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

张中笑，1940年生于贵州天柱县，侗族。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副会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重庆长江师范学院兼职教授、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民族音乐研究会主要创始人，长期担任学会领导工作。在《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等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文章《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思绪录》《歌乐民族音乐学分类中的新成员》《民族音乐学与贵州》等数十篇；主编出版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贵州民间音乐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等论著；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词典》（戏剧分支副主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贵州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常务副主编）的编撰；发表了歌剧、舞剧（蹈）、影视、声乐作品300多件，获省级以上奖60余次；《园里牡丹芍药》获1990年文化部首届群星大奖，《拉太阳》获2000年首届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五个一工程奖，《黄果树瀑布》获2008年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十大优秀歌曲奖。

音乐时空：您是怎样从一个普通的侗族农村娃成长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工作者的？

张：我出生在号称“歌海”的黔东南侗乡天柱，是侗族北部方言区音乐文化的中心地带，耳渲目染，从小就喜欢吹拉弹唱。小学、中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音乐活动，学习过竹笛、二胡等乐器，经常参加学校的乐队演出，深受老师喜爱。1956年贵州民族学院附中音乐科到天柱招生，我顺利考取，到民院后，随龚克老师学习中提琴，期间班上有六名同学学习作曲。某一天，其中一位学长见我有兴趣，就拿了一首歌词让我试试，并给我讲了一点作曲知识。于是我创作了第一首歌曲《青山坡下一条河》。傅天满老师看后觉得比较满意，还推荐到《苗岭之声》发表。由此也激发起我学习作曲的欲望，经系领导批准我改为作曲主科。1959年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理论作曲专业学习，先后师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王也夫、中央民族歌舞团麦丁及中央音乐学院杜鸣心、吴祖强先生学习，还向当时的重要民族学院艺术系音乐科主任关也维学习民族音乐研究。1964年本科毕业，主动要求回贵州工作，分配到贵州省歌舞团，由此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工作者。1972年调入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现贵州省文化馆）工作直至退休，多年来还曾兼任多所大学的教学工作，曾任硕士生导师等职，一辈子从事音乐创作、研究和音乐教育。

音乐时空：有人说您是搞创作的，有人说您是搞研究的，那么，您主要偏重于哪一边？您对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怎么看？

张：准确的说，我的前半生创作较多，后半生研究较多，这两项工作并不矛盾。懂创作对研究有帮助，反过来，研究又可促进创作、滋养创作，相辅相成。要说不一样的话，那是音乐创作多反映现实的生活，音乐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各民族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扬，两者都很重要。

音乐时空：大家都知道您创作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是什么使您能够拥有源源不断的灵感，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创作历程吗？

张：贵州丰富的各民族传统音乐资源，可以说是我创作的源泉。生活的环境以及求学后随老师们下乡采风，接触了许多贵州少数民族的音乐，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等传统音乐的风格在我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感情真、旋律美、风格浓”成了我创作的一种追求。粉碎四人帮后到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思想禁锢被打开，当时的感觉真的像来到了春天，生意盎然、百花齐放。各种民俗活动逐步恢复，各种新事物也层出不穷，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当时全国各种歌曲创作征集活动频繁，我也正好处于一个创作的高峰，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反过来也鼓舞了我的创作热情，不断写出新作品。

音乐时空：在您这么多年的创作道路上对您影响最深的人是谁，能简单给我们说说吗？

张：在歌曲创作方面，对我影响较深的人是罗斌（编者注：我省著名作曲家），他专注于歌曲旋律写作的规律和方法之研究，并付诸于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是我省获得全国性大奖（歌曲创作）最多的作者。当时省内音乐界曾戏传：省里歌曲评奖的一、二等奖总是非罗即张，要么就是非张即罗。后来有一次我俩聊天时达成一个共识，以后少参加省内的征歌，给基层的年轻同志多一些展现的机会。可惜他去世早了点，我想，他心中一定还有许多美妙的旋律还未来得及展现出来。

