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

活跃的舆论场里，法政“三驾马车”一直都很忙，各类大大小小的事件里，大多有这哥仨的影子。特别是最近，公安在忙救场，检察在忙宣传，法院在忙道歉，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大体印证了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定位。只不过，法院的“对手”，多为律师和案件当事人，而公安的职能所覆盖的，几乎是全社会。

在媒体的观察视野里，一向刀锋犀利的时评人宋志标，新近提出了“法律丛林食物链”一说，即：律师专克法官，公安专治律师，法院可以摸公安的头，而公安又常常输给行政诉讼的群众，可谓此消彼长，一物降一物。乍看去，颇似太后老佛爷时代“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循环，也像民间说的，软的怕硬的，硬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

按照宋志标的逻辑，律师对阵法院的事件中，基本上都是以法院告负为结束，尽管在法庭上地位不同，但律师专治法院不服，律师与法官的关系，职业“冤家”多过“共同体”。这个结论在业内也得了部分认同。一位同行在我的微信里愤愤不平地说：越是讲理的地方，人家越不怕你。律师到公安借卷，人家根本不理他，律师啥办法也没有，转而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如果法官不乐意调取，律师立马就硬了起来：你不取我告你！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律师与法官正在强弱易位，至少在舆论场上看起来如此。事实上，如果要说这个社会中有谁比法官更熟悉法院、关心法院，那一定是律师。最热衷讨论法院司法改革的，是律师，几乎人人身怀“屠龙术”，但他们对检察、公安的改革，却又似有不得其门、无处下口之感。一个地方法院里，谁的专业素养令人信服，谁有哪些“食人间烟火”的嗜好，常年打交道的律师，比法院的政工、纪检部门还门清，法院有哪些软肋，更是一掐一个准。

于是在这样的对照下，许多同行的吐槽中，既有近年来法院臊眉耷眼、举止进退失据的尴尬，更有当下“律师组团打怪，法官抱团取暖”的失落。朋友古耕道在《那年我们把当事人追得漫山遍野跑》的怀旧文中说：身在法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九十年代是白银时代，本世纪头十年是黑铁时代，如今已到了灰土时代。这个论断，一度激起朋友圈法院人的一片唏嘘，也让许多年轻人表情复杂莫名，仿佛一进院就掉了坑。

问题来了，我们真的曾经历过一个法院的黄金年代吗？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进入法院，一毕业就分到当时正如火如荼的经济庭，亲历和见证了那段市场经济大潮初兴阶段近乎野蛮生长的司法史。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那时候我们办的案子，相当数量至少在程序上是不合格的。那时候搞执行，一声令下便一拥而上，斗勇赌狠式的强执，居然没留下太多后遗症。那时候也有信访，但在积威之下，当事人远没有后来这样气势如虹、反客为主。

权利场能量守恒此消彼长，一个公权率性的时代，必不会是尊重权利的时代。伴随整个国家前进的步伐，卸下肩章、大盖帽之后的法院，残留的半军警化色彩越来越淡，回归文官定位的法官，身上的霸气越来越少。新世纪以来一直走在探索前沿的法院，一路倒逼式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正是使法院成为如今最接地气、痛感最强的部门之一。问题是，我们被倒逼着进步的速度，仍然远远跟不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这其中必然会有冲突，有痛苦，有妥协，有憋屈。权力谦抑，自然听得见骂声；霸气横溢，才会受不了抱怨。在公权部门的权威与信任度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下，我不认为法院在舆情冲突中灰头土脸，是一件多么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更不认为，律师针对法院的冲撞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因为律师唯一的依仗，正是我们共同的饭碗——法律。

所以，我们在心底一直念念不忘的，或许不是曾经的岁月静好天下太平，而是全社会大步向前的进程中，公权部门正在流逝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强势”，而这，正是改革的刀锋所要破除的领域之一。如果说我们正处于一个难堪的“灰土时代”，那一定是民众开始权利觉醒的黄金时代。既如此，不妨重拾初心，丢掉矫情，有话好好说。

（摘自《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