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翠云

乔治·奥威尔：超越现实的真实性

□唐翠云

罗丹在《艺术论》中说过：“在艺术所谓丑的，那就是虚假的，做作的东西。”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寓言小说作为艺术的一个种类，真实性自然也是寓言小说情节的生命。这种真实并不仅限于在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在想象的合理范围内发生也可以。正如劳伦斯所说：“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这中艺术真实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两部力作《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都以现实的政治事件和奥威尔的真实经历为背景的政治寓言小说，描述了奥威尔想象中的极权世界，写出了奥威尔对政治向极权发展的隐忧。

寓言小说的真实性首先表现为小说的情节设置从生活出发，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好的寓言小说必定与生活紧密相连。在为乌克兰文版《动物农场》写的序中，奥威尔谈及了自己创作《动物农场》的起因。1936年，奥威尔携新婚妻子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内战，却卷入了联合阵线内部的内讧，而联合阵线的党派之争恰恰源自苏联的致使。奥威尔从此痛恨苏联，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被集权主义者所操纵，而他本人有义务要揭露真相。西班牙回来之后，奥威尔开始构思一个故事，但具体细节没有形成。直到有一天当他看到一个小男孩牵着一匹大马走在狭窄的小道上，并总是在那匹马想转弯时使劲用鞭子抽它，这使奥威尔意识到，如果这些牲口了解自己真正的力量，人类就无法控制它们。而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由这样突闪的灵感出发，奥威尔从动物的角度，描写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农场起义。冷战期间在西方艺术形态的解读之下，小说中的斯诺鲍与托洛茨基、拿破仑与斯大林都一一对应了起来。奥威尔自己在1945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我不知道《动物庄园》是不是肯定出版了。如果事实上还没有开印，我还想对其中的一个词作进一步的修改。在第八章(我想应该是第八章)中，当风车被炸掉以后，我这样写道所有的动物，包括拿破仑，全都大惊失色。'我想把它改为‘所有的动物，除了拿破仑外，全都大惊失色'。如果书已经付印，那就不值得再麻烦了，但是我想该个改动可能对J.S(约瑟夫·斯大林英文首字母)更公正，因为在德国进攻苏联期间，他的确留在了莫斯科。”这封信说明了《动物农场》的创作和俄罗斯革命关联的密切。对于《动物农场》中很多情节的真实性，奥威尔则承认有些情节的确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奥威尔并不是照搬历史事实，而是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使之更符合寓言小说创作的精粹化特色。这种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创作在《一九八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一九八四》描写了处于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伦敦。小说中描述的战后大洋国的现状和经历了二次大战后的英国非常相像：“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主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化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化脏木房子的地方。”这种荒败顽废的景象相信会让很多经历战争的人感同身受。

另外，小说描写的很多伦敦的建筑物也是按现实情况来写的，读者可以轻易的一一对照起来。奥威尔把二战期间的牛津街写进《一九八四》，熟悉伦敦的人一下子会对书中的描写感觉似曾相识。例如，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其内部结构与奥威尔工作过的英国广播公司在牛津街的演播室基本一致。而温斯顿的住所则与1948年破旧的市建公寓套房十分相像。以前的反乌托邦式小说，无论是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还是扎米亚京所写的《我们》，都很难使读者觉得故事的发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此接近。《一九八四》的独特魅力在于：它描述了一个夸张化了的战时伦敦，使读者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极权笼罩下扑面而来的压抑与窒息。

只有通过艺术化的处理，这种真实性才能易于或者乐于被读者感知。虽然奥威尔政治寓言小说的主题和思想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形式，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其中的艺术成就。奥威尔在保证作品真实性的前提下，渗透了很多自己的主观成分在里面，使作品又超越了现实世界，不至于变成一部冷冰冰的政论。小说中著名的老大哥的海报与一战期间的一张海报极为相似，里面主人公是满脸胡须的军人基切耐爵士，伸出一个指头，下面写着一行字：“国家需要你”。”小说第一句“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不深入研究，该句话似乎司空见惯，很平淡无奇。然而十三在西方国家是不吉利的象征，钟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敲十三下，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就将整部作品带入一种诡异的气氛中。奥威尔通过这种简单的钟点增减，告诉读者小说描写的不是一个真实中的世界，然而世界的改变就如这简单的钟点的改变一样，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恐怖的极权统治下的社会就会变成现实。小说中的极权社会的环境也让人恶心、难受，在极权的统治下，人们的生活贫穷寒酸：“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没有够吃的东西，袜子和内衣裤总是有破洞的，家具总是破旧不堪的，房间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不暖的，地铁总是拥挤的，房子总是东倒西歪的，面包总是深色的，茶总是喝不到，咖啡总是有股脏水味，香烟总是不够抽——除了人造杜松子酒以外，没有东西是又便宜又多的。”

从社会环境的描写中，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极权社会的压抑与破败，同时奥威尔对极权社会的厌恶与排斥也跃然纸上。奥威尔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艺术加工，写出了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的极权环境。奥威尔创作这部小说是1948年，与小说的书名仅是数字的颠倒，是现在写未来的创作，虽然现在的读者再读到《一九八四》时，已经很自然的将其当作过去的小说，然而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一部预言小说。奥威尔使用了过去时态描写了未来，给人一种创作上的真实感。

总之，奥威尔从现实的环境获得灵感，运用过去时态，通过再现、修改和重现读者有意识或无意识中业己熟知的景象来构建小说情节，并在其中融入自己的审美倾向，将读者带入，到类似现实却又不同于现实的世界中去。

(唐山师范学院)

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英语教学改革重点项目”（1006005）、“河北省唐山师范学院院内科研基金项目”（06C1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