音乐时空：在您的众多作品中您最喜欢哪一个，它背后有什么对您影响深远的故事吗？

张：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创作于80年代早期的《黄果树瀑布》这首歌。黄果树是我省的一个代表性景点，我多次去过，也深受其影响和震撼，一直想写一首歌表达一下自己对黄果树瀑布的感情，又似乎一直缺点什么。某一天，当时的词作者阮居平拿着写好的歌词找我，说“有一个很好的女高音要参加全国大赛，需要一首合适的作品，我这里写了一首歌词，你看看有没有灵感？”我接过歌词读了读，欸，挺不错，写得很形象，很生动，我长期积累的乐思好像一下子从脑中迸发出来，奔腾而出：7.6 6--……不到两小时就写完了全曲。此后，王跃珍（即那个参赛者）凭借此曲获首届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赛三等奖（第四名）一举成名，此歌也逐渐流传开来。后来，《歌曲》编辑部通知要刊登，省电台也录制报送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的展播等等，在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8年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的美声组决赛时，10人中竟有5人选唱此曲，一时传为美谈，可见歌手对这首歌的喜爱。此歌在该次赛事中获得“十大优秀歌曲”，也成为了我的代表作。

音乐时空：贵州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您先从事创作，后从事研究，请问，贵州的民族音乐给了您怎样的帮助和启迪，它应该怎样发展下去？

张：贵州是民族音乐资源大省，贵州音乐事业的发展，千万不能丢掉这个优势，不管是创作还是研究，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都为我提供了无数的基础和素材，越深入下去，你会感觉收获越多。贵州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重要的是保护与传承，虽然各级政府、机构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还未能真正的或者说足够的重视。近几年不时的听说，哪里的民间艺人XXX又不在了，一听到这种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总是：他（她）是唱什么歌的？是否还有传人？这门艺术是否会消亡？而答案有的是：“哦，还好，有传人，他的资料也基本保留下来了”，有的答案却是：“啊，可惜了，还没来得及去给他（她）录音、录像，找不到传人了，太遗憾了”……对民间艺人的抢救一定要落实到人，因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多半是口口相传，也就是人的传承。一定要争取把那些著名的、或者说已被评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艺人们的表演，专业的录制下来，进行数字化的保存，并整理归档，遗留后人。这真是一件流芳百世、功德无量的事情，是为我们、为子孙不断根，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在多少年后找不到祖先了。

音乐时空：由您主编的《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萃》先后获得贵州省政府文艺奖和中国音乐金钟奖，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张：贵州的音乐事业在全国来说相对落后，贵州的优势就是“民族音乐研究”，获奖正是这个优势的体现。该书能从全国几十所高校、研究院所的上百件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拿下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奖项——中国音乐金钟奖，是和我们有一支默默奉献、团结奋进的研究团队分不开的，可以说是圆了几代贵州音乐人的梦想。这拨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组织编撰四大音乐集成开始，从事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各处一方而又分工合作，几十年来，跋山涉水，默默耕耘，撰写了几百篇论文和专著，成果突出，在全国的民族音乐界享有盛誉，许多都从当年的无名小卒成长为了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也说明了只要我们静下心来，努力工作，扎根民间的同时又要关注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要有开拓的视野和高度，敢于创新、敢为人先，贵州的音乐事业还是大有可为的。

音乐时空：您曾常年下乡采风，留给您印象最深或者说触动最大的是什么事？

张：从音乐创作和民族音乐研究来说，下乡采风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只有深入民间，多听、多看、多问，你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乐思，熟悉各种音乐风格，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或研究中来，闭门造车是不可能的。在采风中，你能听到、了解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对于民间音乐，看谱面和听现场，完全是两个概念，许多东西在谱面中是反映不出来的。采风中要多和民间艺人交朋友，同吃、同住、同行，特别是要尊重他们，他才会愿意和你交流，把心里的秘密、宝贝讲出来。

