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大陆媒体报道，经国务院同意，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对留守儿童实施“精准关爱”。

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升级，与李克强总理1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有关。他要求把保护和关爱留守儿童的责任落到实处，“决不能让留守儿童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2月， 国务院发布了与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相关的工作意见，要求乡镇一级政府建立完备的留守儿童信息台，一人一档案。民政部首次设立了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并会同教育部、公安部等，即将展开对留守儿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

近年，与留守儿童相关的悲剧屡屡刺痛民众的心。对大陆留守儿童的数量，也一直缺乏权威统计。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报告推算，留守儿童人数达6102.55万，加上3600多万流动的未成年人，约占大陆3亿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全国三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处于留守或流动状态。这是一个惊人的恐怖数字！有什么比无法待在父母身边，更能伤害孩子？又有什么比不能使孩子在自己身边上学，更让父母绝望？当然，并不是说留守儿童一定会成为“问题儿童”，但缺乏父母的照料与监护，肯定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大量的心理不健康者、行为失范者，还可能让少数孩子被伤害或非正常死亡等。有统计显示，在某些地方，未成年人犯罪的70%都有留守儿童经历。显然，这样的社会现实或迟或早将与每一个人相关，即便你的孩子前途光明，也很可能在未来受到某次犯罪的伤害。保护与关爱留守儿童，其实是在保护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未来。

关注，关爱，是为了尽快有所改变。面对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小修小补的立法或救济，已绝难起到什么效果。如再不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所行动，对相关的社会政策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改革，它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在未来的稳定和存续。这大概也是由27个部门成立联席会议制的本意。未来人口的素质，将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成色。人人都知道“少年强则中国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但不少地方政府在处理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教育与福利方面，却一直处在严重滞后的状态。如果有6000多万儿童都无法生活在一个健全的家庭中，我们又怎能期望国家在未来会变得强大？

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不全是人为原因，背后有深远的历史缘由——从建国后实行城乡二元化计划经济制度开始，中国城乡居民对生活资源、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等的占有便产生了巨大的差别。改革开放只是释放了被锁死在土地上的农民流动的自由，并没有及时对户籍、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平权进行同步的制度调整和匹配，所以造成了大量家庭不得不受别离之苦。客观地说，最近两届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作为是比较多的，城乡一体化的推出对削减留守儿童数量就有很切实的帮助，但依然不够。

首先，对留守儿童问题最彻底的解决之道，必须是迁徙自由和教育等方面平权的制度匹配。对大多数外出务工者来说，大中小城市为其建设者的孩子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是城市管理者应尽的基本义务。虽然8年前政府就要求按“流入地为主”原则来解决随迁子女的求学问题，刚开始几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哪知近几年，在城市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数量不升反降，很多城市想通过抬高随迁子女入学门槛来控制人口，这显然是不智的行为。与其把资金投入到孵化培育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对农村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治，不如尽快打破各种制度壁垒，让孩子跟随父母在务工地自然融入所在城市，这才是从源头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办法。再大的城市问题、环境问题，也没有国家的未来问题大。再大的问题，也没有人的问题大。多年来，各地政府和社会组织在关爱留守儿童问题上，已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这种不治本的帮扶无法解决留守儿童核心的问题。可以说，当前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工作重点，并不在留守儿童生活的乡镇，而是在父母务工、生活的城市。

其次，要制定《儿童福利法》或《留守儿童保护法》，从国家法律层面来保证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即不单强调家庭和父母的责任，更要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比如，日本政府上有“儿童家庭局”，下有市、镇的儿童福利理事会，村村都有儿童咨询所。但大陆目前儿童保护的职能，却分散在民政、妇联、共青团、卫生部等不同部门，一旦有事追责，难免互相推诿，谁都不承担责任。

其三，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显示了中央政府对解决此问题的决心，但这仍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如何跟进？27个部门如何分工与协调？各类计划如何落地实施？都是需要长期监督、公示的。要有硬指标的考核，才可能在“懒政”“怠政”的背景下有所推动。当然，留守儿童的流出地和流入地及全社会的协作和努力同样重要。留守儿童问题，决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它就会恶化为与每个人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

（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