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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疑、人性与戏剧性——论阿加莎·克里斯蒂戏剧的内核及其隐性诗学

2016-11-23

戏剧之家 2016年21期
关键词:悬疑剧阿加莎克里斯蒂

许 羚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悬疑、人性与戏剧性——论阿加莎·克里斯蒂戏剧的内核及其隐性诗学

许 羚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侦探推理女王”,她一生创作了80余部侦探小说和19部剧本,绝大多数作品都深受欢迎。其作品之所以深受大家喜爱,不仅是因为侦探悬疑题材本身疑云密布、奇事跌出、高潮迭起,使观众产生迷惑和好奇而深陷其中欲罢不能,更是因为她巧妙地运用了笔下波洛脑中的“灰色细胞”和马普尔小姐的“闲扯”来窥探出每个人内心的秘密。她的戏剧作品尤以人性探索为重心,通过深入挖掘人物的动机,为观众展示出人物特异怪诞却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由此揭示出曲折摇曳的人性。在悬疑中展示出人性和戏剧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阿加莎戏剧的内核。她不是为悬疑而悬疑,而是在悬疑的形成与剖开中指向人性探索与戏剧性的营构。其剧作对于当代剧作家寻求真正的戏剧性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阿加莎·克里斯蒂;悬疑;人性;戏剧性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誉为“侦探推理女王”,她一生创作了80余部侦探小说和19部剧本,绝大多数作品都深受欢迎。她通过深入挖掘人物动机和分析人性,为观众展示出人物特异怪诞却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由此揭示出曲折摇曳的人性;交织着的复杂情境与冲突,突出戏剧性。

一、阿加莎·克里斯蒂剧作的“人性”特色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曾经说过:“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戏剧的重点是挖掘人性,挖掘得越深、越广就越深刻、越震撼人心。

在阿加莎的经典作品《捕鼠器》中,悬疑剧本身的悬念、巧合或者误会的独具匠心,更深层次地体现了每个个体对他人的否定和自我的否定,使得主人公们不相信身边最熟悉的人,甚至于不相信自己本身。当我们豁然开朗之时更多地会去思考,是什么将我们变成了这样。使得我们与剧中人物共呼吸,共经历,共屏息,共反思。

席勒曾把戏剧定义为“人类生活的一面坦诚的镜子”,而阿加莎的戏剧正是体现了这一点,《无人生还》中,在绝境里,有人心头坦然,因为多年来都承受负罪感所带来的痛苦;有人不以为然,因为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有人惶然,以为自己所作所为没有过错,但真实地造成了他人的自杀;有人凄然,梦里都能见到死去的无辜者的模样。来到岛上的所有人都揭去了身份的伪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表露出最真实的一面。这时,推理已退居其次,关键是一种悬疑而诡异的气氛营造,这里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侦探,但每个人似乎都由于宿命而相继离开,也许前一秒还侃侃而谈,后一秒就由于不可知的原因而撒手人寰。这里最可怕的未必是那个凶手,而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命运,每个人都会死,而凶手就在其中。在这种氛围下,可以尽情欣赏人类的恐惧,人和人之间的争斗、纠葛、猜忌,以及目的性明确的合作,换句话说,这时所要展示的就是人类的弱点,既是书中人物的,也是我们自己的。阿加莎把人性中最阴暗、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出来,将恐惧之火点燃。

二、阿加莎·克里斯蒂剧作的“戏剧性”特色

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阿加莎最出色的戏剧作品——《捕鼠器》已经不间断上演超过半个世纪了。在看《捕鼠器》之前,读到最多的评价便是: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暧昧错杂的身份。欲盖弥彰的眼神。看不见的血腥。听得见的心跳。

在这个风雪笼罩下的蒙克斯维尔庄园,这个充满神秘、压抑古怪的地方,《三只瞎老鼠》的音乐骤响,伴随尖锐的口哨和错杂入耳的说话声、女人的惊呼声、警笛声、收音机里凶杀案的新闻播报声,无一不使得气氛变得紧张,然而庄园男女主人的登场,仿佛又显得这一切无关事己,但在隐隐约约中又好像危机四伏。一个家庭旅社在一个大雪天先后接待了六名来客,他们性格各异,身份神秘,他们各自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一切便形成了《捕鼠器》的戏剧张力与戏剧魅力所在。在此之中,六名来客之间,他们与庄园男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或深藏或浅露,不仅体现了悬疑剧情的扑朔迷离,更加强调了人的欲望本身的复杂多变,随着剧情的推动,将这些端倪慢慢分解。