以下是我的两段采风往事：

其一：1990年，我和著名书画家杨念一，著名词作家、诗人阮居平，著名舞蹈家、扮演喜儿的贵州第一人李慧敏，著名侗族音乐家龙廷才，以及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十余人到清水江畔的侗族古寨三门塘采风。我们一到寨门口，就遇上了几道拦门酒，侗家人待客的热情，盛满在酒杯里，浸透在歌声中，让我们未饮先醉。我们被分配分别住在侗族老乡的家中，我与居平住在一起。一进房内，侗家自制的双人木床，上面堆放着整洁的侗布制作的被辱床单，十分温暖与亲切，我心中默念着：到家啦！

当天晚上，由寨上共同招待我们吃晚饭，不过很特别的是，据主人介绍说：“按侗家人的习惯、寨上来了贵客，大家是要来‘邦盘的”。县里来的人忙解释说：“就是各家逗（凑）菜共同请客。”这一点，我是了解的，其他几位同行会意的看着我，点点头，好像有了新奇的发现，似乎在说“原来是这样。”

桌上盛满了侗家的佳肴，有些一时也说不上菜名来，那自制的腌鱼、腌肉、油炸米扁（糯米制作，香甜味）吃得满咀满香，主人热情的劝酒声，身着民族盛装的妇女们激越火辣的敬酒歌，真让你如醉如痴。酒到嘴边，推卸不得，不胜酒力的我明知要醉，醉也愿喝！那种感受，真叫你一辈子也忘不掉……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正想出门走走看看，一位老者登门来访，原来是一位退休在家的小学校长，自报姓杨，我就拜他为老师，见到他，我心中特别高兴，心想，一切疑团皆可解开了。他说：“我是来接你到家吃油茶的。”我知道，油茶，是侗家人待客的早茶，一提油茶，我就似乎闻到了他那香喷喷的味道，真叫人馋涎欲滴。不过我还是对他说：“天还早，先出去走走吧！回头再上你家吃油茶，”他欣然点头。我们沿着寨中的青石板路边走边谈，不时有妇女招呼：“同志，请进来吃油茶”。那种纯朴自然的热情，令我心里感到甜蜜蜜的。

吃过油茶，杨老师听说我想听当地侗歌的愿望后，特意请来当地几位有名的青年歌手，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知道，这里是清水江边，流行的应该是天柱玩山歌调中的“河边腔”，我惊异的是，他们竞然非常熟练的唱完“河边调”后又同样熟练的唱起了“高坡腔”“后山洞腔”，几乎天柱各地侗族的各种歌，他们都会唱。“怎么这么多地方的歌，你们也会唱啊？”他们说：“怎么不会？现在交通方便了，赶场、走亲戚、各种歌会，我们的歌手都能碰上，都能在一起交流、互相学习，再说啦，他们高坡有姑娘嫁到我们这里来，或者他们的后生，来讨（娶）我们这里的姑娘去，人一走动，歌（声）也就跟着走动了。”

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文化交流方面的特征。

结束了在三门塘几天的活动，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令我今生难忘的小寨了，真没想到，全寨的老大伯、大妈、妇女、儿童，倾寨相送。在热闹的鞭炮声中，身穿节日盛装的妇女们拉着我们每个人的手，一边送出寨门一边唱着那略带悠伤的送别歌，歌声撩拨着我的心灵，那难分难舍的情意，我的眼泪尽滚滚流下，泣不成声，心也碎了；小孩子们簇拥着几天来辅导他们的李妈妈（孩子们这样亲切的称呼李慧敏老师）。更没想到，出了寨门，热情的人们居然并未止步，跟随一起登上了开往远口镇的大小船上，上了木船，歌声不断，抽泣声不断，真是唱哭了几船人，唱哭了一江水啊。那天正逢远口赶场，这些唱着送别歌的妇女和儿童们，在那拥挤的乡场上，旁若无人的簇拥着我们，一边哭一边唱，赶场的人群全被吸引了过来，在场坝上不知又唱了多少时间。可是，歌声再醉人，亲情再醉人，我们总是要走的啊，最后我们上车时，车子启动那一会儿，我的眼睛已被泪水挡住，说什么也看不清那渐渐远去的、令我牵肠挂肚的脸庞……

