课》重点揭露了种族暴力对黑人儿童人格的残酷摧残。在这个最具象征意义的戏剧中，七个身着“蝉翼纱裙子，白袜子，黑皮鞋”[2]P43的黑人女孩遭到她们怪异、死板、一个“打扮奇特从腰以上像只狗”的白人女老师的折磨。如同在《黑人开心屋》中，肯尼迪也让黑色身体穿上白色礼服，象征着加剧剧中的种族张力和欲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像《黑人开心屋》中莎拉的两个欧洲白人自我一样，也与《老鼠的弥撒》中布莱克和凯的命运同出一辙，这七个黑人女学生虽然穿着白衣，但都因她们的黑人特性而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她们没有像民权所赋予的权利在教室找到归属感、平等和学问，相反，她们的教室像布莱克和凯的小教堂之家，从圣殿完全异质成监狱，里面的学生被认定犯了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大罪之一——谋杀凯撒。在种族主义的美国，他们被抛弃。她们的教室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仅仅因为是“他者”而被老师、门卫和执行种族教育法规者羞辱。虽然穿着自己最好的主日白色连衣裙，这些黑人学生在白人教育体制的特权领域依然被剥夺了公民权，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之后年代里很多黑人孩子学会的血淋淋的一课，她们目睹了白人文化和宗教的双重暴力。

《老鼠的弥撒》和《死语言之课》所揭示的是白人种族暴力对黑人实施的另一种私刑大屠杀。在前者中，白人种族主义者对以布莱克和凯为代表的黑人儿童从身体和精神上实施屠杀；在后者中，黑人儿童受到白人宗教和教育体制的摧残，再次成为替罪羊。肯尼迪剧中对这种大屠杀的谴责指向优生学这一残酷政策，即旨在减少黑人儿童的数量，让美国人种更白。在否认黑人正常人性的同时，白人又普遍认为黑人男性和女性有着比白人更旺盛的生命力。这导致了白人对黑人超强性能力的恐惧，也成为对包括黑人儿童在内的非裔实施私刑的原因。剧中露丝玛丽坦承，白人社会惧怕黑人生育能力，因为她们会把更多的黑人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因而谴责这些黑人女孩。

三、私刑的延续

在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私刑作为一种政治和权力实际上不可能消失，这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所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中可管窥一豹。《剥夺睡眠的房间》（1996）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是肯尼迪与儿子亚当合著的一出极具自传体、也最具煽动性特征的戏剧。该剧基于她儿子亚当（在剧中称为泰迪·亚历山大）所经历的一个噩梦。1991年1月11日，因为一个尾灯缺失，亚当被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警官拦住，并被蓄意指控拘捕、袭警。肯尼迪通过虚构的泰迪受审时仰望悬垂在证人席上空的套索，恰如其分地隐喻了私刑，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城市的种族暴力程度。

按照剧中描述，泰迪和他表弟在洛杉矶向警察问路时，白人警官霍尔泽问他们在这个白人小镇做什么，随后拔出枪对着泰迪的太阳穴，大喊“黑鬼，我要一枪打爆你的脑袋，你从哪儿弄到这辆捷豹？”然后“对泰迪暴力搜身。几次从下面抓他的睾丸，抠他的屁眼。”[4]P50泰迪记得警官把他顶在车上，一直踢他胸部，使他难以呼吸。噩梦由此产生。白人检察官则采信警方的证词：“霍尔泽警官开着警灯，拉着警笛追赶了三个街区，然后把你的当事人追到一个死胡同。亚历山大先生好斗且怀有敌意，攻击了霍尔泽警官。这个指控事实清楚，我们非常确信法庭会给予有罪判决。”[4]P38泰迪和他妈妈苏珊娜（肯尼迪的另一个自我形象）反驳说泰迪是无辜的。苏珊娜指出她儿子“被击倒在地，阿灵顿警察打伤了他的脸，不停地踢他胸部和腹部，反复在泥浆中拖拉……这就发生在里弗代尔街他父亲的前院……这位阿灵顿警察逮捕了我的儿子，然后捏造了一个完全虚假的事实和指控。”[4]P11在提供了预审证词后，泰迪恐慌地说：“当我坐在那张椅子上，我心里充满了监狱生活的各种画面。我看过或听过的每个监狱电影、监狱纪录片、监狱故事铺天盖地而来，恐惧充斥了我的脑海，占据了我的心。”

[4]P19警察暴行剥夺了他的睡眠。

从深层次看，阿灵顿警察在剧中是作为白人种族力量的隐喻存在的。他们对亚历山大一家摆出的是一个看似不可征服的暴力威胁姿态，这种暴力也牢固地留存于黑人对警察暴行的记忆之中。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私刑过程中，警察这样的执法者或参与其中，或对私刑采取宽容或袖手旁观的态度。在执法人员参与私刑的情况下，黑人只能指望上帝，正如休斯的一首诗中所写的：“我抬头看见/那个人们称为执法的人/正沿着街道/向我走来！……执法者举起了棍棒/把我打入了/活生生的地狱！//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不保护我们/免遭警察的粗暴。/身为穷人和黑人，/我没有武器还击/因此除了上帝/谁能保护我？”[5]P119泰迪和他表兄的经历正好凸显了他们所遭受的反常的公民待遇。白人警官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守法公民，而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就被看作是事实上的罪犯，理应受到恐吓和侵犯。在警察暴力私刑面前，他们无能力为，即使是上帝也不能保护他们。

四、结语

与同时代的作家不同，肯尼迪的大部分剧作并没有继承传统戏剧的创作风格。通过描绘曾经折磨美国黑人灵魂和身体的私刑政治的惊悚记忆和不可调和的种族冲突，肯尼迪旨在激起黑人的反抗意识，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她的戏剧并不只是表现黑人个体遭受的私刑噩梦，而是遭受种族歧视和暴力的非裔美国人集体记忆的真实写照。在她的作品中，历史和噩梦是不可分割的。当她思考美国白人社会的种族犯罪时，她戏剧化了过去和现在，再现了美国黑人的噩梦历史。毋庸置疑，在戏剧技巧和表现历史方面，肯尼迪是最大胆的非裔美国女性剧作家。她具有煽动性的戏剧创作影响了后世的如尚治、帕克斯、诺塔奇、库什纳等女性和男性、白人和黑人剧作家。

参考文献：

[1]张琼.私刑计划的破产与黑人权力运动的反思——解读约翰·怀德曼的私刑者[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4，（春）：278-290.

[2]Sollors， Werner. The Adrienne Kennedy Reader [M].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

[3]Myrda，Gunnar.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M].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62.

[4]Kennedy，Adrienne & Adam Kennedy.Sleep Deprivation Chamber [M].NY：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1996.

[5]Jemie，Onwuchekwa.Langston Hugh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M].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作者简介：

白锡汉（1965-），男，陕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女性戏剧。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16JK112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