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慧 陈 锋 曹蒲宁

《乌得勒支和平》:男权政治下的女性身体隐喻

□包玉慧 陈 锋 曹蒲宁

福柯认为,身体是一种不断遭到干预的“政治结构”,身体几乎是所有历史事件来源的处所,各种历史事件均在身体上得到展现,包括它们的冲突和对抗。在小说《乌得勒支和平》中，爱丽丝.门罗精心地描绘了一系列女性形象:“我”、母亲、麦迪和姑妈们。作者利用小镇女性们的身体隐喻揭示男权政治对小镇女性的压制，即对她们身体、思想、行为等各方面的束缚和禁锢。

一

小说中的母亲角色展示了男权政治对女性身体干预的范例。作为女性，母亲成为父权机制下的“他者”，因患帕金斯症，面目扭曲，异于常人，母亲成为小镇的双重他者。“对疾病的禁忌心理来自于对死亡的恐惧......使病人在承受了疾病折磨之后还要蒙受精神和生理上的惩罚”。根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场域划分，母亲只能呆在户内，但“她尽可能地抛头露面，从不介意她是否受人欢迎。她常常走出家门，游荡在朱比利的街道上”（199）。这势必会将母亲置于危险境地，她的声音被形容为“非人的声音”，连麦迪也不把患病母亲当“人”对待，预示着母亲的生存权力的岌岌可危。作为福柯理论中的 “越界者”，母亲必然遭致惩罚。她成为小镇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传说”或者“怪物”，让女儿们蒙羞，亲友们远离。福柯认为，权力无孔不入，每个人既是权力承受者，也是权力执行者。外界的羞辱使女儿们的身份翻转，她们从权力对象变成权力执行者，将母亲囚禁在户内：“我们尽量采取直接或者间接的方法，将她困在家里，远离那些让人伤心的恶言恶语”（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