回到县里，四大班子的领导者们，硬是停下了手上的工作，一起来看望我们。宴请过后，驱车远送我们离县城20多里……

几年以后，有人再去三门塘，村民们还向他们介绍，那年张老师他们来，离开寨时，张老师哭了，哭得很伤心……

其二：1999年我到独洞采访侗族“乐班”。这里简述一下我们受到的礼遇，那又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所说“夜晚”即就是指我们采录结束后的晚宴及充满浓情的送别。

晚宴自然是极富特色的，侗家的腌鱼、腌肉、米酒，糯米饭（手抓），还有敬酒姑娘们唱的歌……几位乐手汉语水平很低，很难用汉语完整表达一组完整的话语，好在同行中有著名的侗族歌师吴定邦，由他一一翻译过来，倒也能沟通交流，但是我明明看到了乐手们想用汉话表达他们内心热情的强烈愿望，长久响在我耳边的那句“你们教我们汉话，我们给你们拉曲子”。那种难以言表的热情，就隐藏在这句挚朴的话语中。

饭后要告别了，从他们居住的半山腰，要摸黑走到山脚下的平地上，还要过一条小溪，天上又下着小雨，摸贯了山路的他们，当然不在话下，可我们这些住贯了城里的人，这点困难却真是寸步难行了。在忽明忽暗的火把的昏暗光影中，他们便一个挽扶一个的把我们送到了山脚下。忽然间，看到一位老者（乐手）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串鞭炮，在依依惜别声中，他点燃了鞭炮，那清胞的鞭炮声，好象在告诉那住在周围山上的侗胞们：尊贵的客人要走了，给他们送行啊！我们一一拥抱，依依惜别，含着热泪，汽车起动了，走远了……微风还不停的送来“介（再）来”“介（再）来啊”的呼喊声，这声音划破长空，伴随着我们离开了这叫人不能忘怀的侗寨。

回到住地，我们几人谁也没有睡意，坐在火塘边尽情回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我们为乐手们的深情厚意，更为我们对“乐班”的发现，乐班演奏的乐曲而兴奋不已。过去人们常说，侗族音乐极丰富，就是极少器乐曲，所有的本族乐器如果给、贝巴、侗笛等也只是为歌唱伴奏的。可对“乐班”的发现，我们便可以向世界宣告，侗族也有极其丰富的民间器乐曲，也有着别具特色的器乐文化。我们彻夜不眠……

后来由本人记谱的几十首“乐班”演奏的合奏曲被收进了《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贵州卷》。

音乐时空：作为贵州本土的音乐家，您对于贵州音乐创作和研究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对年轻一代的音乐工作者们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张：我个人觉得，贵州的音乐发展离不开民族音乐，在创作方面，还是应该走民族化的道路，一定要深入下去，吃透、学透，千万不能浮躁、急功近利。对于研究来说，要积极掌握学界的最新动态和信息，保持与外面的联系，积极参加各种交流活动。创作、研究两方面都要在发掘、保护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创新。同时，也希望省民委、省文化厅、省文联等有关领导机构和社会各界，切莫放松对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项目和人才的支持和培养，特别是在传承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要充分保护好、利用好我们的优势，使祖先留给我们的这笔财富发扬光大，源源不断，创造出新的价值。对于年轻人来说，自觉地爱护和传承我省多彩多姿的民族民间文化，充分地挖掘它、利用它、发展它，是我们贵州人义不容辞的责任。