阿加莎·克里斯蒂作为英国推理女王,其作品剧情的发展一直是随着她的精心编排,一步一步地层层推入,直至谜底。这样的作品更具有戏剧性,且更加深扣人心。

由于悬疑剧的特点便是悬念构建剧情框架,那么从剧作的一开始阿加莎便狠狠抓住了这一点。在《无人生还》中,一开始就疑云密布,怪事重叠,十个被邀请到印第安岛上做客的、彼此陌生且毫无职业关联的人,在与世隔绝的岛上相继依照一首童谣所述般离奇死去。在整个有限的时空里展示着彼此的猜忌和对死亡的恐惧,错综复杂的关系像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观众推测凶手在其之中,又不知其人的好奇心。和一般的悬疑剧不同,这样的感觉就像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知道命运的安排,却无力摆脱命运的捉弄,一种无力感笼罩全剧。特别是那个“印第安小孩之歌”以及配合人物死去而出现在现场的印第安小瓷人,更是增添了一份诡异。杀人本身已经很恐怖了,更可怕的还有那预言一样的儿歌,将人的神经崩到极致,一触即断。凶手正是抓住人对未知的恐惧,对神力报复的恐惧,才能成功实施一次又一次的计划。而对于观众来说,这种未知的力量,尽管知道是凶手所为,仍有一种冥冥之力的诡异感。

在《无人生还》中,大家怀疑的重点几乎一直都集中在那个叫贾斯汀·沃格雷夫的法官身上。这个处死了无数犯人的法官无疑拥有足够策划这样一个周密复杂的行凶计划的智慧。然而当法官本人也遭到杀害时,观众不得不转而猜测另一些似乎不太可能的结果。阿加莎将这谜底藏到故事的最后,在沃格雷夫的自认状中将真相揭晓。通过这样的策略,阿加莎往往能成功地使观众将视线集中在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能信服的结论上。在最后真相大白之后,本身紧张的气氛却被喜剧的收场推向了高潮,本以为这样的结局会锐减戏剧的效果,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温馨的气氛反而在舒缓观众压抑的同时引起大家的反思,提升了其戏剧性,达到了最后戏剧的高潮。这样的感同身受既在意料之外,但其实又在情理之中。这便是戏剧的意义,给人以真实感。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故事的结局真如儿歌一般,全部死去,那么其在戏剧性与观众的直观性上便会大打折扣。这也便成了阿加莎能作为推理女王最有利的证据。

三、阿加莎营构“戏剧性”的基本原则与核心技巧

剧情的环环相扣、层出不穷使得我们无论怎样,都无法找到破译的出口和方法,这便形成了深刻的戏剧性,但在突出戏剧性的同时,是否能承载住人性之重,又或者说我们是否能把握住剧情的精彩度和所思考问题深度之间的关系,又是我们所需要反思的。阿加莎的剧作正是把握住了将人性探索与戏剧性营构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则,运用两个核心技巧将其体现出来。

(一)在特定环境下营构“戏剧性”。

阿加莎的悬疑剧永远少不了的都是将看似无关的人们,放在有限的空间里,告诉了结局:凶手就在其中。火车的包间、封闭的房屋或密室、航行的轮船,或是偏僻的小镇、荒芜的树林。这种背景不但能增加吸引读者的神秘色彩,而且便于作者对侦探的活动进行驾驭,即发生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群之间,不受外界的影响。故事的亮点和悬念在于:没人知道谁是下一个受害者,而凶手肯定在大家中间,因此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悬念贯穿案件的始终,直到案件告破,这个环境的封闭状态才会被打破。如《无人生还》里血腥的复仇故事发生在一个海岛之上;《捕鼠器》则发生在一栋招徕房客的庄园之中。

阿加莎·克里斯蒂除了运用这种把案件安放在一个特定场合的模式之外,她笔下的人物也都是上流社会的,案件涉及人要么是富翁,要么是有地位的人,而且很多都涉及争夺家产和遗产。在任何国家,有钱有权的人只占整个社会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普通大众,这种特殊的设置也许与她早期的富裕生活有关。另外,对上流社会比较好奇的民众,通过小说恰好有了了解该阶层的机会,这也是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畅销的原因之一。

(二)巧妙设定“凶手”营构“戏剧性”。

阿加莎·克里斯蒂鼓励观众去推理、猜测凶手,但她又竭力避免让观众猜中。为此,她设计了很多巧妙的陷阱去误导观众,只留下一些细微的线索。因此观众往往最后才发现结局和自己的猜测大相径庭。在《无人生还》中,阿加莎·克里斯蒂没有明确说明凶手是谁,虽然大部分观众认为是法官,但关于其他人是凶手的争论也有有利的证据。所有人似乎都跟死者没有关系,看起来都不可能是凶手,但却都暗藏密切的联系。剧情虽然都各有所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观众始终很难猜到真正的凶手是谁。以这种技巧营构的“戏剧性”,阿加莎·克里斯蒂能够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解释得天衣无缝。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戏剧作品通过在悬疑中展示出人性和戏剧性,成为其戏剧的内核。她不是为悬疑而悬疑,而是在悬疑的形成与剖开中指向人性探索与戏剧性的营构。其剧作对于当代剧作家寻求真正的戏剧性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1]曹禺.论戏剧:曹愚戏剧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263.

[2]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C].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

[3]王安忆.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J].当代作家评论,2005(5).

[4]宋嘉扬.论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构思技巧[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5]徐靖,康卉.论阿加莎·克里斯蒂古典推理侦探小说叙事特点[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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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宋嘉扬.论克里斯蒂侦探小说的构思技巧[J].重庆师院学报,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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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7-0125(2016)11-0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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